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职场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增毅：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是劳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主要存在于求职招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劳动关系终止后三个阶段。在求职招聘阶段，雇主收集的求职者信息应与工作相关，不得过度处理，尤其是对医疗信息和前科信息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雇主享有对雇员的监督和管理权，但雇主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应具有合法性基础，信息处理的范围和方式也应适当。职场监控应限于雇主具有重大、明显利益之场合，不应作为监督雇员工作表现的一般手段。对雇员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也应受到个人信息处理一般原则的限制。在劳动关系终止后，雇主仍应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原则，在合理期间内保管好前雇员信息，不得随意向第三方披露。劳动关系不同阶段雇员个人信息保护应尊重劳动关系的特点，在维护雇主利益和雇员权利之间寻求平衡，这需要劳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互配合。

（《法学》2021年第10期）

2 论建立分种类、多层级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光启学者、特聘教授刘作翔：

社会规范是指由社会自身产生的以及由各类社会组织制定的规范类型所形成的体系性组合或集合，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社会组织自制规范和各级政治权威机关制定的专门用于管理内部成员的自制规章。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将社会规范纳入备案和审查范围是必须的，一方面能够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能够防止社会规范偏离正轨而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同时，将所有社会规范纳入备案和审查范围也是可能和可行的，关键在于建立分种类、多层级的备案审查制度，采取内部审查和外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将不同的社会规范纳入不同的组织体系和层级体系，并根据需要进行事先审查、事中审查或事后审查。

（《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

3 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晨颖：

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三重进化，已然成为集信息汇集、要素生产、资源配置、规则制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中枢，是相关主体共同创造价值的组织形态，发挥着以多产业融合为特征的生态功能。平台重塑经济生产的过程和组织样态，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成为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利之间的第三力量。平台经济呈现出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竞争特点，对全球的反垄断监管提出了技术上、规则上、法理上的挑战，在本质上是平台对社会经济的渗透力日益深刻，平台的公共性凸显。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平台的公共性异化造成竞争扭曲进而导致垄断，具体体现为数据要素、平台要素的非开放、非中立。为匡正竞争秩序，有必要革新反垄断制度，建立以“滥用公共性”为底层逻辑的规则，对适格的平台经营者设立竞争性义务，以促进创新，保护平台相关者的合法权利。

（《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

4 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利益权衡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丽岩：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的背后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虽然刑事制裁的公开亦有其公私利益的考量，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利益的保障不及刑事制裁，程序性要求相较于刑事诉讼较为宽松，但行政处罚的公开一样会对相对人的人格尊严等个人利益带来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害。衡量处罚决定公开的公私利益，其所据以增进的公共利益通常小于贬损的个人利益，从行政处罚涉及的公私利益权衡的角度，理论上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同时，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的、具有社会警示作用的行政处罚，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必要的公开，以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利益的最佳平衡。

（《政法论坛》2021年第6期）

5 中华法的政治机理——基于秦汉与古罗马时期的比较视角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

在中华法律文明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时代建立了典型的集权体制，并通过集中调配资源和强势国家理念，对“法”的形式渊源、施行方式、侧重领域及司法标准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与同时代的古罗马相比，可看出二者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两大帝国相关状况的比较显示，“法”的差别与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种以历史为试验场的解释性比较可能超越中西法律比较的东方主义，更深刻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法与传统，并解释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