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Elisabeth Glück，1943—）关于诗人名字的翻译，目前比较通行的有路易丝·格吕克、露易丝·格吕克、露易丝·格里克和露易丝·格利克等多种，除引文中的名称外，本文统一采用露易丝·格丽克这一译名。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匈牙利犹太裔女诗人，自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以来，已先后出版了14部诗集和两部诗论随笔集。14部诗集如下：1968出版的《头生子》（Firstborn），1975年出版的《沼泽地上的房屋》（The House on Marshland），1980年出版的《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1985年出版的《阿克琉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1990年出版的《阿勒山》（Ararat），1992年出版的《野鸢尾》（The Wild Iris），1995年出版的合订本《最早的四本诗集》（The First Four Books of Poems），1996年出版的《草场》（Meadow Lands），1999年出版的《新生》（Vita Nova），2001年出版的《七个时代》（The Seven Ages），2006年出版的《阿弗尔诺》（Averno），2009年出版的《乡村生活》（A Village Life），2012年出版的合订本《诗1962-2012》（Poems 1962-2012），以及2014年出版的《忠贞而高尚的夜晚》（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两部诗歌随笔集为1994年出版的《证据与理论：诗歌札记》（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和2018年出版的《美国原创：诗歌笔记》（American Originality：Essays on Poetry）。骄人的创作成就使她先后斩获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界奖、波林根奖等荣誉，并一度被推举为美国桂冠诗人。2020年，格丽克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迅速吸引了全球读者的目光。中国诗坛对格丽克的关注较晚，在诗人出版首部个人诗集20多年后才翻译发表了她的单篇作品，近50年后才翻译出版了她的诗集。尽管如此，格丽克在中国还是赢得了一定的读者和评论者，通过对其译作及研究文章的解读，我们能清晰地勾勒出这位女诗人在中国的“旅行”地图及形象建构，并发现在跨文化交流中诗歌翻译和接受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

一、格丽克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始于20世纪晚期，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其作品基本上被完整地引入中国，除各大诗歌刊物刊登了大量译作外，还有三本诗歌译作集公开出版或作为内部资料印行。参与格丽克诗歌翻译的译者主要有柳向阳、彭予、范静哗、周瓒、舒丹丹、毛凌滢和殷晓芳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格丽克及其诗歌开启了不同寻常的“中国之旅”。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

格丽克作为诗人，其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坛的时间是20世纪晚期。1989年7月，彭予翻译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77位诗人的335首作品，其中有格丽克（当时译名为“路易斯·格拉克”）诗歌4首：《都是圣徒》《诗》《苹果树》《哀歌》。虽然译作数量较其他入选诗人而言较少，但这却是格丽克的作品首次被翻译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译者对格丽克的诗歌风格做了简要的概括：“格拉克深受自白派传统的薰沐，注重披露作为一个妇女的心情感受。她的诗使用的是一种朦胧，甚至支离破碎的风格，冷峭、幽密、笔调细腻，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和艺术原生美。”《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第593页，彭予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自此，格丽克以诗人的身份，带着她对诗歌形式方面的艺术探索，开始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1996年7月，《兰州大学学报》发表了脱剑鸣撰写的《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一文，“路易丝·格吕克”在文中被认为是支持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创作的“知名的中老年诗人”之代表。脱剑鸣：《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格丽克被译介到中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始终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直到2003年她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后，中国学界才又向她投去关注的目光。2003年12月，《外国文学动态》发文《路易丝·格吕克：美国的新桂冠诗人》来介绍格丽克，这是中国最早专门详细介绍她的文章。该文追述了美国桂冠诗人的由来及职责，认为格丽克见证了美国诗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风云变化和多元共生之现状，并从如下几个方面归纳了格丽克诗歌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首先，格丽克的诗歌“体现了自传抒情诗人的文学趣味，她把自己爱情婚姻家庭的不幸体验诉之于短小的诗行，同时又带有自身的女性视角”，但格丽克“本人的不幸婚姻带给诗歌的失望、孤立、抛弃、离异和家庭婚姻不和的灰色主题与辛酸意味”，又使她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诗人产生了差异;其次，诗人善于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来表达现实婚姻的危机与痛苦，“把古代和当代结合，赋予了诗歌历史深度”;第三，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格丽克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她的诗歌语言注重口语化，她说诗歌智慧和才能的标志是对语言的激情，她喜欢把内心情绪蕴涵在无言的、简洁的、暗示的、静默的词语中，因为她认为无言的诗行、省略的空白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暗含丰富的内容”。杨锏：《路易丝·格吕克：美国的新桂冠诗人》，《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6期。这虽是第一篇专门介绍格丽克及其诗歌的文章，但它关于其作品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叙述无疑是精准的，让中国读者认识了一位利用神话故事来表达女性特有之忧伤的美国诗人，一位注重诗歌语言及其张力的诗人，这奠定了格丽克及其诗歌在中国接受的基础。

