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博

1990 年，李佩甫发表中篇小说《黑蜻蜓》，以其表姐为原型，讲述了豫中平原上一个苦难但坚韧的女子的一生。14 年后，李佩甫再次以表姐为原型创作《麻雀在开会》，讲述表姐醒的一生。同《黑蜻蜓》中的二姐一样，《麻雀在开会》中的表姐也遭遇着各种人生苦难，然而，经历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李佩甫却在两篇小说中分别赋予其不同的命运结局：《黑蜻蜓》中，二姐一生苦作，最终累死在猪圈里；《麻雀在开会》中，表姐以六十四岁高龄开着机动三轮，仍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相似的人物，不同的结局，更能展现出李佩甫笔下中原女性形象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在不同时期对中原女性命运的思考。

一、从人性善到人性恶的转变

《黑蜻蜓》中，二姐是个十分不幸的人，一岁没爹，两岁没娘，三岁发高烧成了聋子，九岁因耳疾退学。然而，即便命运如此不公，二姐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扛起养家的重担。十八岁定亲后，嫁给贫困潦倒的姐夫，婚后为还债、养家拼命劳作，四十七岁时终因积劳成疾而猝死在猪圈里。二姐的一生都在与苦难作斗争，展现出劳动人民的坚韧、顽强。同时，二姐又是淳朴善良的：对无人问津的小脏孩，她给予母亲般的关爱；对前来相亲的小伙，她加以体谅，将钱悉数退回；出嫁当天，迎亲马车翻入河里，她不难为接亲人，穿着湿衣服步行前往画匠王村；姥姥去世前后，她重情重义，借钱给姥姥请一班响器，年年为姥姥上坟。二姐一生艰难，却始终保有淳朴善良的本性，给予他人最大的善意和帮助，在苦难中坚韧不屈，绽放着人性的光辉。

在《黑蜻蜓》中，李佩甫几乎以全部笔墨来展现二姐的淳朴善良、勤劳坚韧，而在《麻雀在开会》中，李佩甫虽然也写了类似情节，但更偏向于凸显二姐之“变”：她开始和“我”讲客套；因工地拖欠工资而偷盗；开始反击两个整日谩骂的儿媳；开机动三轮车“拉脚”时，以“我投了个保，我买保险了，警察都怕我”的心态一路横冲直撞；办理保险时，颇有心机地让两个孙子作为保险的受益人。以前淳朴善良的表姐已在生活和时代的逼迫中变得狡诈起来，她的眼睛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目光清澈如水”—“两眼像深潭一样”—“目光很执，总是显得呆怔怔的”—“两眼浑浊，就像是陷下去的老井”，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李佩甫借眼睛之变凸显表姐的人性之变。作家在小说中多次提到表姐曾经的话语——“别打，麻雀在开会呢”，更以“麻雀在开会”作为题目，借此表达对时代浪潮中人性异化的哀叹以及对美好人性回归的深切呼唤。

从《黑蜻蜓》到《麻雀在开会》，是人性善到人性恶的一个转变，也是李佩甫创作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轨迹——从礼赞人性转变为批判人性。在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人逐渐发生转变甚至迷失，李佩甫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以深沉的笔触创作出了《等等灵魂》《城市白皮书》《城的灯》《麻雀在开会》等作品来寻找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失落的魂灵，期盼美好人性的回归。

二、从物质苦难到精神困境的转变

《黑蜻蜓》中，二姐一生都囿于物质苦难之中，结婚前，以幼小的身躯担起生活的重担，嫁人后，更是拼命苦作。成亲不过三年，“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子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二姐于苦难中出生，承受着物质的贫困，一生为生存忙碌，最终又死于苦作。物质苦难同样也在《麻雀在开会》中的表姐身上延续着，她以残疾的身体挑起整个家的重担，靠着坚韧和顽强养育了四个孩子。然而，在孩子成家立业之后，本该享清福的她却面临着精神上的压力：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使得表姐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儿媳妇也不能接受思想和行为守旧的表姐，婆媳之间矛盾不断，在两个儿媳妇的谩骂下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致使中原乡村的家庭制度发生改变，夫妻关系逐渐代替旧有的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随着表姐的衰老，以她为主的核心家庭也随之衰落，而媳妇的核心家庭得以建立和巩固，其优势地位也愈发明显，表姐在家庭结构中逐渐沦为边缘人物。在中原农村地区，表姐并不是个例，她们出生于贫苦年代，艰难地支撑着整个家庭，但在本该享福的晚年却逃不掉被子女家庭所抛弃的命运，李佩甫笔下的虫嫂、坷垃奶奶等女性亦是如此。

