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胜前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项工作的意义何在？是否可能？应该如何展开？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

中国特色是新时代考古学理论的核心标识

考古学是一门以物质遗存研究为中心来探索人类过去的学科，是一门跨越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其发展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基本研究路径沿着科学与人文（社会）两个方向展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百年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从学习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到建立学科主要分支领域，中国考古学已经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百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重建了中国史前史，考古工作把传说以及传说之前的时代逐渐揭示出来。这一工作还在继续之中，也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中国考古学还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史前社会的演化进程；二是研究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物质遗存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见证，也是文化意义的主要载体。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赋予物质以意义，人们就生活在意义包裹的世界里。对于中国考古学家而言，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承载文化意义的物质遗存——文化遗产，更要把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揭示出来，理解其变化过程，阐释它们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

中国考古学的任务，决定我们需要同时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来考察物质遗存。从科学视角来看，物质遗存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留，是客观存在，它作为客观的证据，常用以证明或建构某种理论。当然，物质遗存不会说话，需要考古学发展有效的推理，从中获取真实的历史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学就是一门科学。而从人文视角来看，物质遗存又是主观的建构，人们在历史中不断赋予物质以意义，这些意义参与建构人们的生活，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物质遗存包含的意义差异显著。要揭示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就必须理解物质存在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把史前史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考察，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理解。

为此，我们必须拓宽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在科学维度之外增加人文维度。文化认同关乎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考古学寻根问祖，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在此过程中，它也在不断确认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海德格尔讲：“人，诗意地栖居。”诗意来自何方？体现在何处？置身于中国园林，我们会发现这里的诗意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存在于物质之中——松、竹、梅、太湖石等。假如这些物质没有中国文化传统赋予的意义，我们面对松竹梅时，还会有“岁寒三友”的体会吗？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构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社会身份以及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它们还意味着共同的价值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从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现状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尽管我们的考古工作成果不断，但是物质遗存的中国文化意义却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当前中国考古学理论还是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研究的中心任务也限于重建中国史前史，在考古学另外两项重大任务上建树较少。理论滞后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亟待理论突破。借鉴西方考古学理论是一条路径，但是在何种程度上借鉴，学界并无共识。过去四十多年来，引入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尝试一直在进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始终无法与中国的考古学实践进行全面、深刻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理论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发生了“人文转向”。因此，即便中国考古学试图依赖西方考古学理论，恐怕也难以做到，我们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

与此同时，在人文意义上采用西方考古学理论，就会发现，一方面既有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采用这一话语体系，如果不施加必要的批判，就会被其内含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失去文化自信与中国文化认同。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从客位的视角来研究自身的文化与文明，相对忽视主位视角的研究。殊不知所谓客位的视角本身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它是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其结果是“客位”视角的价值观逐渐取代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我们研究物质遗存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通过它来揭示湮没的历史，还应该去发现、弘扬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农业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还拥有与整个欧洲相当的地理范围，自然环境更加多样；在长时段历史中，中华文明始终与欧亚大陆西侧文明并肩发展，这些正是中国考古学的基础。中华文明正复归历史上曾经的位置，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气派。站在这样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更加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何以可能

中国考古学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英美、法国、日本考古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需要有相应的思想基础、支撑学科以及研究对象。就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而言，其可能性至少可以来源于以下六个方面：（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2）中国思想观念；（3）悠久的文献史学传统；（4）迅速发展的中国创新；（5）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前两个方面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的思想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可以利用的支撑学科。第四个方面是当前的时代精神。第五个方面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色。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实践指向。正是这些独特的方面，决定了中国考古学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的基石。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目标。这其中经历过一些挫折，比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当成历史本身，忽视对考古材料的具体研究。对此，苏秉琦先生提出基于区系类型理论的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学科目标，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中国考古学的宏观指导理论。在当代世界考古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利器，这一理论在拉美考古学中的发展，展现了它的批评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则是批判资本主义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中国在长期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还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实践。

中国文化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体系，强调整体性思维、有机的联系、人的直接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物的相互融洽。这与偏好矛盾对立、逻辑分析的西方思维模式区别明显。西方文化，尤其在科学思维方面，值得学习。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是落后、过时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恰好相反，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西方的文化和话语垄断，给世界发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中国的思想体系有助于世界发展，能够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一思想体系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把考古学与这一思想体系结合起来，就会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打下坚实的思想根基。

