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建业

狭义的彩陶，是指在器坯表面绘彩，然后一次性烧成的陶器。本文所谓“彩陶时代”指狭义彩陶流行的时代，“前文明社会”是指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彩陶时代大致对应前文明社会。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本文拟加以分析。

一

亚欧大陆东半部地区，仅在中国境内有过彩陶时代，主体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对应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波及西辽河流域。

1.肇始期（约公元前7000 —前5000年）。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浙江的上山文化中就已出现原始彩陶，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到约公元前6000年，以钱塘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和渭河-汉水上游的白家文化为代表的东、西两大彩陶系统初步形成，前者多色鲜丽、图案复杂，后者崇尚红褐、点染随意，但基本上都为几何纹和符号。

2.发展期（约公元前5000 —前4200年）。这时期基本仍分东、西两大系统，以西系更加发达。西系以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崇尚黑彩，以直笔几何纹为主，拘谨，舒朗，常见鱼纹、拟人面鱼纹题材；偏东的河北平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则仅有少量简单红彩，并影响到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东系彩陶以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为代表，数量较少，黑或红彩，有四分构图内彩，有的题材略似半坡类型的拟人面鱼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初期也有少量彩陶，与长江下游存在较多联系。

3.繁荣期（约公元前4200 —前3300年）。在这一时期西系的弧笔花瓣纹彩陶虽有“一统天下”之势，但东系彩陶元素也向西流播，两系趋于融合。花瓣纹彩陶的中心，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彩陶比例和半坡类型相若，仍主要为黑彩，构图弧笔旋幻，灵动活泼，常见鸟纹。花瓣纹彩陶还大范围流布到整个仰韶文化区，西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南达汉水中游，北到阴山以北；其影响向东北扩展至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东至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南达洞庭湖至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

4.变革期（约公元前3300 —前3000年）。这一时期东衰西盛，晋南、豫西、关中等仰韶文化核心区彩陶数量逐渐减少，纹样简化，终至基本消失，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已罕见彩陶；仰韶文化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并分化为不同的地方风格；甘青地区彩陶更加发达，纹样繁缛，以至于和仰韶文化有了较大区别，被称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

有趣的是，彩陶时代的上述四个时期，恰好对应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上山文化晚期和白家文化已有原始农业；“卦画”、太阳、对顶三角、箭镞、×等形状的彩陶符号，或许已具特殊含义，与文字的起源当有关系；白家文化排列较有秩序的“族葬”，体现祖先崇拜、社会秩序和历史记忆。这说明虽然当时尚处于平等社会阶段，但文明要素已经涌现，开始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在半坡类型出现成组布局、门朝中央广场的环壕聚落，显示出对于向心凝聚社会秩序的强化。在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仰韶文化出现了具有军权象征意义的石钺、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以及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显示军事首领地位凸显，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迎来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在彩陶时代的变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早段，仰韶文化有了秦安大地湾、巩义双槐树等大型中心聚落和大型“宫殿式”房屋，崧泽文化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墓，红山文化形成牛河梁大型宗教中心，很多区域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彩陶风格和社会形态也正相吻合：半坡类型的直笔彩陶拘谨有序，而此时社会崇尚秩序和集体主义；庙底沟类型的弧笔彩陶旋幻灵动，而此时社会趋于分化、崇尚威权。

约公元前3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晚段，除西部地区外，中国大部地区彩陶已基本退出日常社会，彩陶时代结束。中国大部地区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阶段。

约公元前3000年后，西部甘青宁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更加发达，影响扩展到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新疆东部，并与克什米尔和中亚南部等地互动交流，形成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在甘青和新疆还存在许多包含彩陶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西部地区这些保留了彩陶文化的社会，虽然存在一定的贫富分化，但并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和王权，社会分化程度有限，基本都属于前文明社会。

二

在亚洲大陆西半部地区，彩陶最先在西亚开始出现和流行，彩陶时代的主体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8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主要对应有陶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大致也可分为四个时期。和中国相比，西亚的早期彩陶产生以后，短时期内就比较发达，可谓后来居上。

1.肇始期（约公元前6800 —前6500年）。西亚虽然迟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但在约公元前6800年以后，扎格罗斯山地和迪兹河流域的古兰（Gulan）、乔加·博努特（Chogha Bonut）、耶莫（Jarmo）、萨腊卜（Sarab）等遗址便有了原始彩陶，主要为简单的几何纹红、褐彩。