21世纪初年，格丽克诗歌开始被翻译发表在中国的诗歌刊物上。2004年11月，《诗刊》“新译界”栏目以《露易丝·格吕克诗三首》为名发表了周瓒的译作，译诗前附有关于诗人作品出版和获奖的详细介绍，这3首诗是《变形记》《高山》《夏》，由此大体可以窥见诗人创作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变形记》通过刻写疾病缠身的父亲来表达诗人对死亡、爱和生命的体悟;《高山》是通过西绪弗斯的故事来表达在艺术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上，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虚无而没有止境的幻象;《夏》是爱情和生命的咏叹调，表明再美的爱情和再强盛的生命到了最后，都会变成“柳树吊垂的叶子/泛黄了，飘落了”。Louis Glück，Poems 1962-2012，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p.160.格丽克诗歌翻译发表规模最大的一次应该是2008年3月《诗歌月刊》推出的“露易丝·格丽克诗选”，共计发表了柳向阳译的14首诗歌，除第四部诗集《阿克琉斯的胜利》没有作品被选译外，此次发表的译诗几乎涵括了格丽克当时已出版诗集的代表性篇章。具体如下：第一部诗集《头生子》中的《芝加哥列车》，第二部诗集《沼泽地上的房屋》中的《万圣節》，第三部诗集《下降的形象》中的《溺死的孩子》，第五部诗集《阿勒山》中的《幻想》，第六部诗集《野鸢尾》中的《晚祷》，第七部诗集《草场》中的《赛壬》《喀耳刻的神刀》，第八部诗集《新生》中的《乳酪》《新生》，第九部诗集《七个时代》中的《岛》《感官的世界》《月光》，第十部诗集《阿弗尔诺》中的《十月》《漂泊者珀尔塞福涅》等。因为基本涉及了格丽克所有诗集中的作品，“露易丝·格丽克诗选”中的译诗也首次在中国展示了格丽克诗歌创作的概貌，读者不仅感受到了她诗歌的魅力，也从中看出诗人创作风格的历时性嬗变。2008年9月，《诗选刊》“译林”栏目推出柳向阳译“露易丝·格丽克诗选”，包括《山梅花》《爱之诗》《时间》《晚祷》《棱镜》。2009年3月，柳向阳翻译诗《十月》《来自一份杂志》《新生》《宁静夜》《幻想》，以《露易丝·格丽克诗五首》为题发表在《译林》第2期，再次证明了译者在格丽克诗歌翻译道路上的坚持和成就。

2010年后，格丽克诗歌断断续续地被翻译到中国诗坛。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诗坛对格丽克诗歌的翻译似乎成为柳向阳个人的“独舞”，他的翻译作品艰难地支撑起格丽克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现状。2010年8月，《诗江南》在“境外译介”栏目中发表了柳向阳译诗5首：《夜徙》《十月》《漂泊者珀爾塞福涅》《火山湖》《回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诗潮》在8月号“国际诗坛”栏目发表了柳向阳翻译的格丽克诗3首：《夜星》《望远镜》《青春》。这组译诗被《诗选刊》2010年9月号“翻译诗”栏目选登，证明格丽克在中国诗坛逐渐赢得了声誉，也证明了柳向阳的翻译获得了诗界的认同。2010年11月，《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在“名诗之旅”中推出了柳向阳译诗《岛》。2012年8月，《长江文艺》在“诗空间”栏目发表了柳向阳译诗5首：《月光》《画眉鸟》《海滨之夏》《幸福的缪斯》《自传》，这也是综合性文学期刊首次刊登格丽克的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格丽克诗歌慢慢被更多的中国读者接受和喜爱，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柳向阳译的《新生》一诗在2013年4月被《中国三峡》作为“刊首语”，启示读者珍爱生命。这首诗之前曾在《诗歌月刊》和《译林》上发表过，足见其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2014年2月，有研究者专门撰文谈《新生》所蕴含的“生命之美”，认为“尽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新生所带来的美好的遐思”，万丽君、熊伟华：《生命之美的诠释：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新生〉》，《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这才是格丽克创作此诗的题中之义。《新生》同时还表达了格丽克豁达的生命观。2014年7月，《世界文学》刊出了柳向阳译自格丽克最新诗集《诗1962—2012》中的12首诗：《繁花盛开的李树》《神话片段》《责备》《不可信的说话者》《冬天结束》《花园》《银百合》《别离》《忠诚的寓言》《燃烧的心》《爱洛斯》《忠贞的神话》。这是柳向阳2008年3月在《诗歌月刊》发表格丽克14首译诗以后，中国诗歌界又一次隆重地推出他翻译的格丽克的诗作，17个页码的译作加上前面7个页码的评论，柳向阳用自己的翻译和解读为中国读者全方位了解格丽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推动了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2015年后，格丽克的诗歌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完整的翻译和出版。《中国三峡》“刊首语”在2015年2月选择了柳向阳翻译的《幸福的缪斯》。2015年7月，《江河文学》发表了柳向阳译诗4首，包括《责备》《不可信的说话者》《一则故事》《冬天结束》，除《一则故事》之外，其余3首均于2014年7月在《世界文学》上刊登过。《中国三峡》从2016年6月至10月，连续5期刊登了柳向阳译的译诗，虽没有标出诗歌的名字，但经查证依次为格丽克的《野芝麻》（6月、7月）的最后一节、《许愿》（8月）和《静物》（9月、10月）。2017年至2018年，除了柳向阳翻译的格丽克一篇演讲稿《诗人之教育》外，只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两篇谈翻译与北美文学的论文提到了格丽克的作品。这篇硕士论文是Love，Soul and Death in Louise Glücks Averno（Huang Bingy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2017-05-01），两篇论文分别是樊宇婷：《“我被她引领”：“〈翼〉诗群”翻译与写作的互文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和王红丽：《1980年以来北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10期）。2019年，《视野》第5期发表了柳向阳翻译的《别离》，《师道》第10期“海外撷片”栏目摘录了柳向阳翻译的《诗人之教育》中的片段，该作最初发表在《四川文学》2017年第1期上，再现了诗人对语言的特殊理解。21世纪20年代后半期是格丽克诗歌翻译的成熟期和丰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出现了3种格丽克诗歌的中文译本。宜昌新诗学会于2015年推出“坐标诗丛”，出版了柳向阳翻译的《露易丝·格丽克诗选》，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的格丽克译诗集。2016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了格丽克的两部译诗集，除主要译者柳向阳之外，范静哗也参与了少量作品的翻译。其中《月光的合金》收录了格丽克的4本诗集，包括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野鸢尾》《草场》，获得“纽约客”诗歌图书奖的《新生》，以及列入普利策诗歌奖短名单的《七个时代》，应该说诗人创作成熟期的重要作品都包含在《月光的合金》这部译诗集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完整收录了获得新英格兰笔会奖的《阿弗尔诺》与列入格林芬诗歌奖短名单的《村居生活》，同时还精选了诗人早期的5本诗集《头生子》《沼泽地上的房屋》《下降的形象》《阿克琉斯的胜利》《阿勒山》中的主要作品，应该说这部译诗集代表了格丽克早期和后期诗歌创作的成就。这两部中文诗集相映成趣，比较完整地收录了格丽克的诗歌作品。

