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土文明到都市文明，这个进程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呈现进步性与现代性的重要发展成就的核心标志之一。从文化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国与城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古代都城是一个所谓国家和地域邦国的缩影，是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志也。”城之发展，即为国之发展，一个古老民族的建国史，也同时是他的建城史。因此，考量国家发展核心的标志是都市的发展，而都市发展的标志则是一国之首都的发展。于中国而言，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朝代更迭频繁，都城选址变迁多样，亦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博大精深、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中国首都北京亦是如此。众所周知，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一座有着八百年首都史、三千年城邑史的世界性大都市，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国都、清国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首都，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从某种角度讲，北京城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化中国发展的典型代表，从任何的角度说，想了解中国，就必须要先了解北京不为过，想了解北京城的发展，看邱华栋的《北京传》也不为过。

一、创作主体的情感动因：从小说写作到史传书写

实际上，以“传记”方式书写世界著名城市的書籍不少，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如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若昂·德让的《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斯蒂芬·曼斯菲尔德的《东京传》、詹姆斯·加德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罗马：一座城市的兴衰史》等，这五部书写五座世界著名城市的“传记”堪称“城市传记”的经典。而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传记作品有作家叶辛的《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学者陈钰、千红亮的《珠海传：近代中西文化走廊》等。从地方志的角度讲，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20年一个周期编修地方志的习惯与传统，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志，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传记”。就北京城而言，也有相关部门定期编写北京的地方志。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这座极富魅力的城市一直被世界各国的文化学者所关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林语堂：《迷人的北京》，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第5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林语堂之语印证了北京的神奇魅力，这种魅力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是城市建筑，无形的是建筑之外呈现出来的历史与文化精神和蕴含在有形之内的无限的文化气息。1941年，日本大阪屋号书店曾经出版过日本人村上知行撰写的《北京的历史》一书，该书中介绍了“远古的北京”“蓟城与北京”“辽的兴起”“卢沟桥的架设”，还涉及了耶律楚材、文天祥、刘瑾、李自成、吴三桂等人物。实际上，任何一座历史名城都能引起史学家或者人类学者的高度重视。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城市文化”有着天然的无限魅力吸引着人们去书写它，显然，这也成为人类历史文化书写的一种习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当作历史文本去解读和阐释，并在其中发掘出中国的文化思想，他写道：“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蒙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11-12页，侯仁之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从这段曼妙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作者满含深情地对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情感倾向以及映射出来的深刻文化阐释的无限期待。无独有偶，1944年，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发表小说《彬，北京之行》，其中也有对北京城的别样描写：“那闪光的塔楼、屋顶、桥梁和水波荡漾的海湾、风帆，在空中盘旋的蓝鸟”。〔瑞士〕马克斯·弗里施：《彬，北京之行》，蔡鸿君编：《弗里施小说戏剧选》（上），第4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字里行间寄予了作家对北京城的无限向往与期待。

邱华栋于2020年12月出版了为北京立传的历史文化散文专著——《北京传》。该书洋洋洒洒26万余字，加上“序章”和“终章”共计13个章节。全书以宏阔的视角和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念书写了“三千年城邑史，八百年首都史”和北京城市建筑的发展以及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文化记忆。邱华栋之所以撰写《北京传》，也有着属于他的情感期待，他说：

多年来，我不断地积累着北京的资料，已经有二三百种。得闲的时候就在翻阅，一直在做准备。我是1992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工作，到今年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生活在北京，不算短了。作为一个新北京人，我对北京一直充满了好奇和热爱，那么，给这座伟大的城市写一本“传记”，也是我自己的小心愿。邱华栋：《北京传》，第529-53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邱华栋书写北京，有着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感表达欲望，从他1992年到北京工作，28年时间已经把自己融入到北京这座城市，认定自己属于“新北京人”。他自然而然地有着书写北京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既是史学家的责任担当，也是一位文学家向史学家靠拢的文化情愫。从他创作的诸如《城市中的马群》《翻谱小姐》《哭泣游戏》《抛物线》《钟表人》《乐队》《午夜的狂欢》《平面人》等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非常熟悉，他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摹着现代化大都市北京在发展过程中在物质文明笼罩下的繁荣景象。如他在《手上的星光》中这样描写矗立其间的都市建筑：“……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顿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城市中的马群》，第2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在《钟表人》里他写道：“我必须给你描述一下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座被钟表覆盖着的城市。这座城市向四面八方展开，灰色的尘埃浮起在广大的楼群之间。这里的生活节奏如同秒针走动，城市以钢筋混凝土构架，以饭店、商场、俱乐部、美容院和停车场构成了其主要特征。”