2.发展期（约公元前6500—前6000年）。在伊朗西南苏萨地区的古苏西亚纳期（Archaic Susiana）、两河流域偏早的哈苏纳文化（Hassuna）和萨马拉文化（Samarra），流行各种题材的红、褐、黑色彩陶。古苏西亚纳期彩陶直笔拘谨的风格类似半坡类型，但构图却要细密繁缛得多，尤其密集平行的直线、斜线、波线图案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动物、人物形象。哈苏纳文化彩陶也是以直线元素为主，但构图比较疏朗。萨马拉文化典型彩陶块体元素增加，复杂而充满韵律，活泼多样，其中四分内彩图案最具代表性，流行各种动物题材，充满旋动意象。

3.繁荣期（约公元前6000—前4000年）。伊朗西南的苏西亚纳期早、中、晚段和巴昆（Bakun）遗存，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Halaf）、南部的欧贝德文化（Ubaid），安纳托利亚的哈奇纳尔遗存（Hacilar）、堪哈桑遗存（Canhasan）等，盛行彩陶，各种大小、直弧、纵横不同的纹样灵活组合，复杂多变，弧笔纹样尤其是花瓣纹增多，仍有较多四分构图的内彩，出现了仅在肩部装饰徽章式花纹的简化彩陶。其中哈拉夫文化彩陶弧线纹增多，流行比较写实的飞禽、走兽、人物、植物等题材，尤以牛头形象最多。哈奇纳尔文化彩陶以大色块元素和图案化的兽头（牛头）形象最具特色。

4.衰落期（约公元前4000 —前3500年）。这一时期作为西亚核心区的两河流域进入乌鲁克文化前期，彩陶已很少见。只是有些边缘地区彩陶仍然较多，如伊朗高原中北部的锡亚尔克三期（Sialk）、希萨尔早期（Hessar）彩陶，构图纵横相间，流行成排成列的动物、人物纹样。

西亚彩陶时代的四个时期也大体对应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彩陶时代的肇始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农业和畜牧业初步发展，流行大乳肥臀的女性雕像和祭室，出现权杖头、铜器、印章、符号、原始筹码等，已经孕育着神祇崇拜、权力象征、青铜器、文字、商业等早期西方文明的元素，开始了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彩陶时代的发展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中期，两河流域中南部地区有了灌溉农业和刀、凿等铜工具，偏早阶段哈苏纳文化的村落有公共陶窑作坊、公共库房和中央广场，和半坡类型的社会类似；偏晚阶段在萨马拉文化中出现了带围墙和“瓮城”的聚落，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品”字形建筑格局，这表明家庭或家族地位开始凸显，社会出现等级差别。彩陶时代的繁荣期或有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偏早的哈拉夫文化村落内建筑缺乏秩序，氏族社会趋于解体，出现跨村落的宗教区，社会复杂化趋势加强，进入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偏晚的欧贝德文化等出现大量易于制作的收割工具陶镰，农产量迅速提高，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出现等级差别，神庙建筑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出土的石权杖头、泥质筹码、原始的泥版文书等推断，可能已经有了兼具神权和世俗权力的酋邦首领，两河流域南北空前统一。彩陶时代的衰落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业，农产量大增；村镇和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聚落层级增多，西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乌鲁克横空出世，并向周围急剧扩展影响，社会经过大范围整合，进入高级酋邦社会。至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乌鲁克文化后期，两河流域发生“城市革命”，出现城邦王权和多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进入文明社会。

受西亚的影响，公元前6000多年以后在东南欧、东欧、北非、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也都先后开始出现彩陶。例如，东欧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Tripolje-Cucuteni）有发达的旋纹、花瓣纹彩陶，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近似，偏晚阶段出现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但聚落和房屋都只有大小之别而无功能上的显著差异，尚属于前城市或前文明社会阶段。中亚南部彩陶流行于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从早到晚依次为哲通文化（Jeitun）的细密平行线纹彩陶、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 Namazga I）的粗犷花瓣纹和折线纹彩陶，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Namazga II IV）的金字塔纹或锯齿纹彩陶。青铜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四期有颇具规模的灌溉农业，出现阿尔丁特佩（Altyn Depe）、萨拉子目（Sarazm）等初期城市。至青铜时代中期的纳马兹加五期以后，彩陶消失，进入较为繁荣的绿洲城市文明阶段。

三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大致对应，有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彩陶和前文明社会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

农业生产保证了更稳定的定居生活，为彩陶的制作和使用提供了条件；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社会复杂化，是文明起源的必要前提。进一步来说，彩陶和农业都离不开土。彩陶所需泥料一般为较细腻的第三纪红土、早期黄土和淤积土，最容易在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获得；而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是冲积平原地貌，黄土、类黄土深厚，水热条件适中，正好适合发展农业。