在《黑蜻蜓》中，李佩甫注重表现二姐所经历的物质苦难，从出生到死亡，二姐倾尽全力争取物质上的富足，最终累死在猪圈，二姐的苦难几乎全部来自生存压力。而在《麻雀在开会》中，李佩甫更倾向于展现表姐从物质苦难到精神困境的转变。晚年的表姐显然已没有较大的生存压力，但她仍处于苦难之中，这苦难来自两个媳妇的嫌弃和咒骂，是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从物质苦难到精神苦难的转变是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变化，也是李佩甫创作心理的一大转变。李佩甫曾在采访中说道：“我20 世纪80 年代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专门写了一篇《金屋》，到21 世纪，就是写三部曲之前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从20 世纪80 年代到21 世纪，李佩甫从对外界物质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内在精神的关注。在新的创作时期，李佩甫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物质苦难的书写，他深入中原人的灵魂深处，探究其精神上所承受的压抑和痛楚。

三、从忍耐到反抗的转变

《黑蜻蜓》中二姐看似一生都在与苦难作斗争，但在这斗争的背面，其实亦是对既定命运的屈从和忍耐。李佩甫在小说中发出这样的思考：“我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怨言的时代，世界上到处都是怨言，人人都有怨言。可我不明白，二姐为什么就没有怨言呢？”二姐经历了几乎所有的人生苦难，她是最应该抱怨的人，但是二姐总是默默劳作：“天下雨了，她承受着雨；天刮风了，她承受着风；那老日头更是一日一日地背着……”二姐的一生，是坚韧的一生，亦是忍耐的一生，她似乎生来就承担着生存的重担，却从未真正地为自我而活。《麻雀在开会》中，表姐的前半生同二姐几乎一模一样，二姐在猪圈猝死，她苦难的一生得以结束，而表姐的生命却延续至今。表姐的前半生也是在默默承受命运中度过的，但是晚年的表姐却以自己的方式对命运做出了许多反抗，她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信主“拉脚”为自己买保险，最终在心灵上和行动上“达到了一种自由境界”。

从二姐到表姐，一个是默默承受苦难、缺少自我的无私奉献者，一个是为自己而活、终达自由的英气老人。在与学者孔会侠的一次访谈中，李佩甫谈到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时说：“当年估计可能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女子。”早年间，李佩甫心中最好的女子就是如二姐这般坚忍顽强，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默默承受一切的女性。但在新世纪的创作中，李佩甫笔下的中原女性形象亦有了自己的意识，不再只是一味地付出，而有了内心的挣扎或是行为上的抗争。这是李佩甫在中原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所做出的改变，一方面，改变了以往扁平化的女性形象，使之更加丰满、生动；另一方面，顺应了当代女性主义潮流，凸显出女性的自我意识。

四、小结

从《黑蜻蜓》到《麻雀在开会》，李佩甫对二姐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让二姐的生命延续到新时代，向我们展现出老一辈中原传统女性在时代潮流下真实的生存境况，探究她们在时代、生活的逼迫下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从淳朴善良的二姐到狡诈世故的表姐，李佩甫展现出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同时也呼吁美好人性的回归。在时代潮流面前，李佩甫并非故步自封，他紧跟时代，将笔触深入中原女性的精神世界，探究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当代女性主义的高呼下，李佩甫亦顺应时代潮流，赋予其笔下中原女性形象以自我意识和抗争意识，努力改变以往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固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