邱华栋：《钟表人》，《新美人》，第98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现代都市建筑是都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大雄伟与独特造型往往能给市民阶层造成最直接的视觉冲击而引发人们心灵的震撼。北京作为亚洲新兴的现代大都市其规模也在不断地呈现立体化快速发展，上下左右都在延展，都市地标性建筑不断涌现，而且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态势。

作为小说家的邱华栋善于将敏锐的视角倾落在大都市建设与发展中生活的各类群体，善于挖掘各类阶层的社会状态和阶层群体的精神世界。同时，他也在小说作品中营造了这类群体的都市生活环境，因为他深度了解北京大都市快速发展的实际，这是他撰写《北京传》的内在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史传文化的传承上，也具有中国特色的撰史用史习惯。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史家所创造的叙史经典作品和叙史习惯不仅代表中华文化中史传叙述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影响着后世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包括作家）的写史、修史和用史习惯，甚至在文学创作中擅用史俨然成为一种有文化性和历史感的标志。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对于书写“历史”而言，都能天然地呈现出人们对史传文化本原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独有情愫。中国史传文化源远流长，其产生的原因和契机，在今天看来，也许是非常具体、偶然、复杂甚或各种矛盾与纠缠的呈现，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化了的人的现实需求和天然的人类创造“第二自然”召唤的结果。如果说创造对象世界的本能直接刺激了史传的发生，那么，构筑出如此精妙与宏大叙述世界的召唤则导致了史传文化的连绵延宕发展。作为作家的邱华栋无疑在潜意识和创作行动上承担了被“第二自然”召唤的历史责任。

二、历史叙事的新路径：大历史观下的非虚构言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的正统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载道”的工具，散文是与历史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散文作为一种传达工具，它起初首先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思辨和纪实。它在传达某种哲学、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着‘审智的功能，审美感情的传达是从属性的。甚至到了唐宋以后，乃至明清之际，主要散文作家的作品仍然有大量属于逻辑思辨的性质，政治的、思想的、伦理的评述仍然是散文的主体”，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370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可以说散文成为历史学与哲学的载体。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散文由政论思辨性转向情感叙事。散文的思想性以及作家的个性化表达凸显。1949年后的散文抒情化、新生活叙事表达，使得散文创作盛极一时。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叙事特征。向内转到表现人的内心，个性化到艺术革新，写真话到写人生，地域性的探寻到民族性的彰显，可以说散文的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邱华栋的散文《北京传》与其说是回到了历史与思辨的“载道”的功能上来，还不如说是历史性散文的又一独特存在。《北京传》彰显了大历史观下的非虚构性，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实验。

邱华栋的散文创作开拓了自己原有的文学疆域，其散文呈现历史性、知识性的特征。《北京传》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裹挟中，作者通过历史事件的勾勒，折射出人类对城市的具象建造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传》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作者对传记叙述历史的忠诚，以及避免主观的随意性。

《北京传》不同于《东京传》与《伦敦传》，如果说《东京传》《伦敦传》以文化为总线，从人类社会学的视野来建构起传记的框架，那么《北京传》则是以对历史的非虚构为骨骼，以恢宏和细微的历史事件为血肉，建构了一部有血有肉的城市传记。《北京传》既有《东京传》的历史叙事，又有《伦敦传》的文学色彩，既有《东京传》的理性思辨，又有《伦敦传》的故事性与趣味性。可以说，《北京传》以历史的视角，通过人的迁徙与繁衍、政治的更迭与传承，展现着被塑造的城市形象。邱华栋在时代精神的烛照下，用敏锐的思想与宏大的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对北京城进行着深刻的塑造与思考，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历史文化思索。

