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称自己的小说作品为“散文化的小说”，其“谈生活”的小说创作观颇值得深究：“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以下引用均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的确，汪曾祺的小說创作已经不再倚重情节、故事作为小说叙事的推力。“故事”在汪曾祺小说中依然存在，但不是以悬念的方式进行布局，而是化为叙述者或主人公的谈资。一波三折的情节并未在汪曾祺小说中了无影踪，但闯荡天涯的传奇性情节往往以背景化的铺垫在文本中获得容身之地。对于故事传奇的“克制”与“节制”，不是因为汪曾祺不会讲故事或“编故事”，相反，他小说中“收藏”了大量的故事，他的小说并不缺乏“编故事”的传奇性价值。他是有意识地弱化其小说的“故事性”，将“故事”引导到“谈生活”的层面上创造其风格。

汪曾祺小说所谓“谈生活”之“生活”，是寻常百姓不起眼儿生活中的平淡与曲折、充实与缺乏、欢欣与悲哀、希望与恐惧。写日常生活，写“举目可见的小小悲欢”，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89页。汪曾祺的小说是“静默化”的小说，少见爆发性的激情和连续升级的冲突，更多呈现卑微的普通人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环境中不事张扬的生活形态。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所认可的“安静的艺术”。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