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珊

（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广州 510320）

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度确立后，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将公司的主要经营控制权委托给高管行使，虽然有助于权责分明，但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高管产生管理松懈。一方面，拥有经营控制权的高管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着强烈的动机利用其权力影响董事会对其薪酬契约的制定过程，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利用各种短视投资项目攫取私人利益，这不仅会增加代理成本，也会加大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并最终损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董事会固有的任人唯亲文化也会使得董事们通常倾向于与高管保持良好关系，从而对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行为扮演“旁观者”的角色（Bebchuk & Fried，2003；Brick等，2006；郑志刚等，2012）。近年来，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获得“天价薪酬”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使得高管超额薪酬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文献也围绕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然而，鲜有学者从企业产权的根本性质上讨论高管超额薪酬产生的原因。

事实上，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之间存在绩效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的正常建立，也会给国有企业强加政策性负担，使得国有企业面临多重经营任务（张敏等，2013）。政府有义务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因此，国有企业承担冗员压力便是政府干预下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正因如此，国有企业的高管才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寻求额外补偿，从而获得超额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