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河

伍雄武先生对我发表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的论文《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下文简称《民族哲学》）撰写的商榷文章（下文简称“商榷文”），全盘误解了笔者的文义，将我在文章中围绕“民族哲学”概念所梳理出的多种可能语义，错认为笔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并以此为依据指责笔者否定“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的理由，对此我不能不做出回应。

第一，商榷文认为，《民族哲学》“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民族哲学和哲学的民族性”，这是缺少引文依据的。即以该文标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而论，其关键词是“可以……谈论”，而不是“明确否定”，更不是“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

第二，伍先生何以会从《民族哲学》一文读出“否定民族哲学”的意思？或因他多年在国内的“民族哲学有无之争”中以“肯定派”自居，故而看到《民族哲学》的叙事与其不同，便认定我是个“否定派”，以为我的观点与他“正好相反”，是“对应的反题”。这恰恰表明，伍先生谈论“民族哲学”时过于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预设立场，这就是我说伍先生执念过重的原因。

第三，那么对于“民族哲学”话题，除了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写法，还有其他的吗？有的，这就是我在《民族哲学》一文中力行的“澄清概念”的写法，它强调依据文献和逻辑，将涉及“民族哲学或哲学的民族性”提法的可能含义逐个列出，一一辨明其利弊，以便“清楚明白地”使用概念。当然，要“澄清概念”，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悬搁立场”而不是“预设立场”。“悬搁立场”并非不要立场，或者伪装成没有立场，而是说承诺立场应以澄清概念为前提，这正是《民族哲学》一文的方法论特点，也是我这篇回应文章的主旨。

笔者所论的“民族哲学”并非伍先生所谓“少数民族的哲学”

商榷文写道：“李河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哲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团结，即有负面的政治意义。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随后该文用大量篇幅阐述“国族哲学与民族哲学、国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令我大惑不解：我的文章根本没有论及少数民族问题，文章对我的批评从何而来呢？

伍先生的误解大概因为《民族哲学》一文的关键词是“民族哲学”，在他看来，谈“民族哲学”当然就是谈论“少数民族哲学”。我理解伍先生多年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专业敏感，但他应该注意一个事实：我在《民族哲学》第一部分特意申明，文中“民族哲学”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al philosophy，其关注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本土哲学”，它不同于国内学界讨论的“少数民族哲学”，按照《民族哲学》第二部分对“民族”概念的辨析，“少数民族哲学”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ies of ethnic groups。

我为什么特意作此申明呢？就因为当时意识到这样的标题或许会引发误解。但我为什么又非要用“民族哲学”一词呢？盖因撰写《民族哲学》一文本来是为参加2018年8月17日召开的国际论坛，参会者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学者，论坛主题就是“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需要说明，这个主题不是杜撰的，近年从俄罗斯、原苏联中亚地区国家到东欧国家，从土耳其到非洲国家，“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都是个很热的话题。2017年到2019年，笔者在阿塞拜疆、越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调研座谈时多次听到人们谈论national philosophy，但热衷谈论的人大多缺乏反思和追问的哲学素养，他们不太在意对这个概念的可能语义和用法进行辨析澄清，其言辞背后更多涌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激情。我意识到，“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在这些学者潜意识里代表着一种“伸张或回收思想主权”的意识，但我更认为，思想主权的回收只能靠基于透彻反思和追问的概念批判活动来实现，否则，回收的主权一定与思想无关。据此，我在2018年8月的论坛专门对“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一词进行澄清。——我想，这个过程大体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使用“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一词，又为什么会在文首特意强调此处的“民族哲学”并非指国内的“少数民族哲学”。

不能把“概念澄清”的文字混同于“立场承诺”的文字

毫无疑问，一个作者列出不同语义以及围绕这些语义的不同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作者对这个观点究竟持赞同还是反对的立场，这本是毋须论证的常识。但这却是伍先生“全盘误解”《民族哲学》一文的根本原因。

《民族哲学》一文围绕“民族哲学”的语义进行梳理澄清，其基本句式是：“民族哲学”一词可能存在语义A、B、C……；如果接受语义A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如此这般的理论后果；如果接受语义B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如此这般的理论后果；……而商榷文表现出一种“偏好”，它将我列出的一些“负面语义”归结为我的立场，其基本句式是：李河文章提到了如此这般的观点，这（实质上）就是其文章的立场，这种立场是错误的。

