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秋 董永祥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转引自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第21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伽达默尔的这个论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学的角度，北大荒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突发和孤立的，而是与其所处的现实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大荒文学虽然产生于黑龙江垦区，但其传奇叙事的形成却首先决定于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随着新中国时代蓝图的展开，政治体制变革、抗美援朝胜利、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巨大成就，激蕩着国人高亢的情绪，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足够肥沃的土壤。当时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笼罩在一种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之中，浪漫主义的因素不仅仍有着广泛的表现，甚至还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必须的立场，而浪漫主义无论是在起源还是表现手法上，一直都与传奇密切相关。其次，传奇叙事的广泛运用与创作者群体直接相关。由转业官兵、下放右派和知识青年组成的垦荒大军，引领着北大荒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创作理念。这些作家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荒，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也正处于生理与文学创作的“青春期”，【见杨艳秋：《北大荒文学的历史嬗变与审美现代性研究》，《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他们对极寒边地的一切风景和风情都感到新奇，在他们的笔下，这种新奇就转化为对北大荒建设发展的传奇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