于 平

一、《高粱魂》在“‘88’舞剧观摩研讨会”爆出冷门

笔者知道王举的那年，他一夜爆红——那是在1988年北京的初秋时节，中国舞蹈家协会正主办“‘88’舞剧观摩研讨会”。这一年的第11期《舞蹈》杂志，在“卷首语”《多彩的交叉》中指出：在中国，舞剧作为舞蹈艺术的高级形式，从《罂粟花》到《宝莲灯》已经实现了从鲜为人知到家喻户晓的转变，而《丝路花雨》与《铜雀伎》的问世则更是对舞蹈界的内外部都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说明其发展速度和数量皆令人叹为观止，但即便有着快速的发展，我们也不得不审视从概念、理论、形式和手法中衍生出来的种种不同的观念、观点。［1］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舞评家之一胡尔岩的《“研讨会”随记》既解释了理论的困惑，更道出了对实践的兴奋。她谈道：芭蕾艺术兴衰更替，如今已是世界级的舞蹈文化瑰宝，探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动作符号体系较为系统、稳定，美学标志则以足尖为鲜明特征，课堂教材的完整度和稳定性也较高。［2］14反观我国的民族舞剧，从创作层面而言，动作符号体系尚未形成系统性；从教学层面而言，各有各的高招来构建教材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但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舞蹈家们似乎都在围绕“创新”而探索，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创新是对稳定模式的突破与发展，若自身本无定型之说，那么“创新”又从何谈起？［2］14—15但很快胡尔岩就“随记”了自己的“惊喜”，她指出：大庆市歌舞团的《高粱魂》在“‘88’舞剧观摩研讨会”上爆出冷门，由于该作品的出现令人始料不及，因此越发显得突出和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