譬如，笔者文章第三部分指出，“民族哲学”一词的“哲学”具有多种含义，为此笔者创新性地将西语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引入对“哲学”概念的解读：

（1）20世纪中叶前，哲学史家或哲学家多喜欢使用philosophy的单数形式语词，其原因或在于，无论人们自古对“哲学”有多少种差异性理解，但大多数哲学家坚信，哲学具有一种“使哲学成为哲学”的本质要素，正是这种要素意识使人们追问“哲学是什么/哲学不是什么？”笔者接下来指出，但是“单数形式的哲学观念”在思想史上会带来一种后果，即人们会像黑格尔、梯利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中心论的或单线式发展的历史。

（2）到了20世纪中下叶，在“去逻格斯中心论+去欧洲中心论”的鼓舞下，人们日益喜欢谈论“复数形式的哲学”即philosophies，这种谈论有助于使哲学史叙事摆脱中心论和单线论模式，使人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中谈论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比较哲学”。但这个视角也带来一些麻烦，人们会把太多的东西塞入“哲学”。如果说哲学当初曾是一种从宗教神话走出来的反思性概念批判活动，那么许多热衷谈论“复数形式哲学”的学者似乎又走上一条从哲学“倒退回”民族宗教和神话资源的道路。

伍先生是怎样看待笔者的辨析的呢？他以决然的口气把我为“单数形式哲学”画像的文字当成我承诺的立场。他说：“李河据此就认为，只有单数性名词所表达的概念，其内涵（含义）才概括对象的本质特征，才可以作为区分事物的逻辑根据。……李河就得出结论：在谈论民族哲学并辨析其是否为哲学时，作为根据与标准的，应当是西方哲学中的‘哲学’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概念。”类似断语尚有多处，而且都没有从我文章转述的直接引语。

任何读者只要浏览《民族哲学》一文关于“单/复数形式哲学”的相关论述就不难发现，伍先生作出上述系列断定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将语句的内容陈述当成了语句态度，将概念含义的描述当作特定立场的承诺！正是以这样的理解方式，伍先生还把我引述的弗雷格对“自然语言”缺陷的分析，硬安在我头上，指责我“贬低自然语言的价值”，对此我只能回应，“不敢掠人之美”。

“金岳霖问题”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还是个“两难问题”？

“金岳霖问题”是指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读报告”里提出的两难问题，即先秦诸子学说到底“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一部“中国哲学史”，究竟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笔者在《民族哲学》第三部分将这些追问简化为两个陈述，即究竟是“X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X国”？进而，我循着前面关于“单/复数形式哲学”的讨论指出，凡坚持“单数形式哲学”观念的，大都会使用“哲学在X国”的表述，不会赞成“民族哲学”的说法；凡倡导“复数形式哲学”观念的，则多会义无反顾地使用“X国哲学”的表述，从而成为“民族哲学”说法的拥趸。我进一步观察到，这个“金岳霖问题”居然在波兰、乌克兰等国学者关于“民族哲学”的讨论中原封不动地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兰有学者也在追问：“Polish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in Poland？”（波兰哲学还是哲学在波兰？）由此可证，这个两难问题不光为我国所独有，在当代世界也未过时。可以说，自“金岳霖问题”问世以来，国内如此深入讨论该难题的文字并不多见。

伍先生对我在“金岳霖问题”讨论中作出的贡献全然无视，他关注的依然只是“立场”。他说：“可见，李河先生在此欲借金岳霖对哲学史方法的论述，由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进而否定民族哲学。”“‘X国哲学’与‘哲学在X国’两用语的提出者确是金岳霖先生，但是，引述他的意见来否定哲学史中‘X国哲学’（民族哲学）的方法，则是对金先生的误读。”

伍先生批评我“误读”了金岳霖报告，因为他认为金岳霖是没有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的，因而是没有否定所谓“民族哲学”的。这种解读在我看来相当可疑。因为“金岳霖问题”在我看来绝不是个“二选一”的“立场选择题”，即应该肯定还是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的说法？它更是一种对理由的追问，即人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依据何种理由来谈论“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正是在这里，金岳霖发现谈论“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存在着多个理由上的困难：

其一，这种谈论无论如何得“以欧洲的哲学为普遍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这种趋势不容易终止”，换句话说，以一种地缘性发生的传统作为标准，本身是个无奈的但又不得不的选择。

