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行西

天山南麓，大漠北沿，有个古城叫库车。它在历史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龟兹。

在库车老城东北角，也就是库车河西岸的高岗上，有一座有名的清真寺，人称库车大寺。这是新疆仅次于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第二大寺，不仅建筑宏伟，气势夺人，还有一个宗教法庭遗址——据说是眼下中国唯一的宗教法庭遗址。

说到宗教法庭，人们可能感到陌生。或者想起中世纪迫害科学家的那些基督教法庭。其实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庭数量更多。伊斯兰教长期奉行政教一体，甚至教权高于政权，宗教审判也就代替了世俗审判。

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有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其实还有一个伊斯兰法系——一个影响不小的独立法系，几百年来在穆斯林世界存在着。他们按照真主和穆圣的教谕以及《古兰经》确定的价值观审理案件，久而久之形成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到新疆，逐步取代佛教的正统地位，到16世纪完全覆盖新疆。曾经的佛教圣地龟兹，也变成了伊斯兰教重镇库车，宗教法庭建立于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宗教法庭往往设在较大的清真寺内，但与清真寺互不隶属，各自独立运行。事实上，宗教法庭的地位是很高的，甚至高于地方大员伯克。宗教法庭作出的判决裁断，伯克也奈何不得。

在宗教法庭内部，主要负责人叫“艾来目”，意为“主教”，负责全面事务，汉人称之为大阿訇。其下有“孜卡兰”，为经学权威人士，负责咨询和解答涉及教义教规的疑难问题，汉人称之为二阿訇。专有“卡孜热依斯”，就是法官，负责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汉人称之为三阿訇。还有“穆夫提”，负责对经典和裁决作出说明，便于当事人执行，汉人称之为四阿訇。可见宗教法庭的组织机构还是比较完备的。其管辖范围也比较广泛，既有杀人、伤害、盗窃、抢劫等刑事诉讼，也包括婚姻、继承、买卖纠纷等民商事诉讼。

有趣的是，这么威严的宗教法庭，审理案件居然不依法典，而是依靠《古兰经》的教义。《新疆回部志》载：“回人虽有刑法然无律例，唯听阿浑看经论定。伯克及犯者无不服。”这里说的“回人”就是指今天的维吾尔人，“阿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阿訇。依靠权威性很高的思想经典来审理案件，中原历史上也曾有过，汉朝就有“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经典大义来审理案件。这种审判方式，直接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贯彻于诉讼过程，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高度统一。

浓厚的宗教色彩直接体现到司法文书当中。下面抄录一份民事契约：

捐地契约

感谢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真主！

“于人方便，于己方便”，这是真主的旨意，我们按照真主的旨意行事。

祝愿真主的使者默罕默德及其家属平安！

我名叫莱力比，遵照伟大真主的旨意，将我在五村的十恰勒克土地捐赠给经文学校，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无权改变它的性质。谁改变谁就是犯罪，正如恶有恶报，让他两世双目失明，两世不得善终。

地界四至：东边是瓦和甫之地，南面是阿派夏巴之地，西边是毛拉苏皮尔之地，北边是米谷提苏皮的大路。

伊斯兰教历1252年（鼠年）10月2日。

看似好笑的行文，表达了当事人虔诚的信仰。这让人想起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有关法律文书，比如结婚证，顶格首先是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才是男方叫什么，女方叫什么，双方同意申请结婚，给予批准云云。再比如粮票布票，本来是物资紧缺的结果，可上面鲜明地印着毛主席语录：“节约闹革命！”给本来尴尬的行为镀上了高尚的光辉。这都是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形势下的特别表达。这份契约最后诅咒式的表达决心，一方面体现了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习惯，是习惯法的反映。

信仰贯穿于诉讼，真主标榜于文书，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都得到公正处理。相反，披着公正的外衣，而实则伤天害理的审判大量存在。新疆著名油画家哈孜·艾买提1964年创作的油画《罪恶的审判》，就是生动的写照。画面中，法庭审判刚刚结束，傲慢的法官步出法庭，而审判的对象，一个青春年少的姑娘，却被活生生地从她老父亲手中抢走，交付他人。姑娘的呼喊与挣扎、老父亲的悲怆与挽留、围观众人的不满与愤怒，都是枉然！这不就是维吾尔版的《白毛女》吗？！

大清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有感于强大的宗教势力对统一管理、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开始实施政教分离政策，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政务。同时，从制度上“扬俗抑教”，规定地方宗教头目需要由地方伯克推荐和任命。宗教法庭不再包揽所有诉讼，只负责审理轻微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则由伯克负责审理，法律依据是颁布全国的成文法典《大清律》，不得再引用《古兰经》教义和当地习惯法。此举对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巩固大一统政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辛亥革命后，全国统一的现代司法制度推广到新疆，宗教法庭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库车大寺的宗教法庭，只剩了一座空屋子，不折不扣的遗址。我嘱咐库车检察院作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项目，好生保存，最好能做一些复原，搞成实景展示。地方同志有些顾虑，担心被误解成是为宗教极端主义做宣传。我说这完全是两码事。宗教法庭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一种独特的法律符号，全国就这一处，对研究法制史具有重大价值。我们保存它不是为了宣传它，更不是为了肯定它。正如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作为景点供人参观，难道是为了褒扬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吗？保存它们是为了揭露黑暗，教育群众。地方同志点头称是，但做到什么程度，估计还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