除上文提到的彭予、周瓒、柳向阳和范静哗之外，还有其他几位译者加入到格丽克诗歌翻译的行列。2009年1月，舒丹丹在《诗歌月刊》的“国际诗坛”栏目以《露易丝·格吕克诗选》为名发表了《晚祷》两首，以及《风景》《万圣节》《哀歌》《时间》《信使》，其中《万圣节》《晚祷》和《时间》是复译，表明译者对原诗有不同的理解，或对相同的诗情有不同的汉语再现。毛凌滢对格丽克诗歌的翻译和介绍也推动了格丽克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诗歌》2011年第8期发表了她翻译的格丽克诗歌《新生》《晚祷》《母亲与孩子》《信使》《致秋天》《冬末》《神话片段》《榆树》《花园》《诗篇》《野鸢尾花》，这是除柳向阳的翻译之外，最大规模的格丽克诗歌翻译。而且毛凌滢在译作之后还附有《桂冠诗人格里克及其诗歌》的介绍文章，指出格丽克诗歌具有四个特点：首先，细致敏锐地表达爱情、生育和死亡的主题;其次，“诗句精炼、诗行短小，简短的文字仿佛要字字直入人的意识深处，其文字看似简单、朴素，背后表达的意义却很复杂深刻”;第三，意象选用自然而又出人意料，很容易让人从瞬间的感知滑向抽象的词语;第四，将圣经故事、神话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毛凌滢：《桂冠诗人格里克及其诗歌》，《中国诗歌》2011年第8期。同样是在2011年，彭予以《路·格拉克诗六首》为题，在《世界文学》第5期“美国桂冠诗人诗选”栏目中翻译发表了格丽克的诗歌《都是圣徒》《画像》《诗》《苹果树》《哀歌》《花园》。2013年3月，殷晓芳在《外国文学》刊登了9首译诗：《野鸢尾》《原野之花》《诺斯托斯》《佛玛吉奥》《陈旧的断章》《预兆》《黄昏》《蚯蚓》《燃烧树叶》。殷晓芳不仅是格丽克诗歌的翻译者，也是其诗歌的研究者，她先后发表了3篇研究格丽克诗歌的重要文章：2013年3月，《“反对诚实”：格里克抒情诗歌的实用主义》一文认为，格丽克的创作一直处于重复和变化的张力状态，其作品是对现实经验进行的秩序性重构和对抒情诗歌的当代命运做出的批判性反应，是“对浪漫主义抒情诗歌进行了实用主义的改造”。殷晓芳：《“反对诚实”：格里克抒情诗歌的实用主义》，《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2015年2月，《界限经验：格里克诗歌的疯癫在场与差异哲学》一文指出：“通过利用他者之镜反观人类并借助进入‘黑暗和‘泥土等否定路径‘生成他者，格里克的诗歌为人之存在谋划出一种理性与疯癫、同一与差异浑然一体的状态，书写了福柯式的当代疯癫生存美学。”殷晓芳：《界限经验：格里克诗歌的疯癫在场与差异哲学》，《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2017年3月，《断裂与反讽——格里克神话诗歌的游牧路线》主要观点是，格丽克“以仪式思维和游牧路线对古典神话实施了再语境化的重构”。殷晓芳：《断裂与反讽——格里克神话诗歌的游牧路线》，《国外文学》2017年第2期。

在纸质的报刊和诗集之外，很多网络媒体也登载了格丽克诗歌的中文译本。比较重要的有周瓒翻译的“露易丝·格吕克诗选（5首）”发表在“诗生活”网站“翻译专栏”上，包括2004年已发表在《诗刊》上的《变形记》《高山》《夏》，及《成人的悲伤》《阿克琉斯的凯旋》。金舟翻译的“路易丝·格吕克的诗30首”，同样发表在“诗生活”网站“翻译专栏”上，金舟成为柳向阳之外翻译格丽克诗歌最多的译者。舒丹丹在“诗生活”网站上先后发表了两组译诗，除2009年发表在《诗歌月刊》上的7首之外，还包括《野鸢尾》《白玫瑰》，而这9首译诗均被收入她翻译出版的诗集《别处的意义——欧美当代诗人十二家》，舒丹丹译著：《别处的意义——欧美当代诗人十二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只是删除了《信使》，而增加了《乡村生活》《山梅花》。李晖则在2012年3月翻译了格丽克诗5首，分别是《爱洛斯》《野鸢尾》《迦南》《雨天的早晨》《忒勒马科斯的超然》。2013年12月27日，“诗生活”网站发表了戴玨翻译的格丽克诗歌《佩涅洛佩之歌》《安静的夜晚》《尘世的爱》，而在译者本人的博客上贴出的则是5首译诗，除以上3首外，还包括《圣女贞德》《迦太基女王》。

