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作为“垫棺之作”源于陈忠实的自我表达。陈忠实酝酿、创作《白鹿原》长达六年之久，几乎耗尽心血，从认真准备素材到定稿后送交出版社编辑时忧心于审读意见等，证明该作对他的极端重要性。阅读《陈忠实传》及《陈忠实文集》涉及《白鹿原》的创作部分，不难发现陈忠实的隐衷：

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说到后来，陈忠实谈起了自己艰难而又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叹说自己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第4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4月27日（引者按：指1992年），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说，《白鹿原》“长篇终于弄完，于三月底交给来拿稿的两位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他们在四川活动半月后回到北京，即告知读罢《白鹿原》书稿的印象，悬空的心才落到实处，确真是大喜过望。当然，编辑初读后说点赞的话是情之所至，不可依此自恃，但仅出书能落实这一点，夙愿已经足矣”。又说，“稿子受审的半月里，我惶惶不可终日，先让李星读了，给我把握一下，李星在这儿是公认的艺术感觉最敏智最好的评论家，给我吃了定心丸。”邢小利：《〈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段建军主编：《陈忠实研究论集》，第230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在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回信中“开天辟地”的判断时，陈忠实“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泻而出”，甚至流出了眼泪，“陈忠实读信之后在沙发上又是跃又是伏，又是吼又是叫的。陈忠实难得有这样的性情表现……类似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金榜一样的欣喜若狂”，“陳忠实感到，这是他50年生命历程中最好的一个春天（引者按：指1992年春天）。由于心情愉悦，他发现今年的春天居然是前所未有的美好”。邢小利：《陈忠实传》，第18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借助一般心理学常识，陈忠实的焦虑难安与欣喜若狂均指向不小的创作压力，压力首先源于对自己创作能力的不自信。大部分作家都有一个练笔过程，陈忠实于《白鹿原》之前所创作的数量庞大的中短篇小说水准整体不高而影响不大，显然既不能服人更不能让自己心有所安。作家价值的实现与文学地位的获得还得依赖好作品，诚如路遥于《白鹿原》面世时简言：“忠实应该出一部好长篇了。”邢小利：《陈忠实传》，第17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这不是一般的鞭策鼓励，而是路遥携自身创作对陈忠实的客观评判，依据是在陈忠实于《白鹿原》之前的创作距出色尚远。一位创作能力平平的作家筹谋如此皇皇大著，实在过于艰难，所以陈忠实对耗尽全部创作资源与心血的《白鹿原》“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见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第5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流露出极端不自信。初稿已成而送交给熟悉的批评家与出版人把关之际，这一源于不自信的焦虑即升至顶点。

从百年中国文学传统来看，《白鹿原》从史诗性追求出发的民族家国叙事加大了陈忠实的创作难度。后来评论家对《白鹿原》史诗性品格的发现本已多见于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以来茅盾、老舍、李劼人、路翎、柳青、杨沫等作家的创作中，另一类历史小说写作如《故事新编》《杜子美还乡》《陶渊明写〈挽歌〉》等借历史影射时事而非溯源历史真相，或如先锋小说家们借对现代革命的再发现呈现历史迷雾背后的异态力量与另类“真实”。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与民国叙事等虽实现了重返民国的创作意图，但其刻意放大人物的隐秘内心，呈现出将史诗性写作收敛至心灵史创作的模式，大都对历史做了节略化处理，降低了史诗性写作的难度。从中外文学传统来看，即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史诗性写作大都基于见证时代，至于中国明代历史演义也均非作者本人纯粹的呕心沥血所创，作家之功在于对演化了上百年的故事进行整合加工。陈忠实则反其道而行之，其创作《白鹿原》选择了小说创作中最费气力、极其耗费知识储备、对长篇小说结构驾驭能力要求极高的民族家国寓言叙事。当然这不是陈忠实非要逞能，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及陕西文学传统判断之后推陈出新的必要。