邱华栋以饱满的热情，站在大历史的视野之上，以现代意识观照着城市的发展，确切地说，他是在探求着人类对生活空间的塑造。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他深深体验着北京城的物景与人文风景。宏大的历史以及英勇的民族气概，博大厚重的文化，影响着邱华栋，因此，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精神品格，他把中国的历史与城市的演变以及人民内心的精神交融起来，构成了《北京传》一种特殊的散文之美。写事实，不虚构，是邱华栋所坚守的。在作家的内心，写真实就是散文创作的生命，因此，在《北京传》中的非虚构性成为邱华栋的叙事特征。《北京传》的非虚构性为当代传记散文增添了新的底色。邱华栋为北京城著书立传，既不失去史实性，又不缺少文学性，这成为邱华栋非虚构散文的特质。非虚构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浮躁，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卢永和：《“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北京传》非虚构特征明显地体现在时空性的书写上。作者笔下的城市并不是简单的维度建构，而是通过时间与空间搭建起立体化多维度的文学场域。《北京传》的时间跨度大，从西周至晚清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乃至21世纪，作品堪称一部北京城的时间简史。而文本空间建构更是一般散文难以掌控的，我们不仅能看到作为史学研究的文献材料，而且那些具有标志意义的空间物象以及精神维度展现得一览无余，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山水名胜在邱华栋的散文中得到很好的审美转化。可以说，邱华栋的散文时空书写显现出了平淡之中见灿烂、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他的这种时空非虚构言说的表达方式是对虚构文类的一种超越，通过写出实感与挖掘本真以完成文学的社会功能。

与此同时，邱华栋的非虚构并没有与散文的审美规范构成矛盾。在《北京传》的叙事中，邱华栋对非虚构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进行了巧妙处理。非虚构性不仅没有阻碍散文的审美价值，而且这种非虚构性与文学审美性形成了互相依赖与依附的关系。在《北京传》中，历史人物的叙事彰显了这一特点，如史学上的萧太后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然而文学想象中的萧太后却被邱华栋塑造得惟妙惟肖，并加之历史故事，这就使得作品的历史叙事与文学性书写相得益彰。邱华栋将史实的真实与文学的审美趣味合目的性地展现出来。这种非虚构性表达，使得散文既服从于实用的目的，又关注着文学审美的要求，既没有知识性散文的沉重，又没有抒情散文的感性泛化。

邱华栋不仅仅对历史进行真实的书写，同时内心的情感也是真实而炽热的。《北京传》的书写彰显了作家的艺术才华与修养，历史史实的选择并没有影响作家的情感抒发，思想情感的自由跃然纸上。《北京传》不仅仅传达着知识思想与作家的个性，一种艺术与智性的价值更加凸显，作者的理性时而跃居感性之上，主观的情感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在历史散文、学者散文的兴盛时期，那种纯粹的理性、知性散文或许有一些枯燥、苦涩，《北京传》并没有呈现出智性有余感性不足，而恰恰展示了作者丰富多彩的内心思绪。