格丽克从高中开始投入心理分析的学习和研究长达7年之久，她早期的诗歌作品对人类心理隐秘和细微之处有比较细致的表现，由此证明她前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痕迹。但从《阿勒山》开始，格丽克逐渐从个人与心理的对话转向个人与神灵的对话，呈现出人类普遍关注而无法摆脱的沉重主题，比如爱、生命、死亡等。中国译者对格丽克作品的译介，廓清了诗人创作的轨迹，突出了诗人创作的艺术特点，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完整而独具魅力的诗人形象。

二、格丽克在中国的接受形象

尽管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步履蹒跚，参与者屈指可数，但凭借少数译者的努力仍然完成了对其所有作品的中译。中国读者大多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出发，将格丽克塑造成诗歌艺术的创新者、历史文化的叛逆者和艰难命运的抗争者形象。

21世纪初年，对格丽克诗歌的关注在持续低迷中有所上升。翻译格丽克诗歌用力最深的柳向阳写于2007年10月的《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创作简评》一文，从内容和形式的维度介绍了格丽克当时已经出版的10部诗集。柳向阳认为创作《头生子》之时的诗人是一个焦虑的模仿者，罗伯特·洛威尔、希尔维亚·普拉斯、T.S.艾略特和叶芝等均是她效法的前辈诗人，第二部诗集《沼泽地上的房屋》则具有童话色彩，第三部诗集《下降的形象》充满了对爱的渴望，第四部诗集《阿克琉斯的胜利》以古希腊神话为依托表达爱与生死之念，第五部诗集《阿勒山》则宣告了诗人语言艺术从神谕式到口语化的转向，第六部诗集《野鸢尾》以园丁和神之间的对话来表达生命之思，第七部诗集《草场》是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的融合，第八部诗集《新生》是在爱和生死之外重新发现世界的美，第九部诗集《七个时代》在寂静中充满了对世界的玄想，第十部诗集《阿弗尔诺》借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来拷问现代伦理。柳向阳最后总结了格丽克诗歌的特点：“语言表达上直接而严肃，少加雕饰，经常用一种神谕的口吻，有时刻薄辛辣，吸人眼球。诗作大多简短易读，近年有些较长的诗作，但语言表达上逐渐向口语转化，有铅华洗尽、水落石出之感，虽然主题上变化不大，但不时流露出关于世界的玄学思考。纵观其四十年来的创作，格丽克始终锐锋如初，其艺术手法及取材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总是聚焦于生、死、爱、性、存在等既具体又抽象的方面，保证了其诗作接近伟大诗歌的可能。”柳向阳：《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创作简评》，《诗歌月刊》2008年第3期。因为长期从事格丽克诗歌翻译的缘故，柳向阳对格丽克的诗歌十分熟悉，他在文本细读之上做出的评价非常贴切地归纳出了格丽克诗歌在语言、主题和风格上的别样风姿。

格丽克的诗歌给中国读者留下了简朴而隽永的印象，她常常用简单甚至口语化的语言来表达永恒的生命主题，展示出非凡的生活洞察力，及作为诗歌艺术创新者的求索精神。2009年1月，舒丹丹在《露易丝·格吕克：〈暮色中的鸢尾〉》一文中说：“与大多数女性诗人的温情、自我、感性相比，露易丝·格吕克显得更为冷峻、宽阔、富于思虑，更敏于探索人类灵魂与精神的困境。……总体来说，格吕克的诗歌镇静、深思，散发着野鸢尾花一般神秘的气息，呈现一派简朴的优美与平衡，泰然自若。”舒丹丹：《露易丝·格吕克：〈暮色中的鸢尾〉》，《诗歌月刊》2009年第1期。通过简单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生命玄想似乎是格丽克诗歌艺术上公开的秘密，中国评论界对之多有研究，如2011年2月，有論者通过分析格丽克的两首诗《恐惧埋葬》和《晨歌》来说明诗人语言简练而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表现了人类持久的生命主题。董月华、许卓艺：《露易斯·格吕克诗歌新解》，《文学教育》（中）2011年第2期。实际上，格丽克不喜欢诗歌包含充分的信息，也不喜欢用较长的诗行和丰富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因此她的诗歌多是抒情短诗。关于这一点，格丽克自己曾在《证据与理论：诗歌札记》中写道：“我并不认为更多信息总能让一首诗更丰富。吸引我的是省略，是未说出的，是暗示，是意味深长，是有意的沉默。那未说出的，对我而言，具有强大的力量，经常地，我渴望整首诗都能以这种词汇制作而成。”转引自柳向阳：《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美〕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第52页，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格丽克认为，诗歌唯有如此方能类似于那看不到的、已毁坏的或不完整的艺术品，才能使其指向更加阔大的背景，而恰恰是这种不完整性暗示着丰富而完整的时代或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创作过程中，格丽克长于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她希望借助词语之间的搭配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来容纳丰富的情思，而不是借助语言本身的意义来彰显自我精神。在1989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格丽克这样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我所回应的，在书页上，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接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美〕露易丝·格丽克：《诗人之教育》，柳向阳译，《四川文学》2017年第1期。温蒂·莱赛曾在《华盛顿邮报·世界图书》上评价格丽克的诗集《阿克琉斯的胜利》：“格里克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相当接近日常口语中的措辞。然而经过她精心选择的韵律和重复，甚至地道的模糊的短语中显示出的独特性，给她的诗歌增添了分量，这远不是一般的口语化所能达到的效果。”转引自毛凌滢：《桂冠诗人格里克及其诗歌》，《中国诗歌》2011年第8期。因此，简约的语言及其富含的张力成为格丽克诗歌艺术的名片。

