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坐：灯火纸窗修竹里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读书人每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下班后独坐书房，沏一壶老茶，翻半卷诗书。茶渐浓，夜渐深，此情此景如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所写：“幽堂昼深，清风忽来好伴;虚窗夜朗，明月不减故人。”

《小窗幽记》这本枕边书，反复读之，我愈发喜欢陈继儒。陈继儒生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一生经历了自嘉靖至崇祯六朝，也正是明朝政治腐败、党争激烈的晚期，在其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他放弃仕途，隐居于半城半廓的昆山。青襟是古代读书人的身份象征，陈继儒决定放弃仕途隐居时，便毅然决然地烧毁了他士人的身份象征。然而，四百年过去，当我们在城市森林中奋斗数十年修筑书房追求做一个读书人的时候，就会蓦然发现晚明江南文人的隐居，早已成就了一种隐逸文化，成就了一个精神富足的隐逸世界。从陈继儒自述诗文中，便可读到他的隐居日常更多地追求一种朴实、宁静、清雅的山居生活，或扫开残雪种梅花，或醉时随卧白鸥沙，或花下自调新乐府，或及肩新种竹再种两顷附郭田，或山中采药也村头戏鱼。这样的生活，古今之人皆向往。

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我看到一种文人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让内心安妥的气息。

两年前在上海博物馆董其昌书画展上，我偶然在展厅一角看到陈继儒的一帧《梅花册页》，绘于金笺纸上，从右上角露出老干一截，生出一枝直垂而下，胭脂点染十余朵，苞蕾盛放，于苍古中显生机。此画构图奇峭峻拔，画意简洁，细腻的鱼子金片就像霏霏小雪，愈发衬托出梅花的高洁来，底下随意点出一片草地，勾勒出一块磊石，石青淡淡，涉笔草草，凝眸的瞬间好像看到一阵风过，花瓣一片一片徐徐飘落在草地上、石头上。月照梅花，影落窗上，宛似此图，清隽得不了得。落款“眉公”，低声吟咏，两字瞬间尺幅千里，在天地之间默然生长，浑身通透地变得充沛和丰饶，犹如伫立梅树下的一位布衣先生，长衫飘飘，温文尔雅，左手荷锄，右手搙鬤，微微仰着头笑看北枝花开、南枝花落。

正因为看到陈继儒的梅花图，我才知道这位在史书上以学问著名的布衣先生，专心研究学问、编书、著述之外，也作书绘画，是与董其昌同为晚明艺坛领袖，是云间派代表人物、“松江画派”的奠基人之一。陈继儒的绘画作品虽流传较少，但绘画成就并不在董其昌之下，山水、花鸟皆精，尤其擅墨梅，他在隐居的寓所周围移植了三百余株古梅，经常对梅“写生”，所画梅花多册页小幅，笔墨清逸，意态萧疏。“山复山兮梅复梅，每逢花处便衔杯。即教风雨应无恨，一日看花一百回。”这样的隐居生活，有心植梅，有暇赏梅，有情画梅，着实是一种让人无限羡慕的世间清福。

现实生活中，如我这般仅知道《小窗幽记》而不了解陈继儒绘画的人还有很多。陈继儒与董其昌从小就是好友，陈小董三岁，亦后董三年去世，两人交往“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刺史相连，八十余年，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間”，作为同时代人，陈继儒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影响却远远小于董其昌。这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确有许多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为陈继儒打抱不平。陈继儒影响力不如董其昌，可能也是因为，陈继儒终身布衣，董其昌一生为官，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缘故。隐士的才情，隐于山隐于水也隐于世，或许只有在纸页上才能唤起。

我喜欢陈继儒喜欢梅花，他植梅赏梅画梅，如同对一个女子的爱恋。陈继儒妻子卫氏，小其2岁，安徽宣城人。陈继儒家境原本贫寒，又终生未仕，经济来源是其坐馆授学、出版著作以及他人资助，偶尔也有卖画来换取一定的生活物资。而陈继儒喜收藏，广交友，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家的生活重担实为落在卫氏肩上，正是温仕贤良的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使其一家生活衣食无愁。卫氏如同梅妻，深得陈继儒敬重，他与卫氏相敬如宾，一生不曾纳妾。

梅在，妻在;妻在，家在。秋初小窗夜坐，我仿佛听到陈继儒朗朗吟咏：“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

写于2021年8月23日，辛丑处暑。

编辑/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