白家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就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在这里很容易找到第三纪红土和早期黄土，又有适合粟、黍类旱作农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旱作农业保障了该地区彩陶文化数千年的连续发展，促进了文明的起源。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彩陶也基本分布在东欧黄土区，以种植小麦、大麦、黑麦等麦作农业为主。

（二）彩陶技术和前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由于易熔黏土易得，且制作简便，陶器自产生之初就作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用品存在。作为陶器的特殊种类，彩陶的材料比一般陶土难寻，却还谈不上珍稀；彩陶多是制作较精细的泥质陶，绘彩更需费心费时，对制作技术的要求比一般陶器要高，但又不像制作青铜器、玉器那样需要达到很高的专业化、协作化程度；彩陶陶器本体的颜色多为红色、红褐色、黄色等，一般需要在陶窑中以开放式的氧化焰气氛烧成，但这类陶窑比半封闭式的还原焰陶窑要相对简单。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彩陶应当是人类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陶器制作积累了较多经验之后的产物，但多数情况下还不属于高技术产品，正好与前文明社会阶段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在文明社会形成期前后这段时间，多数地区彩陶制作趋于衰落或消亡，但表现方式各有不同。就中国境内来说，约公元前3300年，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彩陶制作极度衰落的同时，出现了轮制陶器技术、以还原焰烧制灰陶的技术、窑内渗碳烧制黑陶的技术。轮制陶器坯体更加均匀紧致，标准化程度和制陶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灰陶比红陶耐碱性、耐久性更好，黑陶更加坚固，烧制灰、黑陶所用的上部变小的半封闭式窑和“饮窑封顶”等方法，技术更为复杂。这样看来，彩陶的消失和灰、黑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技术上的优胜劣汰。而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西王类型等，在彩陶衰落的同时并无轮制出现，陶器反而变得更加粗陋，仅能从陶窑结构的变化和灰陶的出现看出至少在烧制技术方面发生了革新。两河流域、中亚南部等地区的情况和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近似。在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的乌鲁克文化前期，彩陶衰落的同时，两河流域开始流行轮制陶器，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的陶器生产，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与中国境内不同的是，西方的轮制陶器大部分为红、黄色，少量灰陶也是浅灰、黄灰色，罕见深灰陶和黑陶，可见仍主要采用氧化焰烧陶。

（三）彩陶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相适应

彩陶多数不仅是普通生活用品，而且是“新石器时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具有比一般陶器更突出的界定社会、愉悦民众的功能。进一步来说，彩陶承载的信息比较笼统和模糊，适合表达某些共同的社会习俗和宗教观念；不同的彩陶图案和色彩，更容易界定“横向”的或“族”一类的社会空间；彩陶艺术的生动绚烂，更适合抒发广大民众的劳动和生活热情。这些特点都正好与相对平等、崇尚集体、充满热情的前文明社会相适应。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以文字来传达宗教、贸易、政治、军事等确切信息，以珍贵物品来界定“纵向”社会空间或强调上层阶级的地位，以更奢华铺张的艺术形式来愉悦精英阶级，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非精英阶级的审美权利，彩陶自然就趋于衰落甚至消失了。

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以及西方的古苏西亚纳期、哈苏纳文化、哲通文化等文化中，彩陶都以拘谨的直笔为主，流行致密的平行线纹，显得规矩有序；每种风格的彩陶分布范围都比较有限，多半只占据大河的一两条支流的范围；社会则崇尚和平、平等、秩序和集体主义。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及西方的苏西亚纳期、欧贝德文化、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等文化中，彩陶都以灵动的弧笔为主，各种纹样组合复杂，显得变幻多端；某些风格的彩陶范围大为扩展，如庙底沟式彩陶扩展至大半个中国，欧贝德彩陶北扩至几乎整个两河流域；社会则趋于暴力、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庙底沟时代或者欧贝德时代之后，中国中东部地区以磨光黑陶和玉器等作为强化社会阶级的“礼器”，这个所谓的“玉器时代”也是文字产生的关键时代。西亚、埃及、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等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青铜器、黄金、青金石等强调上层阶级地位，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出现。可见亚欧大陆无论东西，彩陶时代的衰落基本都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兴起。唯一例外的是在希腊，精美彩陶和其他珍贵物品一样，成为上流社会追捧的商品和艺术品。

总之，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前文明社会：虽非每个流行过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时代。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开拓了文明社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