正因为格丽克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有独到的见解，她在中国多被塑为诗歌艺术的创新者。格丽克把神话故事及其中的人物与自我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把远古的神性文化背景与当代社会的现实语境融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和艺术感受力。不仅如此，格丽克还首创了“组诗体”（Book-length Poetic Sequence）诗集，使整本诗集的诗行围绕着特定的主题紧凑地组合在一起，从而更集中地表现某种情感和价值取向。有论者认为“组诗体”的形式是对美国“后自白诗歌”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其诗体形式发展的重要方向。Huang Fenfen，The Search for Rebirthin Louis Glücks Poetry Collection Vita Nova，Nanchang University，December 2010，p.45.关于格丽克诗歌创作的这一现象，国内主要译者柳向阳也给予了关注，“从《阿勒山》开始，格丽克开始把每一本诗集作为一个整体、一首大组诗来创作、看待。这个问题对格丽克来说，是一本诗集的生死大事”。柳向阳：《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世界文学》2014年第4期。接着，柳向阳引用格丽克创作《草场》的例子来说明她对诗歌整体性的看重，即当一部诗集缺少某一首诗的时候，就会面临残缺不全乃至“全军覆没”的惨状，不是说20首诗成了10首诗，“而是一首都没有”。《草场》初步告捷之际，经一位朋友提醒，格丽克才发现缺少了忒勒马科斯，她说：“我喜欢忒勒马科斯。我爱这个小男孩。他救活了我的书。”因此，只有当把有关忒勒马科斯的诗篇写完之后，《草场》这部诗集构成的一首大诗才算完成。为此，柳向阳认为“组诗体”诗集构成了“格丽克创作的一大奥秘”，③ 柳向阳：《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世界文学》2014年第4期。也即“组诗体”成就了她诗歌的艺术高度。

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中国众多媒体的关注，人们的讨论还是没有脱离她在诗歌艺术道路上不懈求索和坚持的姿态，仍然将其视为诗歌艺术的创新者。2020年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丽克，你可以这样阅读她》，此文作者主要借用了格丽克诗歌译者柳向阳的观点来理解她的创作，认为她是一直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诗人，在不懈的探索中终于迎来了“毛毛虫变蝴蝶”的完美蜕变。世纪文景“沉默的经典”丛书的策划编辑管鲲鹏则认为，格丽克是一个“成长型”的诗人，她“不停地在成长，很自觉地在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状态进行改变。相较于‘一条道走到黑式的原地打转，格丽克每个阶段的写作都不相同，但完成度都很高”。转引自沈杰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丽克，你可以这样阅读她》，《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13日。可见，二人对格丽克的评价和定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均认为她是一个勤勉的诗人，是一个不断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诗人，是一个在诗歌艺术的道路上不断精进的诗人。这种成长和超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的诗歌情感逐渐从孤独绝望的冷色调变得温润而丰富，在无休止的生死纠结中完成了与世界的和解;二是她的诗歌艺术逐渐摆脱了模仿和雕琢的痕迹，语言简单朴素而富有张力，诗歌也多以连贯的“组诗体”为主，从而形成了自己与世界对话的特殊方式。

格丽克创新者的形象似乎可以推衍到她的诗歌情感上，中国读者认为她的诗歌具有决绝的反叛精神，她本人则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人们普遍认为格丽克善于将个人化的体验融入到神话传说中，从而避免了其诗歌的个人性和自传性滑向狭义的私人化写作。格丽克有将个体生命体验提升为普适性感受的能力，“格丽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她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换句话说，她的诗歌极具私人性，却又备受公众喜爱”。③这也是格丽克在中国拥有一定数量读者的原因。有论者认为格丽克的作品对生命的表达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在格丽克的诗歌中，美总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短暂的，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持久，没有什么是完成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灵魂必须质疑、必须承受磨难、必须做出抉择，但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决断”。刘文：《露易丝·格丽克：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对古典神话的现代性化用是格丽克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她的作品留给中国读者的深刻印象，其反抗和叛逆的形象由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8年在格丽克的“中国之旅”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年出现了专门研究格丽克的博士论文《论路易斯·格吕克对古典神话的颠覆性改写》（On Louise Glücks Subversive Revisions of Classical Myths）。该文认为格丽克的诗歌创作自始至终都充溢着神话故事或人物，她将古典文化与个人经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彰显出诗人对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格丽克对传统神话故事的改写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叙事模式和观照视角的颠覆，也体现为对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解构。文章也从诗歌结构和艺术表现方式的角度肯定了格丽克对传统神话的利用，比如将之作为一种与现实疏离的手段，将之作为抒情的背景或主题的依托，抑或将之作为诗歌戏剧化效果的路径等。Yin Shulin，On Louise Glücks Subversive Revisions of Classical Myths，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May 2008，p.10-94.中国诗评界对格丽克善用神话的能力赞不绝口，2009年1月，有译者曾这样评价过格丽克的诗歌：“她的诗歌常常借由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获得灵感，表达痛苦、失落、信仰、生育或死亡等人类共有的主题。她善于将远在时空之外的古典场景与现代情绪和谐交融，借神话与宗教之外衣，裹沉沦世界之内心。”舒丹丹：《露易丝·格吕克：〈暮色中的鸢尾〉》，《诗歌月刊》2009年第1期。这些评价是对格丽克诗歌特点的挖掘，广大读者有了关于她诗歌的如是“前见”，自然更容易理解她的作品。

