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哈佛文学史》）的长篇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何为文学史”与“文学史何为”的“大哉问”。这不仅是任何一部优秀文学史都应有的文学本体论与历史诗学的问题意识，也体现了作者在西方“后学”语境下如何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自觉。尽管王德威特别强调了作为理论资源与灵感来源的太史公的编年纪传体和钱锺书的“管锥学”，但是从全书结构和内容来看，西方后现代理念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明显地支撑着这部文学史的整体编撰结构。100多篇体例迥异的文章星罗棋布，该书英文版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共有155位编撰者，收入161篇文章，大陆版则替换了将近20篇，繁体版则将删除和增补的一并收入，共有184篇。编年史的宏大叙事在复数的“小叙述”中消解殆尽，“星座图”上的叙述片段取代了连贯的历史叙述，刻意强调“文学性”的“众声喧哗”盖过了文学史的谨严法度。现代中国的“文”与“史”也在持续的互证中完美地进入了本雅明的版图和巴赫金的想象。见王德威：《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21。本文所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容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这样的尝试与实践，一方面在文学现代性的历史书写中追溯中国传统“文”与“史”的对话关联，另一方面在“世界中”的后现代叙述实验中似乎再次印证了传统文学史的“没落”，René Wellek，The Fall of Literary History，in Reinhart Koselleck/Wolf-Dieter Stempel（Hg.），Geschichte-Ereignis und Erzhlung（München：Fink Verlag，1973），S.427-440.两者之间构成了有趣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