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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场性与文学性的分野与整合

在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为代表的现代学者还未在文化界掀起关于时代文化转向之理论前，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戏剧（DRAMA），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二十世纪初，自始至终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分分合合，但易被忽视的变化体。

二十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对于剧场与戏剧的概念界定有所区分，但始终没有被摆在亟待解决的重要地位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解释了悲剧、喜剧为何，而非笼统定义了戏剧的概念。但亚氏将悲剧放置在诗歌的类别下，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悲剧作为戏剧诗有一种归属文学领域的特质。而在关于悲剧的定义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其中的行动，其实也就等同于情节性。行动的起承转合、首尾发展，其实都是变相地承认了文本文学的功用。自此之后，身体表演方面的功用退居其次，戏剧文学成为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的关键重心。古典主义戏剧时期，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提出了古典主义戏剧创作法则——“三一律”，他认为戏剧“应该早点题，只表现一个故事，在固定地点和一天时间内完成。”这一规则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展，同样巩固了文学性。即便是莎剧对“三一律”有所背反，也是在文本中心制基础上的再创。

莱辛虽然部分提到了对剧场演出的要求，认为表演应该具有思想内容且有控制感情的本领，但他论述的中心依旧是“性格”，而性格却依旧归属于戏剧文学的创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