格丽克反抗者的形象还体现在作为女性诗人，她能在痛苦中崛起并萌生强烈的生存欲望。格丽克诗歌被中国读者接受的原因在于其承载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求生本能，满足了每一位遭遇情感和事业危机之女性的阅读期待，也给漫长人生旅途中每一颗凄清的心灵带来了慰藉。2010年12月，硕士论文《论路易斯·格吕克在〈新生〉中如何寻找新生》（The Search for Rebirth in Louis Glücks Poetry Collection Vita Nova）专门谈论了绝望的格丽克走向新生的话题。文章认为“组诗体”诗集《新生》主要表现逝去的爱情、沉寂的情感以及心灵的重生，诗集展现了格丽克在婚姻失败之后摆脱悲伤、绝望和孤独的心路历程，最终依靠强大的心理战胜了生活的恐惧，迎来了新生。Huang Fenfen，The Search for Rebirthin Louis Glücks Poetry Collection Vita Nova，Nanchang University，December 2010，p.19-44.格丽克的诗集不仅表现的是自我困境，更是男权社会下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困境，以及女性在生活中不得不依赖男性的残酷现实，呼吁所有处于爱情、婚姻、家庭和其他痛苦中的女性摆脱内心的阴霾，走向充满光亮的全新生活。2012年1月，另一篇专门分析格麗克《幻想》的文章认为，该诗是对死亡这一永恒主题的表达，意味着逝者失去了生命而生者承受着亲人或朋友离去的悲痛，但格丽克用诗歌告诫世人，当我们遭遇无法解决的磨难时，一定要相信随着光阴的流逝和感情的变化，生活终会恢复昔日的静好。见方婷：《死亡、孤独和重生——评露易丝·格丽克〈幻想〉》，《作家》2012年第1期。读者不难从格丽克诗歌中发现忧伤的诗行，要么指示个人生存的困境，要么直面女性普遍的生活压力，要么揭示现代社会伦理和价值的沦丧;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始终安放着一盏不灭的明灯，其平淡且似乎冷漠的语言背后包裹着无与伦比的生存意念。由成长经历带来的心理创伤及相关记忆，成为日后影响格丽克诗歌创作的主导因素，中国评论界有人从“创伤”（Trauma）的角度来解读她的诗歌，认为其诗歌中的创伤包含着个人创伤、女性集体创伤和社会公共创伤，但揭露并表达创伤并非诗人的本意，她创作的终极旨趣是“借助她的诗歌呼吁所有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寻求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Shen Yuhui，Interpreting Louis Glück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Yangzhou University，May 2012，p.46.

有学者从比较的视野来肯定格丽克作为女性诗人的坚韧品格。格丽克1992年出版了诗集《野鸢尾》，而中国诗人舒婷1981年创作了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二人对自然意象“鸢尾花”的关注绝非偶然，而是在于她们共有的女性生命体验和对自然意象的使用：“两位女诗人都擅长在自己的诗歌中运用自然意象来营造诗歌的意蕴，从而表现客观事物在自身心灵和感情世界中的投射。……通过自然意象向读者呈现内心、检验自我，她们探问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也探问生命和死亡。”苏芹：《从诗歌的自然意象看中西遥远思维融合之可能——舒婷与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意邂逅》，《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格丽克在诗歌中实现了对苦难的自我突围，诗歌成为她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格丽克的生命与创作中碰到过艰难时刻，但她通过诗歌艺术完成了自我救赎，同时也是女性的自我救赎。”谢鹏：《路易斯·格丽克：以诗歌超越疼痛与苦难》，《中国妇女报》2020年10月13日。格丽克没有被失败的婚姻所压垮，没有被女性的性别所局限，没有被族裔的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焦虑所困扰，她在创作中升华了自我的生命，实现了对疼痛与苦难的超越，这无疑证明了格丽克内心的强大，无怪乎中国读者将其视为强大的反抗者和叛逆者。

格丽克深陷孤独却不沉沦的倔强精神，使其成为中国读者心目中不屈的命运抗争者。格丽克诗歌善于表现孤独和死亡，而其对孤独的理解源于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具有崭新的内涵，那就是在自由和理性的包裹下，人们的生活正一步步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造成现代人孤独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权力的过度追求与迷恋、网络文化对人类的隔离和人类对现代科技的过度依赖等”，②③ Ji Manqing，Solitariness in Louise Glücks Selected Poem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une 2016，p.19-30，31-40，41-42.使人类在“自由”的陷阱中处于孤独无助的绝望境地。当然，格丽克诗歌中的孤獨并非个人的孤独，而是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尤其“影射了当代社会宗教冲突的频繁和世界各地恐怖事件的爆发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人们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这种无助感和分离感笼罩着全人类，成为当今孤独社会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和表现特征”。

