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研究人类政治思想，必先研究人类政治所面临的困境，政治思想是对政治困境的理论回应与反思。研究人类政治困境，须先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考察前人类时代的群体秩序以及支配-服从关系。人类政治的根脉，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尚处于动物世界的时代。在那时候，人类政治蕴涵的种种困境就已初露端倪，人类祖先亦在生产生活中开始了种种实践性的探索，并由此形成了后世人类思考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

前智人时代的人类祖先，与众多灵长类动物一样，过着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生活。群居动物具有社会性，也具有鲜明的竞争性。灵长类动物不仅具有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其社会性体现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群体生活，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交往，涉及支配与服从，涉及争斗与结盟，涉及亲情，涉及性与欲望。社会性必然伴随竞争性，具有影响力的个体会尽力争取群体的高级地位以便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以及性特权。群体生活天然地需要一种基于支配-服从权力结构的等级秩序。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而且天生是一种群居动物。通过观察和研究群居动物，尤其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及社会秩序特征，能恰当地推断史前人类甚至前智人时代的各种社会特质，从而对于深刻理解人类政治的起源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以支配-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人类政治思想的终极目的，在于塑造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以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发展。一种聚集性的群体生活，必须以稳定的群体秩序为首要前提。没有秩序就没有稳定、和平和安全。作为动物的第一本能，维持生命的存续这一诉求决定了群居动物本能地渴望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人类种种形式各异的政治思想，若是指向一种完全自主、毋需秩序的生活，势必具有反群居、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特质。因此，绝大多数政治观念并不反对群体秩序之于人类生存繁衍之必要性，而是在需要何种群体秩序层面上存在各种分歧。如果说生存法则是所有动物个体的第一法则，那么稳定的群体秩序则是群居动物的第一法则。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也是第一法则。作为个体的生存诉求与作为群体的稳定秩序，构成了群居动物的必然生存境遇。

群体秩序之形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故毋需做任何哲学论证。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即便要论证，顶多也是做一种纯粹生物学层面的原因探究。就此而论，那些讨论人类为何能群的哲学论证，基本属于一种虚构的想象，意在表达一种价值立场而非一种人类社会曾经确实经历的客观事实。比如，霍布斯、卢梭意义上个体让渡权力的契约论，就是违背人类进化事实的理论假设。若不依据事实而进行的假设，即便产生力量，也是类似宗教信仰那样的信徒力量。依据某种想象的理由来论证人类需要的价值，是人类政治特有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人类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群居动物基于客观事实所天然具有的政治属性，也即：在一种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中以利益或权力为核心的竞争与合作。群居动物之所以选择群居，根本原因在于有利于保障个体安全。基于保全生命的安全需求是社会性动物过群居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群体秩序，离不开以支配-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等级结构。稳定的支配-从属结构，能够有效地平息各种争端。否则，秩序就会因互相争斗而陷入混乱。支配-服从结构必然伴随社会分层与等级系统。社会分层与等级系统是稳定秩序的必备要素。这构成了多数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灵长类动物中，黑猩猩的社会结构更是充满了复杂的支配-服从关系，以至于研究者将黑猩猩的行为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来解释。在支配-服从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作为权威的支配者、较高地位者，以及低地位者的等级系统。

黑猩猩的支配者除了应该具备强大的身体能力为群体成员提供安全保障外，还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必须获得群体成员的拥护和支持。这种依据实力博弈原则形成的支配者与服从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群居动物包括人类社会政治最为隐秘的内核，姑且称之为“没有契约的契约论”。聪明的支配者总是会权衡自己的统治力量与被支配者的反抗力量之间的对比，然后采取恰当的策略来化解或消除反抗力量。

作为支配对象的群体成员为何会选择服从？因为恐惧、利益或忍辱负重。服从或忠诚能够维护个体利益；不服从，意味着对抗或挑战，势必遭到支配者及其支持者的排斥和打击。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对抗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恐惧是一种动物本能，因为恐惧受到惩罚而选择服从，也是一种自然法则。支配者负有保障群体安全的职责，使全体成员免遭其他群体的侵害，为弱者提供帮助，避免出现霸凌现象。此时支配者扮演着维护群体和谐与公正的形象。若是支配者总是偏袒或残暴对待群体成员，久而久之就会失去群体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认可。社会动物界的支配者，一般都会采用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来实现其统治。当然，也有不甘人后的被支配者，等待时机，期待有朝一日取而代之。