与西方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在学术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献史学传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连续不间断发展的文明，有长期、系统的文献积累与研究传统。这意味着中国考古学家可以采用“直接历史法”来研究考古材料，即考古学家研究自身连续的历史，对自身文化的充分理解可以直达考古材料。当前有关中国古史文献对考古学研究的价值还有不少争论，目前的争论更多侧重于论证文献的可靠性，而相对忽视中国文化意义传承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通过对文化意义传承过程的追溯来探索中国文化渊源，从文化意义上发挥古史文献的价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历史文化背景依赖，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服务于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与中国发展，而这一目标是我们简单套用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无法实现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物质材料为文化意义所渗透，同时，中国文化与社会又为物质文化意义所渗透，物与人在历史与文化中深刻交融。研究者必须充分地把握物质的背景关联，切身地参与其中，才能理解物质的文化意义。数千年来物质遗存所积累的文化意义决定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有着扎实的物质基础。例如，中国的玉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玉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象征，而这样的文化并不见于西方。要理解这样的文化，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

理论建设必须立足于实践，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使命任务，考古学研究应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这要求中国考古学发展相应理论，推动考古学实践。当前，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正在走向社会大众，大量的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文创产品等成为民众与考古学交汇的场域。民众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传统，也把习得的文化以其他形式融入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的中国考古学实践反过来也在推动考古学理论建设，对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在既有思想基础上的创新，融合既往研究成果，立足中国考古实践，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建设。这里有两种观点需要注意：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就是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学。笔者认为，纯粹的技术方法层面上的特色，并非学科特色的本质所在，不能构成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只有一种考古学理论体系，没有必要发展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这样的认识是乌托邦式的，当代世界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基于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传统、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我们相信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可能的，也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

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路径

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多维的、多层次的，至少应该包括五个层次：第一层是有关考古材料时空与形态特征的理论，主要指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第二层是有关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理论，回答考古材料是怎么来的，包括废弃过程理论、考古埋藏学等；第三层是狭义的透物见人理论，包括石器考古、陶器考古、墓葬考古、聚落考古等；第四层是有关人类行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专属考古学，往往来自相关学科，但可以指导考古学研究；最后一层是哲学层面的，即有关考古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认识论。

五个层次的理论形成考古学研究的三条推理路径：从上到下（演绎推理，从理论到材料）、从下到上（归纳推理，从材料到理论）、平行推理（中程理论，提供参考框架）。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需要完整的考古学理论层次与推理路径。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例，从静态的物质遗存到鲜活具体的社会组织，中间有一条鸿沟。要跨越鸿沟，不能仅仅依赖对考古材料的归纳，必须同时发展从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理论出发的演绎，获得可以在考古材料中检验的假说。其中部分理论存在古今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可以发展类比推理、启发研究的路径。三条路径共同协作，才可能最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再者，在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有若干重要且切实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包括族属考古、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研究等。族属考古是目前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难题，中国文明起源更是若干考古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的课题，有关中国文化传承（物质遗存上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即将成为下一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特有的关怀观照，也应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特色之一。

以上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以及需要补充完善的内容。具体到建设的方法路径上来，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需要融入不同学科的进展，结合不同派别的理论发展（包括广泛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建设的成就）。一项基本的途径是，我们要学习做增量的历史，避免现代性的、总是否定过去的做法。中国考古学理论需要继承、弘扬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可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整体、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打破二元对立的物质观，弥补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发展的不足。以传统金石学为例，从科学角度来审视它，必定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它不够“科学”，但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金石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保存至关重要。

除了纵向的积累，横向的引入同样重要。回顾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许多理论都来自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哲学等。过程考古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文化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以布迪厄与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思想。当代考古学的新的理论思潮基本都是学科交融的产物。打破学科藩篱，促进学科交融，是理论发展的必要。

回顾考古学术史，还可以发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大多与学科任务密切相关，而任务的形成又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要发展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需要更多专门人才与更加完善的学科结构；需要研究者超越当前的研究任务，反思既有的研究范式，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就当前的中国考古学而言，就是要加强考古学的阐释性研究。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鉴西方考古学。现代考古学源于西方，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已经形成多维、多层次的体系。西方考古学理论在中层理论方面非常丰富，创新不断，值得学习。关键是我们在借鉴时要“化西为中”。无论是继承还是学习，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话语体系，一种特色鲜明、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