②难能可贵的是，格丽克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孤独而迷失生活的方向，她针对当今社会性的孤独症候发出了理性的呼声，希望“人类应该正确认识到自己孤独的天性，朝着自由的积极方向提高自己的理性认识”，

③从而在大地上诗意地生活下去。对于格丽克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其诗歌精神体现出的强大生存力量，中国读者对之进行了深刻的阐述。2017年6月，有论者针对格丽克的诗集《阿弗尔诺》分析她作品中的爱、灵魂与死亡的主题，认为诗人意欲借此表达“现代人的爱情焦虑、孤独、灵与肉的冲突，生死的矛盾等问题”。⑤ Huang Bingying，Love，Soul and Death in Louise Glücks Averno，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May 2017，p.1，36-37.论者主要从分析格丽克诗歌意象入手，展现女性生存的局限、灵与肉的矛盾及死亡的不可避免，但同时也指出死亡是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格丽克对爱、灵魂和死亡的书写，最终是要警示人们“历经迷茫和痛苦时如何自我修复，克服恐惧和悲伤，如何摆脱物质生活寻找自我，以及如何获得精神满足”。

⑤

中国文学界对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迅速做出了回应，短短几天内就刊发了多篇相关文章，但大都认为格丽克是一个热爱学习、在沉沦世界中奋起抗争的励志形象，那首《野鸢尾》中的诗行“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便是最好的注解。江丹：《露易丝·格丽克：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济南时报》2020年10月11日。由此可见，与翻译的冷清相比，中国读者对格丽克诗歌的评价明显活跃得多，她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被塑造成艺术的创新者、传统的叛逆者和命运的抗争者形象，这与她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关，也与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密不可分。

三、格丽克在中国传播滞后的原因

在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当下，格丽克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性诗人之一，作为广受好评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和桂冠诗人，作为全球备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缘何她的诗歌迟迟没有被翻译引入中国？又缘何她的作品被译介后没有掀起传播和接受的巨大声浪？

格丽克对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是陌生的，即便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在中国的热度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美国诗人在中国遭受如此“冷遇”呢？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讲，翻译本身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交流活动，除少量译作有“自娱自乐”的动因外，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按着潜在读者的阅读期待展开的;与此同时，翻译还必须受到所谓“赞助人系统”（Patronage System）的制约和影响，出版动因和市场效应往往纠缠在一起，翻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译者的翻译选材，甚至是翻译风格。那什么样的诗歌作品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呢？很显然，越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和情感表达诉求的作品，越是会受到读者的追捧，反之则会与读者疏离。格丽克诗歌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而恰恰是这两个特点拉大了其作品和中国读者之间的距离。首先，格丽克的作品自传色彩浓厚，尽管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她“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生存普遍化”，但她作品中的自我絮语、观照角度、个人化的生活体验，以及充满了神祇的口吻和奇妙的玄想等，还是让读者难以逾越无形的藩篱而进入她情感和思想的世界。其次，格丽克诗歌善于使用圣经、古希腊神话、西方民间传说以及童话故事，这在使其作品楔入西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和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感。但对处于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读者来讲，格丽克诗歌的这一特点其实给他们的阅读设置了难度，只有那些深谙西方文化传统和熟悉相关典故的人才更容易读懂她的诗歌，否则就会步入情节、人物乃至语词的迷宫而不得其解。此外，格丽克的性格与对待诗歌的态度也不利于其诗歌的传播和接受，译者柳向阳曾谈起他与格丽克的交往：“她的诗集都是只有诗作，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译者曾希望她为中文读者写几句话，也被谢绝了;她说她对这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她的诗作。此外，让她的照片、签名出现在这本诗选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柳向阳：《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美〕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第6页，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格丽克在主观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影响读者理解作品的“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让读者抛开各种“先见”而直面作品，她对“副文本”功能的漠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作者与读者的隔膜，造成读者更难理解她的诗歌。因此，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翻译的滞后和接受的受限主要还是归咎于她作品和个人性格的特点。