在非人类的灵长类群体中，人类政治涉及的正当性问题，已经呈现于它们的社会行为之中。人类祖先尚未与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时，没有神圣的宗教，也没有荣誉感与耻辱感，更没有所谓政治美德与政治技艺的观念，但它们在实际的生活与行为中已经产生了谁来统治、为何服从等政治哲学问题，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支配者的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

群居动物的支配-服从等级结构，必然存在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权力更替是如何实现的？当然，这离不开群体内部的权力斗争。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权力斗争的目的，当然在于取得支配权和实际利益。权力更替过程，往往伴随着权力斗争。取得支配权能够获得什么利益？支配权能够为灵长类群居动物的首领带来的好处有：吃到更好的食物，活得更长寿、更健康。手握权力的支配者能够独占或优先与异性交配并生育自己孩子的特权。性的原始欲望与权力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

权力野心，不仅仅对于人类，而且对于人类尚在动物时代的祖先，更对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黑猩猩群体，都是一种政治本能。就此而论，《韩非子·五蠹》讲尧舜禅让的原因在于尧舜时代物质条件差，身为天子却不能享受更为丰富的物质待遇。他的意思是当权力与利益不相关时，权力就没有吸引力，所以尧舜才会轻易将天子之位让出去。韩非子的观念对于审视权力野心问题是一种洞见。然而，韩非子想象出来的权力观与人类历史的实际情况还是具有很大的差距。早在人类祖先那里，权力所伴随的各种优越感及现实利益，就已成为一种被人觊觎和争夺的稀缺资源。

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过程中，参与权力斗争的个体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能力不仅仅意指个体的强壮，同时还包含该个体能否获得群体多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如果依靠身体强壮而迫使其他成员臣服可以称为“权力”的话，那么获得群体多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则可称为“影响力”。光有“权力”是不行的，而且还要有“影响力”。当然，身强力壮往往能够为自己产生“影响力”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强力壮就可以包打天下。

人类政治中的改朝换代问题，或曰革命与改良问题，涉及到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这一古老的政治议题。成功推翻前一任统治而继任的统治者，均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们的政治才能，并不仅仅在其武艺高强，而是在于他们能够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能够调动群体力量战胜对手，从而获得统治权。这应该是人类政治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政治与黑猩猩政治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权力野心、权力斗争，而在于人类还有一套理想化的道德说辞。至于如何从德性的层面来装饰这一政治实情，则构成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一幅美丽而漫长的画卷。人类政治以及政治思想的实质，并非改变了远古祖先的政治议题，而是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为这些议题提供理论论证而已。

合作与竞争的“政治技艺”

权力斗争，离不开政治能力和政治智慧。人类政治如此，人类祖先的生存逻辑亦如此。最重要的政治能力，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优秀的政治参与者，必然具备卓越的政治能力：发现问题并分析症结，迅捷提出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完美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结合现实条件来分析与思考的重要能力，需要独到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一个支配者，为了维持其支配地位，应该具备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力，能够使群体成员畏服或敬服。这是支配-服从结构最为基本的形式要件。在黑猩猩群体中，仅仅有强制力还不够，还需要多数力量的拥护和支持。支配者的群体影响力更有价值。攻击-笼络策略是一个支配者确立自己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环节。攻击和孤立潜在的挑战者，攻击来犯的敌人，都需要强大的力量为后盾。支配者依靠手中权力以及强大的政治联盟，使得潜在的挑战者处于孤立和无力的状态，从而有利于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挑战者欲改变或冲击防御性联盟，必须另行组建更为强大的进攻性联盟，如此方能改变原有的支配状态。上述原则，在黑猩猩群体和猕猴群体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支配者应该具备基本的“政治技艺”，包括“政治能力”“政治策略”和“政治美德”。

支配-服从的等级秩序，离不开竞争与合作。竞争决定群居动物必然伴随欺骗、背叛。个体之间的互相合作有利于参与竞争，而合作离不开信任。信任关系的确立，除了血缘亲情的因素外，首先需要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来笼络其他个体，以便确立起一个互相合作的联盟。于是，在一个充满合作与竞争的群体中，勾心斗角的各种关系互动与博弈纷纷上演。黑猩猩的社会如此，人类祖先曾经也是如此。

