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芳

早在献礼片《建国大业》(2009年)引发轰动之际，如何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在本土电影作品之中就已经成为电影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智取威虎山》(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具有类似艺术特质和文化表征的电影作品开始涌现，如《湄公河行动》(2016年)、《战狼2》(2017年)、《建军大业》(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攀登者》(2019年)、《烈火英雄》(2019年)、《中国机长》(2019年)以及《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等等，而一个在1999年便被提出但未能获得有效所指的概念——“新主流电影”被重新诠释并为这一类型电影作品冠名。首创“新主流电影”一词的是电影学者马宁，但他当时所指的是“抓住新世纪整体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积累和现存的人文条件，制作富于创意的，富于想象力的低成本商业影片”(马宁4)。2007年，王乃华提出“新主流电影”应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融合了商业电影的技巧，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它是主旋律与娱乐片彼此整合的结果，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王乃华138)。除了过于强调商业化、排斥艺术性之外，这已经相当接近日后“新主流电影”的真正发展形态。2008年，贾磊磊倡议，“建构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使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精神”(贾磊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