格丽克诗歌本身的缺陷降低了其在中国的认同感。中国评论界对格丽克的评价并非都是正面的肯定，也夹杂着一些批评的声音。《中华读书报》曾刊文《十五个被高估的美国当代作家》谈到格丽克时说：“或许是庸才当道的最佳范例，亦与莎伦·奥尔兹一起，印证着美国女权主义的极度衰亡。她以对西尔维娅·普拉斯毫无生机的仿效出道，最终却由普拉斯愤怒的自白转向纯粹的家长里短，在琐事上故作忧愁，却对生死漠然视之。她单调的节奏往往被某些糊涂虫评论家误以为大度从容，实乃感情死亡后的心智麻痹。”康慨：《十五个被高估的美国当代作家》，《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21日。 虽然这样的言论出自美国德克萨斯州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阿尼斯·什瓦尼（Anis Shivani）于2010年8月7日刊于《赫芬顿邮报》上的一篇长文《被高估的美国当代作家》，但能够被中国媒体人关注并刊发在影响较大的报纸上，也算是代表了部分中国读者对格丽克的评价。有文章“毫不留情”地认为，格丽克获奖是一个“保守的选择”，可以让评奖委员会避免政治的纷扰，因为她的作品回避了族裔认同、宗教分类，以及性别立场等。格丽克的诗歌具有“原始的质朴感”，她不擅长在写作中“制造惊喜”，其作品显得单调乏味，是一种平面化的创作，而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普遍性的情感：“她舍弃了思想上的延展性，在抒情与隐喻中显露着诗人的感悟，但既不是深邃的凝视，也不是高度凝结的情感，而是一种普遍的阴柔情绪。”宫照华：《格丽克是今年的最佳选择，还是一个保守的选择？》，《新京报》2020年10月12日。中国当代诗人对格丽克的诗歌也褒贬不一，比如廖伟棠认为格丽克是一个优秀但称不上伟大的诗人;欧阳江河认为格丽克只能算杰出诗人，和庞德、弗洛斯特、史蒂文斯这样的诗人相比差了一个档次;而王家新却给予了格丽克正面的评价：“她的语言非常朴素，她全部的生命、情感和激情都凝聚在对大自然的书写当中。在某些方面，她与艾米丽·狄金森非常相似。”转引自陈佳靖：《再议诺贝尔文学奖：露易丝·格丽克是最佳人选吗？》，《界面文化》2020年10月12日。格丽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热度没有持续太久，也许与诗歌不能翻译有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症候——对文学价值的漠视所致：“功利化、世俗化的评价居多，当一个文学奖项所包含的文学价值与理想主义想象，不足以激发公众热情的时候，那不是诺奖的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问题。”韩浩月：《格丽克的热度为何下降得这么快？》，《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13日。

格丽克诗歌在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冷清现状自然也与作为“赞助人系统”重要构成部分的出版社有关。格丽克固然荣誉等身，先后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桂冠诗人等显赫的“头衔”，但中国读者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国内翻译界对她作品感兴趣的译者也寥寥无几，而且其作品的翻译发表也可谓姗姗来迟。诗人1968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但迟至1989年才有正式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正式发表，中国诗界对她的回应隔着20多年的时间距离。正因如此，要出版格丽克的诗歌翻译集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格丽克的诗歌情感和艺术均属于上乘之列，中国诗歌界理应有她的诗集出版;另一方面，鉴于格丽克在中国的读者偏少，在市场运营的模式下，出版她的作品很难获得经济上的回报，甚至还会亏本，很多出版社对之望而却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格丽克的诗歌翻译合集直到2016年才出版，与诗人出版第一部诗集的时间相隔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对于喜欢格丽克的读者而言，这实在是一次迟到的饕餮盛宴。当然，格丽克诗歌的最终出版，得益于有情怀的出版人。管鲲鹏组织策划了一套“沉默的经典”丛书，其目的就是要出版一系列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在中国翻译介绍却十分有限的作品，但出版“读者没有产生期待的诗人”之作品，市场销路就不被看好，编辑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但策划者却固执地坚持“这种明知亏本的事得干，也得让大家觉得好歹有个指望”。沈杰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丽克，你可以这样阅读她》，《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13日。于是柳向陽等人翻译的《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两部诗集才得以顺利出版，几乎同时将格丽克的全部诗集呈现给中国读者。

当然，格丽克在中国遭受的冷遇与其作品的翻译质量并无直接关系。从事格丽克诗歌翻译的译者带着神圣的责任感为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不仅完整地翻译了她的作品，而且译文具有强烈的互文性特征，有助于格丽克诗歌的理解和接受。格丽克以异常严肃的姿态来对待自己的诗歌作品，她在美国没有出版过“诗选集”，因此她也希望中国译者能完整地翻译出版她的作品而不是出版选集，甚至关于诗人的个人介绍也是由她本人提供的。如此严谨的态度自然使她的作品一直处于不断精进的发展态势中，而中国格丽克诗歌的主要译者柳向阳在回顾十多年来的译介历程时，同样表现出与格丽克类似的认真态度。为了准确把握格丽克的诗歌，柳向阳不仅查阅了有关她生平、个人生活以及作品评论的资料，重点参考了目前国外研究格丽克诗歌的两部专著《论露易丝·格丽克：并非如你所见》（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和《露易丝·格丽克诗歌：主题研究》（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同时还根据格丽克诗歌喜好用典的特质查阅了海量资料，并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这些资料来做注解，以方便读者理解原文。但柳向阳认为，翻译中添加注解的“目的是提供诗歌的文化背景或一种理解思路，而非答案，尤其是要避免泯灭诗作可能的歧义”，柳向阳：《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美〕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第16页，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不能因为译者的注解而妨碍了读者去理解格丽克诗歌的多义性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柳向阳对格丽克诗歌的翻译实践恰好说明了译作具有突出的互文性特征，一是译作与原作的互文性，二是原作与它所处的知识谱系之间的互文性，三是原作、译作与相关评论之间的互文性，而正是这些“互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作，才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格丽克诗歌。反之，倘若没有多重的互文关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把握就会失之偏颇，译出的作品难免会遭遇各种诟病。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格丽克都将成为21世纪世界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而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格丽克的诗歌基本上已完成了它的“中国之旅”。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认真审视她的作品，在不断的复译和解读中将之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源。惟有如此，方能不负格丽克终其一生的艺术探索和译者不倦的工作热情，在跨文化和跨语际交流中推动民族诗歌创作的复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诗的‘以译代作现象研究”（18BZW17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熊辉，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