合作的基础不能指望友谊，友谊经不起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的考验。伪装、欺骗与背叛，为群居动物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一个具备政治能力的统治者，必须学会恰当地运用政治策略，包括恰当地呈现某种政治美德：宽容、分享（慷慨）、互惠。一个成功的支配者，必须善于团结和笼络其他个体，寻求更多群体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支配者来说，无论是维护既有地位还是为寻求更高政治地位，都必须拥有一些被人类称为“政治美德”的品质，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其拥护者带去切实的利益。在黑猩猩等灵长类群体中，并没有所谓“政治美德”的伦理观念，但它们本能地具备将“政治美德”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政治能力。

所谓的“政治美德”在激烈的竞争社会中，会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美德”。一种是支配者自己的魅力光环，另一种是不依个体魅力而确立客观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过分强调制度层面的“政治美德”，不利于作为个体的支配者笼络人心，也不利于其壮大自己政治影响力。在人类祖先那里，个体魅力型的政治美德几乎笼罩着全部政治生活。聪明的支配者往往更愿意以个人名义进行一些慷慨、宽容及仁慈的行为，以便让支持者获利，从而获得拥护甚至崇拜。通过这种方式，支配者可以获得更多权力、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个人的政治地位。合作、宽容、慷慨、互惠、信任等后来人类赞誉的美德，在人类祖先那里已经具备实践意义上的雏形。

善良、正义与公正等品格，在灵长类动物中已经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开始实践，人类作为会说话的灵长类，继承了祖先的行为准则，并将之伦理化、道德化，将之视为某种“政治美德”。这为人类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之后讲述“虚构故事”提供了可能。就其实质而言，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支配者展现某种“政治美德”，是一种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效策略。所有这一切行为准则，与各种欲望、权力斗争、结盟，甚至战争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祖先——一种色彩斑斓的属人灵长类的政治生活图景。

人类政治之出现

人类祖先告别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应该是在智人出现的时代。由此，灵长类群居动物所具有的种种社会活动开始进入到“人类政治”阶段。作为裸猿的智人，依然过着一种竞争性的群居生活，依然在日复一日地演绎着灵长类祖先曾经不断发生的政治行为。同时也应看到，智人政治与前智人时代的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政治”。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演变的历史十分漫长。笔者并不关心人类祖先告别近亲类人猿的具体年代，这是古生物学家们关注的话题；我只在意从类人猿到智人阶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使得人能够区别于类人猿。根本的变化在于，漫长的进化使得智人能够直立行走，能够制造工具，手与眼的功能以及行动协调能力空前增强，从而获得了远比其他动物大得多的脑容量并产生了语言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超前的预测能力、想象能力。正是因为智人的语言能力使得群体沟通更为顺畅，从而能够有效地组成更大的集体参与狩猎活动，能够更稳定地获得食物，从而缓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人类的想象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借助语言就能够讲出诸多“虚构”的故事，这是智人语言最为独特的功能。各种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便应运而生。人类运用这种讲述“虚构”故事的能力，不仅让人类拥有想象力，而且还能“一起”想象和编织各种类似的虚构故事。由此，人类可以组织远比人类的动物祖先规模更大的群体，通过和平协商或吞并扩张，一步步演化为更大的聚落，以至于形成部落，最后走向国家。“认知革命”伴随某些抽象政治观念的产生，混杂着人类源自祖先时代的支配-服从这一政治现实，使得人类政治呈现更为复杂的面貌。

可以说，人类的政治观念，除了实事求是描述人类祖先的政治生活情境具有某种真实与客观的成分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想法都是“虚构”的产物。“虚构”的政治观念，具有多重功能，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一层功能是对支配者而言，可以通过虚构故事，维持和巩固支配-服从这一等级秩序；第二层功能是对服从者而言，可以通过虚构故事，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并借此对支配者提出要求甚至对抗支配者的权力；第三层功能是，无论支配者还是服从者都在通过共同的或各自理解的虚构故事，来进行权力博弈并调节支配-服从关系的适当程度，要么支配者让步，要么服从者让步。总之，人类历史就是一场围绕着支配-服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依据各种虚构故事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人类政治思想史，实质是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围绕政治问题而“层累地”虚构各种故事的历史。研究人类政治思想史，不应忘记一个基本事实：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无可逃避的宿命。由此引申出来的难题始终困扰着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平衡如何才能达成？于是，各种虚构故事纷纷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