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云

毋庸讳言，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消退，关于现实与历史的革命叙事及其革命诗学日渐式微。有的人总结为，文学在悄然告别崇高，告别革命；有的人则宣称，革命诗学已经“内爆”了。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理论支点是，长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人不能成为审美主体，文学关于社会与历史的诗性建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历史情境中，其主体属性总是在“小我”和“大我”之间，不断地来回性迁移。不仅人的主体性总是在“情”与“义”的取舍与转化之间得以建立；历史逻辑的合理性也必然在这两者的转换中得到说明。因此，无论是在民族革命时期，还是在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尊崇民族节义或阶级情谊的人民，总是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成为历史主体，并上升为审美主体，从而建构起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诗学。文学的人民性就是这种诗学的永恒追求。

所以，尽管疾风暴雨乃至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成过往，但革命的诗学精神并未消失。它总是沉潜在民间文化及其文学叙事中，与我国传统情本体哲学一道，一直在无形地影响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并建构着一个时代的情感模式。我国第一部由职业税务工作者书写的《生命线》，就是以这种人民的历史观和革命的情感模式，讲述了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红色税务史。正是在这种革命诗性精神的主导下，谢枚琼对人民税务的诞生所作的历史叙事，就告别了寻常的历史记事，而是对这段红色税务史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合理性进行了富于人民诗学式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