在当代陕西文坛，柳青是一座丰碑，其《创业史》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关渭平原上的历史性推进为叙写对象，史诗性地再现了中国乡村的伟大革命。柳青的《创业史》对当代中国文坛尤其是陕西文坛影响甚巨，柳青与历史相向而行的观念及对现实主义的深度信仰为当代现实主义写作树立了典范。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逐步登上文坛以来，都自觉地把柳青及《创业史》作为写作榜样，令我们看到了陕西当代文学的独特景观：贾平凹历经数年创作之后，于1987年创作的《浮躁》引起相当反响，小说对陕南村镇在商品化时代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村镇蜕变、人性浮沉与道德滑坡做出见证式思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的史诗性追求成为其显著特色;路遥有感于柳青对中国乡村问题及青年成长主题的探索，生动绘制出一幅一代身处转折时期的陕北青年的求存与奋争图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之际，适逢贾平凹的《浮躁》甫一面世即获好评，1987年7月21日至22日，“《小说评论》编辑部召开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浮躁》（《收获》1987年第1期）讨论会，与会者认为该作是对现实进行严峻思考、试图全方位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作品”。见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第4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路遥中篇小说《人生》获得成功已数年，《平凡的世界》继续获得大量好评，而不惑之年的陈忠实创作生涯已不算短，却连一部“叫得响”的作品都没有，对年长于路遥与贾平凹的他而言，这份焦虑相当严重。陈忠实：《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陈忠实文集》第10卷，第319、3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所以，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几乎已无多少选择余地，他不可能重复柳青、路遥和贾平凹的见证式写作，如陈忠实在《白鹿原》出版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谈到柳青及《创业史》时说：“越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到后来对文学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的时候，才明白了柳青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见陈忠实：《我读〈创业史〉》，《陈忠实文集》第10卷，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于是选择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民族家国寓言叙事。这一选择多位研究者借用陈忠实所言的“剥离”“寻找”来总结其准备创作《白鹿原》之际的艺术突变与创作转型努力，本文稍后对这一提法将给予一定补充。是陈忠实在评判包括路遥和贾平凹在内的陕西文学已有水准的前提下，“做了专业作家之后，浮现在我眼前的，国内国外以前的经典作家不要说，近处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刚焰等小说家、诗人，无论长篇、短篇、诗歌，在当时都是让我仰头相看的。跟他们站在一块儿，我的自信心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威胁。”见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散谈》，《陈忠实文集》第9卷，第1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见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集》第9卷，第3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为避免重复，在创新意念驱使下而将写作难度刻意拔高的结果。

1991年至1992年之交的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人事任免加剧了陈忠实的创作焦虑。彼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历经曲折终于全部出版，1992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更将路遥及《平凡的世界》推送至荣誉之巅，适逢中共陕西省委对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的路遥和陈忠实有了明确的人事安排。《陈忠实传》中有部分交代：

路遥携《人生》《平凡的世界》之风，当时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上级有意安排他任作协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与路遥在伯仲之间，上级考虑也当有一合适位置安排才妥。于是，就有了让陈忠实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的安排意见。作协主席和文联书记，都是正厅级级别，没有上下之分，看起来很是妥当。③ 邢小利：《陈忠实传》，第168、17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表面“看起来很是妥当”实则于陈忠实而言备显尴尬。对此安排，陈忠实明确表态“不愿意调离作协”：“如果作协人事不好安排，他（引者按：陈忠实自述）甘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引者按：陈忠实自述）性格中有怕陷入矛盾、怕惹上麻烦的一面，内心深处图能清净一些，能安心写作。”“我（引者按：指陈忠实）留省作协，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我（引者按：指陈忠实）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绝不和别人闹意见！”