其二，既然立了这么个标准，那么欧洲以外国家是否存在哲学的追问就面临几种可能的答案，最极端的当然是“有”或“无”这两种断定。金岳霖说：“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的。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如果金岳霖先生是像伍先生断言的那样，对“X国哲学”的立场持肯定态度，那就意味着“X国哲学”（或者伍先生所说的“民族哲学”）在实质与形式上都与欧洲哲学问题无异，这个结论恐怕伍先生本人都不会同意。

其三，实际上，金岳霖先生真正感到难解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如果一地一国的思想“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这里所谓的“困难”就是“两难”，即面对相较于“普遍哲学”而言是“有实无形”或“无实有形”的思想，断定它是哲学或它不是哲学都有同样的理由。为此，有学者把“金岳霖问题”称为“金岳霖悖论”。

从“悖论”角度审视“金岳霖问题”就不难发现，其最深刻的价值恐怕不在于要人们在“X国哲学”与“哲学在X国”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立场选择，而是刻画出不少欧洲以外国家的学者群体共同面临的“两难”处境，即在A、B两种答案中，选择哪一方都显得“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这也正是笔者文章不轻易作出单一立场承诺的根本原因。

“民族哲学”话题：后发国家的思想身份标志

现在的也是最后的问题是，我的文章难道只有概念澄清而没有立场承诺吗？我相信这一定是伍先生的疑问。对此我的回应是：第一，我的文章是有立场的，但与伍先生想象的立场迥然不同；第二，我的立场是建立在“澄清概念”基础上的，而不是相反。

先说说我的立场为何与伍先生的想象不同。

商榷文表明，伍先生心里仅存在“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立场，比如围绕“民族哲学”概念，一定有赞成方和反对方；围绕“单/复数形式的哲学”观念，一定存在着单数派和复数派；围绕“X国哲学/哲学在X国”的争论，也一定有正反两方面的立场。概而言之，围绕“哲学”，一定有西方中心论或中国本位论的对立。因为他是“民族哲学”或“中国哲学”的赞成者，因而发现我关于“民族哲学”的谈法与他不同，自然就将我归入各种意义的“反方”观点。这是商榷文对我曲解的根本原因。

我的《民族哲学》第四部分是谈论立场的，那里的立场与伍先生替我选择的不同。这一部分的标题是“民族哲学：后发国家的思想身份标志”，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由于我们是有强烈发展意愿的后发国家，因此“外来/本土”“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开放性/自主性”等“两难问题”会在很长时期困扰着我们。它在哲学领域就体现为“‘中国哲学’vs‘哲学在中国’”之争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有哲学吗”这类质疑。这些问题之所以是“两难”，乃在于人们无论选择哪一方答案，都会面临一种吊诡的处境，即赞成它的理由与反对它的理由同样有力。类似情况在俄罗斯、日本同样存在，乃至在19世纪末的美国也曾存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新的证据：2019年9月21日—22日中山大学举办“第六届中日哲学论坛”，其主题是“哲学在东亚的接受、转化与发展”，会议多有《哲学在中亚的接受》《哲学是什么——在东亚重新思考其意义》等论文。这些证据再次表明，“‘X国哲学’vs‘哲学在X国’”以及由此衍生的“X国有哲学吗”一类问题，在“后发国家”（即使是后来已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成为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进而言之，我认为“金岳霖问题”或“金岳霖悖论”是对后发国家知识界面临的“两难处境”的准确表述。

最后，说说我对“金岳霖问题”的立场。我反对在缺乏清晰反思和追问的情况下，陷入“中/西哲学”“本土/外来哲学”的二元对立，陷入偏执一端的立场。在我看来，与其进行这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选择，不如“回到事情本身”，采取扬弃二元对立并“回归中道”的立场。这个“事情本身”或“中道”就是应把确立“反思的主体性”当作确立“哲学主体性”的先决条件，离开了清楚明白的反思和透彻到底的追问批判，仅只强调思想理论的地域属性，那或许是后发国家的常见的理论现象，但与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是不相干的。

我相信，有了反思和追问这样的“中道”，我们就有了哲学，“我们有哲学吗”就会是个多余的问题；没有这个“中道”，即使给自己的研究附加再多哲学的名头，依然不是哲学。一旦我们的致思强大到足以影响越来越广大的世界，“我们有哲学吗？”就会成为自然消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