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胜前

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火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乃至非学术界人士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来。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认识的确有不小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研究困境始终无法突破——不同学科都设定了自己的研究宗旨，希望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协助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完成学科之间的协作。就像许多人一起推车，如果用力方向各不相同，那么就会相互掣肘；如果都挤在同一侧用力，就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又会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更具体一点说，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有较大的空白或鸿沟，大家都希望能够跨越它，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去跨越却没有形成共识，至今也没有找到很有效的方法。此外，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两个极端：玄学与科学主义。前者以古史传说为中心，似是而非地利用一点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为证据，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后者则是把历史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认为其中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真理，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历史研究似乎就是为了无限接近这个存在于乌托邦中的真理，而浑然忘记了人类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所有相应判断都是有价值预设的。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厘清当前研究的线索，为寻找未来研究的突破点提供参考。

研究的基本路径

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宏观的范畴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是要论证所提出观点的合理性，其中暗含着对普遍原则/真理的认同。这其中的逻辑可以具体分为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类型。另一类是以理解、共情式（empathy）体验为中心的，其逻辑是混沌的，主要是通过直接的历史叙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从而实现理解的目的。现代学术研究往往更多强调逻辑推理，而贬斥共情式的理解体验，但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崛起，后者逐渐得到认同。考古学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以及“现象学的方法”就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

这两类研究实际反映的是当代学术研究最大的分野：科学与人文。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是科学范畴的，与科学并行的是人文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将其对立。长期以来，人文研究是被忽视的，科学是正确的代名词，非科学即等于错误或没有价值。人文研究存在明显的社会历史背景依赖，它不是以普适性来衡量的，而是需要对研究对象的背景关联、来龙去脉有充分的理解。中国学者对中国文明早期历史的探索立足于对自身文化的充分理解，这样的研究从有文献明确记载延伸到古史传说领域，其中存在文化脉络的一致性。在考古学上，我们称之为“直接历史法”（direct history approach）。当然，直接历史法是从逻辑角度讲的，还没有考虑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解。失去理解的研究不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在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尚没有给人文导向的研究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把它与科学导向的研究区分开来。

如何有效结合这两条道路，目前仍然是一个挑战。需要明确的是，人文的道路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它是高于科学的。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看，人文研究是科学研究进一步的深化，如从过程考古学到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当前，主位视角的“直接历史”探究并没有实现沟通史前与历史文明这个目的，多是因为历史学者不熟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考古研究者不能充分理解考古材料本身蕴含的历史文化。

研究逻辑的区分

逻辑推理研究包括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类型。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基本都可以纳入这三种逻辑中。

具体来说，演绎的推理研究是从一般到特殊，需要先确定一些普遍的理论前提，然后建构出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从该理论出发推导出可以经由经验事实检验的假说。我们可以把演绎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另一类是基于有限经验事实的理论建构。演绎研究的优点是不受制于经验事实的有限性，可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创造性；其不足之处是理论前提比较宽泛，与经验事实有较大的差距。

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概括。归纳推理需要囊括尽可能丰富多样的经验材料，归纳的范围越大，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就越强。经验事实的简单归纳只是事实本身特征的罗列，尚不构成理论概括。要想上升到理论层面，就需要研究者建立理论概念。归纳推理是从已知走向未知，一步一个脚印，可操作性强；其不足之处就是理论建构的效率低，而且归纳本身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还存在理论概念构建的问题，不同研究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比如“酋邦”这个概念，它是从人类学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但是研究者对“何为酋邦”的认识差异极大。

就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而言，还存在古今不一致和考古材料零碎的问题，以至难以了解古代社会全貌。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类比推理来解决。研究者通常获得的是有关过去的信息片段，需要将其拼合起来才可以理解其含义，但是如果不知道古代社会的概貌与结构，就很难去操作。人类学研究提供可以参考的框架，通过对一些较为“原始”族群的研究，建构出一些框架，协助我们完成信息片段的拼合，从而完成从物质遗存到人类行为信息的推理，这在考古学上通常被称为“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

对比这三种逻辑，不难发现我们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1）演绎推理的缺乏，不仅仅是体现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上，也体现在基于有限事实的理论建构上；（2）在归纳推理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经验事实对象相对有限，多局限于中国材料本身，而对世界各地的文明了解不足，也正因为如此，归纳多局限于对事实本身的分类描述（也包括定量的描述），而缺少理论提升，这一点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3）受制于人类学材料的缺乏，以及人类学发展的滞后（曾经中断过），以类比推理为中心的中程理论建设基本付诸阙如，一般的人类学类比往往局限于孤立案例的类比，而这种类比的可靠性比较低。

考古学的探索

如果从理论验证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无疑处在“终审官”的位置，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逻辑，最终都将需要回到考古材料层面上来。考古材料作为客观物质遗存，是古代社会的直接遗留，具有文献资料无可比拟的真实性。

过去一百多年来，考古学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有关文明史前阶段发展的空白。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为例，仅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陶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就让我们对有关中国文明早期面貌的认识耳目一新。从此种意义上说，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以考古学为中心展开的，因为亟须对新的考古发现作出解释：为什么此时此地会有这样的发现？它们究竟代表文明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又是如何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如此等等的问题都期待不同学科进行合作，进而给予合理的回答。

尽管考古学似乎在国家文明起源中享有无比优越的地位，考古学者甚至可以不用理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工作，埋首于田野工作之中，独享发现古代文明物质遗存的机遇，但是，考古学家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考古材料（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说话，它就像充满奥秘的谜团，需要不同学科进行合作研究，才可能最终被解开。在解码考古材料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从物质遗存中推导出有关古代社会的信息，通常称之为“透物见人”，这是当代考古学的中心任务，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才能实现。

考古推理的结构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前者包括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推理，后者包括系统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提出假说、验证假说等。“透物见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至少要有五个环节：（1）获取考古材料的基本特征；（2）研究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3）狭义的“透物见人”，即从物质遗存推导人类行为；（4）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或是根据有关人类社会、行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进行推导；（5）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宏观层面上进行考虑。颇为遗憾的是，对比考古推理的结构以及“透物见人”的环节，我们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还存在较多缺环。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具有绝对垄断地位，人文导向的研究多见于历史考古领域，而很少能够深入到史前考古研究中去。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正好是两者的交合地带（即所谓的原史阶段）。在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自身早期文明史的探索，是基于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进行的，也就是从已知走向未知，是从被充分理解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的。这种“主位”视角的理解，不能用“客位”角度的研究来替代。就目前流行的“古国”与“酋邦”两种主流理论而言，前者是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主位视角进行的探索（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后者则是从客位角度出发的。两者本来不相矛盾，但是如果以客位立场为中心来衡量主位理论，必然会造成强烈的冲突。

可以想见，在人文导向的研究被忽视、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又存在重要缺环的情况下，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定举步维艰，相关讨论难以深入。此种局面有待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