③对同一件事如此再三推拒足见此事对陈忠实影响之深重。路遥彼时的行为更意味深长：

路遥甚至心血来潮，开始以更大的激情来谋划省作协换届后改革与建设问题。路遥是陕西省第一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又是作协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是下届作协陕西分会主席的理想人选，这是陕西文学界人所尽知的事情。厚夫（梁向阳）：《路遥传》，第3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上引近乎杂乱无章，或許大部分人读来一头雾水。此处应交代一个背景：路遥和陈忠实先前已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路遥比陈忠实排名靠前，在陕西省委1991年的人事酝酿中，路遥拟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拟任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同为正厅级干部，似乎确实很“理想”，但陈忠实非常清楚这一任命的意味。因为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与陕西省文联的体制框架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因为隶属关系而更具话语权，陈忠实对这一任命的持久忧虑源于行政级别的表面提升而在事实上的相对边缘化。这一任命如若成真，极具个性的路遥无疑将成为当时陕西文坛事实上最具话语权的主政者了。据《路遥传》作者厚夫介绍，年轻的路遥在“文革”崭露头角之际已表现出刚硬生猛、胆大狂热、敢作敢为的性格，陕北汉子的倔强执拗、豪放粗粝成为路遥的标准相。据笔者咨询几位与路遥当年共事过的当事人时回忆，路遥脾气大、性格倔强，做事豪放甚至霸气，较陈忠实彼时的沉默寡言形成巨大反差，路遥在多个事件上的强势令人刻骨铭心。如路遥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后，有一次开会时睡着了，因鼾声如雷被同事叫醒，路遥不顾开会场合有王汶石等一批前辈作家在座而破口大骂，几乎无人敢劝阻，后来开会路遥再入睡时便无人敢叫醒。又如邢小利的回忆：“一位作家当《延河》主编期间，为了挣钱，以三毛赞贾平凹的信为由头出了一期《延河》号外。路遥大骂那位作家，并通过上层，停止了《延河》号外的销售。”“路遥有一定的自由精神，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当年，陕西作协换届前夕，有传言说，作为副主席的评论家王愚能上主席位。那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个图书征订单，将王愚的身份误印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听说了，认为这是王愚为上位制造舆论，竟然威胁要让人打断王愚的一条腿……”见邢小利：《回望路遥》，《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可以说，历史注定了1992年必然成为陈忠实的人生转折点。在此之际，无可奈何的陈忠实一边顶住压力再三请辞这一任命，一边继续创作《白鹿原》。1991年8月30日，陈忠实在致信好友白烨时说：“陕西文联和作协的换届又推至十月末十一月初，人选在不断捋码中，一阵一种方案的传闻，变化甚大。无论如何，我还是以不变应多变，不求官位，相对地就显得心安了。”致信好友言及此类事务大都是在寻求宽慰与舒缓压力，所以这样的“心安”实则是心不得安，如《陈忠实传》介绍其连番纠结于此事。当然，陈忠实的心安在于寻求创作《白鹿原》关键时期不受外界干扰。此时的创作近乎背水一战，《白鹿原》比《人生》《平凡的世界》只许更出色。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白鹿原》承载了1992年的陈忠实太多的希冀。所以，这才有陈忠实将定稿《白鹿原》拿给批评家李星和专业编审请求把关时的忧虑不安。