三、讲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创作态度决定不了作品的好坏，更决定不了观众是否接受。书写历史内容的作品，如果不能触发人们对现实的联想，不管其中蕴含了多么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就很难获得成功。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这不只是作家需要找寻的永恒，也是我们普通人在讲述与追踪那些见证过或未经历过的故事时，不能忽视的一点。邱华栋的《北京传》则在历史与文化的融会互动中，找到了这种永恒。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这一形象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并自觉地进行书写，城市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有着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如何将城市纳入现代性和历史化体系中就成了关键。《北京传》序章从“中国尊”这一象征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北京第一高楼入手，详细介绍了其外观、落成及重要影响。尊，也写作樽，它的起源，最开始是用作盛酒的青铜器皿，下方多有圈足，上有镂空。尊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金樽清酒斗十千”“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等，为我们描绘了那个喝酒做事豪情万丈的时代。文化根植于城市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城市孕育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悠久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一个城市的“魂”，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尊”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意蕴，作者邱华栋以“中国尊”这一民族地域文化建筑为切入点，沟通古今，以历史文化观照现代城市建筑发展，以“尊”的天圆地方文化意蕴彰显作为首都的北京的现代价值，以史为骨，以文化为辅，在历史与现代的互动中实现文化的传播这一重要作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色，而每个城市的地域文化则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不仅仅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样貌，更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内涵。邱华栋以历史的张力为铺陈，借历史与文化的融会互动来实现文化的传播。邱华栋始终以讲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以史传为根，以文化传播为本。《北京传》全书除序章与终章，每一章都以主标题加副章的形式出现。主标题以北京建城的各历史阶段为名，以史为切入点，进行客观评述;副章加之以各阶段的历史文化，或是文化人物，或是文化景观，抒发个人感悟。《北京传》“唐幽州城”一章中，作者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幽州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地域空间等，尤其是对幽州城城市空间结构的描述，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副章以“潭柘寺的守望”为题，作为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它不仅是认识北京历史的起点之所，更是一个守望今日北京的祈愿之地，它以时间穿梭者的身份，通过文化将历史与现代连接起来，带给人们福祉和祝愿。无论是主章还是副章，作者邱华栋始终关注历史与文化的积极互动，对各个时期的建城史的描述并非是一般的史料堆积，而是加之以各个时期的城市地域文化，以文化来沟通古今，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思考，将独特而悠久的文化呈现给我们。以“新北京人”自称的邱华栋，对北京历史的书写不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为了传播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打造中国特色。城市形象的塑造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发展状况，提高城市形象有利于提升城市品位、强化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邱华栋的《北京传》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城市形象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系统，不仅仅包括表层的现实层面，如城市的空间布局、地域景观等，更包括深层的精神文化内涵。《北京传》将各个时期的城市形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从最开始的燕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维”，到作为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交汇点的幽州城，转至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明北平府与北京城、清京师、民国北平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再到如今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以及作为畅想的未来之城和智慧北京。

邱华栋始终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在城市里到处走动，进到建筑里，进到街巷里”，回望历史，思考当下，展望未来，无论是表层的“形”还是深层的“神”，都深刻而细致地将不同时期的城市形象塑造出来。具体来看，北京城的诞生无疑是当时的人们对便捷生活的选择，是当时的人们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等条件而建造的城邑。在经历了从西周到清朝的发展演变，北京由一开始的起点蓟城到后来的清京师，政权的变动、朝代的更替、人民的迁徙，从潭柘寺的守望、天宁寺宝塔到恭王府与东交民巷，一种王权影响下的城市形象贯穿始终。无论是城市的布局如幽州城的里坊制，共26个坊，划分出不同的里巷，形成明确的制度，抑或是清代的京师北京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这期间的城市形象都呈现出一种集中统一的样貌，是一种王权文化的象征。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至今，从民国的北平市到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也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在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初立时期，北京的空间布局并无大的改变，但在建筑功能和城市空间的使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属于皇家禁地的宫城和西郊皇家园林，都变成开放性的归普通人民群众共享的“市民公园”，政治地位的变化，使文化中心地位不断加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经历了历史、文化、政治的影响，又再次成为首都，掀开了新的发展篇章。城市空间结构也再次发生变化，形成了“一个中心、多点分散”的空间结构，不同的城区也形成了各自的功能分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北京也加快了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空间结构进一步拓展，旧城改造、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向国际化靠拢，变成了一座五环同心圆结构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形象体现出一种大众化、精英化的精神内涵。从西周至今，邱华栋以时间为线索，书写不同時期的城市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同时在结尾处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一个与传统城市不同的高度数字化的充满未来感的城市，是一个具有智慧的巨型生命体，是一个创新的、数字的北京，在此时的城市形式所代表的是一种高度智慧化。作者邱华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形象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生动而细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领略北京这数千年来的成长故事。

《北京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既与城市建筑有关，又与城市人文历史不可分，更与人类社会发展相连。诚如邱华栋自己所言：“建筑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人又创造了历史和文化，人与城市建筑是共生的……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记忆。”邱华栋：《北京传》，第53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的确，邱华栋是在为北京立传，为城市书写历史。《北京传》是在大的历史观统照下，以大历史为根，呈现出恢宏的史诗性，并以文化传播为本，为我们描绘了城市空间的动态变化。邱华栋始终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历史为出发点，将城市纳入历史和现代性体系中，以历史的张力铺陈现实，实现文化传播和城市的形象塑造。

【作者简介】鲁畅，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