陈忠实在现实的逼促下着力建构近现代以来为关中地区代言的民族家国寓言叙事，是其受西方文学资源的新启示后所为。在文学资源取法上，受柳青及其《创业史》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路遥、陈忠实及贾平凹等后来陕西文坛的中坚力量大都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当路遥坚持现实主义而获得重要收获之后，陈忠实已经不可能在摹写现实的写作路径上走多远了，所以陈忠实阅读《人生》后的感慨一方面在于该作对转型时期一代中国青年命运的深度呈现与小说“完美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源于其对自我创作必然发生转型的预见及相应难度的忧虑：“促使自己进行艺术上的深刻反省与反思”，邢小利：《陈忠实传》，第15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及至1987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及贾平凹的《浮躁》同时获得成功都必然促使陈忠实做出艺术回避。这点反映在创作资源的撷取上，即陈忠实的视野必然离开同僚师法上的俄苏文学，转而注目于当时颇为流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民族家国叙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影响问题，对陈忠实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情况在《陈忠实全集》与《陈忠实传》中有相应记载及总结，邢小利据此判断：“《百年孤独》的阅读对陈忠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他把眼界和兴趣从他此前着迷的苏联文学上转移了。转益多师，与更多的大师以及范围更广的经典的对话和交流，使陈忠实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了。”见邢小利：《陈忠实传》，第15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这一判断指向明晰，但也有简单简化之处，于急需转型的陈忠实而言，一般的开拓视野之外更是迫不及待地“补养分”，是新的西方资源与本土语境的融合并可能产生杰作的契机，也就是陈忠实多年之后自言的关于民族家国“昨天”的写作启示：“《百年孤独》对我的影响，不是魔幻，而是让我把紧盯着现实生活的眼睛分出几分来，投向我生活着的以白鹿原为标志的地域的昨天。”见陈忠实：《有关我的创作》，《陈忠实文集》第10卷，第379-3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这段话再次证明了《白鹿原》的写作是陈忠实对当时流行的见证式写作的艺术回避，也回答了其受《百年孤独》影响的层次。我们可以尝试做进一步探讨。当下中国文学界对《百年孤独》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理解呈现出深刻的片面性：《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贡献在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公知，但魔幻现实主义并非《百年孤独》的唯一特征和贡献，将《百年孤独》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知半解。一般研究对《白鹿原》文学价值的肯定在于其对清末民初以来关渭大地社会历史发展与人性道德力量做出全景式的观察，史诗性地再现了清末及至民国时期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中国政治、社会、民情与人性的行进与变常。这一高度评价源于对陈忠实创作上赓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俄苏文学资源的确认，成为《白鹿原》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本土资源与西方语境。但如果尝试探讨对彼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影响更深的《百年孤独》的启示时，就可见出陈忠实突破陕西文坛现实主义写作日益走向模式化的艰难努力及成功。这点表现在叙事主题上，《白鹿原》对《百年孤独》的最大借鉴在于孤独与灾难主题的历史化、本质化、本土化与现代化。灾难主题比较好理解，白鹿原半个世纪以来几乎人人遍历灾难，灾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灾难成为白鹿原上众生的根本性体验。至于《白鹿原》对另一核心主题“孤独”的精心呈现则更显深沉，在以白、鹿两大家族为核心的乡土中国—民族家国体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呈现的是儒家文明在现代时期维系现代人生的无力感，儒家文明连同一个时代都应和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主义症候。个别论者虽未明确提及，但也归纳出这一现代主义特征：“在这里（引者按：指《白鹿原》关于白孝文命运的叙写），历史表现为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即一种空转，一种走向虚无的剥离，它不仅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还把旧的东西一举消灭了。”见陈然兴：《论〈白鹿原〉的累积型叙事进程与审美救赎》，段建军主编：《陈忠实研究论集》，第19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而《白鹿原》关于现代革命的分裂特征与摧枯拉朽力量的描述不是解决而是加剧了这一孤独体验，《白鹿原》中每一个个体承受的最大灾难是心灵体验上刻骨铭心般的孤独，从白嘉轩的不断丧妻失子（女）、鹿子霖的离经叛道到田小娥的“金瓶梅”式演绎红颜薄命周期、革命者白灵的牺牲、朱先生的儒学理想走向乌托邦，等等。《白鹿原》基于孤独叙事的乱世苍凉心态呈现完成了陈忠实对现代人生体验的传达，直抵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本质化考察。也就是说，陈忠实通过《白鹿原》在事实上完成了对现代时期乡土中国具备魔幻色彩的异态家国人生观察，成为现代主义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制作。

①

与陈忠实同代的著名作家莫言则沿着这一创作路径在反复借鉴、不断耕耘与持续开掘之后，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此类建构现代民族家国寓言兼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长的写作为当代文学的推陈出新树立了典范，反证了陈忠实在现实主义传统深厚的陕西文坛所做出的开拓创新的正确与有效。

当然，《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获得高度评价的同时，多位批评家并没有回避小说存在的诸种问题，如小说语言多有僵硬刻板而缺乏灵性之处、叙事过于冗长显得拖沓甚至结构布局松紧不一、基于關中民俗的神秘主义叙事意义难测、人物形象不同程度存在符号化、强烈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等，都成为《白鹿原》经典化过程中的难解之痛。对这些不足，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可信的阐释，但实则对一个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从现实境遇出发的创作期待与主体经验/知识储备之间的巨大差距。

②《白鹿原》是陈忠实在欠缺创作天才的情境下为时势逼迫而强力为之的。所以在阅读全集规模的《陈忠实文集》时，我们会发现《白鹿原》之外的那些大量中短篇小说世界里，才是一个放松、自在甚至不乏诙谐有趣的灵魂，那些简单而不简约、低沉而不灰色的人生才是陈忠实小说的本色，反而是《白鹿原》成为《陈忠实文集》中最大的异数与分裂。这些源于现实世界的矛盾以文学文本的方式注定留给后来者以无尽深思。我们看到了《白鹿原》的成功，也更应该看到陈忠实成功背后的纠结与无可奈何。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基金“路遥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17JK0026）、“西外学者”（中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小强，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不仅仅在主体精神上，而且“在创作方法上（引者按：指《白鹿原》）实现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剥离，以一种近乎现代主义的方式与世界文学接轨”。见胡小燕：《奇观化与民族文化重塑——论〈白鹿原〉的视觉性书写》，段建军主编：《陈忠实研究论集》，第124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② 至少在1985年，陈忠实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仍然有练笔之功用：“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十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十七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见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集》第9卷，第304、3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