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张大伟

在任何社会系统里，社会的再生产包括人的再生产都需要知识的传播和接续，从而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角色和意义体系。但在社会结构中，知识往往被社会结构化、分殊化，从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教材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知识传播载体，被赋予特殊的知识权力。因此，考量教材问题，须考量教材的社会语境，即要考量知识在社会化传播过程中如何脱离单纯的知识系统而与社会互动，并被社会赋予特别权力，进入社会再生产系统，实现知识的分殊化传播，进而让这些得到特殊关照而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意义生产基质。考察当下我国新闻学教材，也须跳出纯粹的新闻学知识的内视角，不能仅从知识到知识、理论到理论，只在新闻学知识的表面层次上兜圈子，而须从新闻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学、政治学维度去考量新闻学教材建设与传播问题，即要从新闻学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角度考量当下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问题和出路。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维度，对当下中国新闻学教材问题展开讨论，从新闻学知识生产和传播、新闻教育等环节，考量新闻学教材建设面临的挑战和解题路径。

一、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是人类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和意义结构，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媒介，它将人和社会系统连接起来，将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化知识通过教育的方式内化为个人内在的意义结构和认知框架，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将外在于个体的知识转化为人的主体性内存。瑟伯恩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它关心的不是观念和思想的内容或形式本身，而是把它们视为人类主体作为有优势的行为者的在世之在的结构，更准确地说，涉及的是人类主体的构成机制。意识形态充当的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基质（matrix），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其中诸如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何谓自然和社会之类的问题得以被概念地结构化，这个维度可称为“认知意识形态”（nognitive ideology），通过它，世界在理智面前变得可见和可以理解。第二个方面涉及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正当的、美的等价值和规范问题。在这里，价值世界得以概念化，可称为“规范意识形态”（normative ideology）。第三个方面涉及对待世界的态度，即什么是可能或不可能的、什么是可改变的或不可改变的，通过这个维度，在世之在的可变性得以概念地结构化，因此可称之为“变革意识形态”（transformative ideology）。上述三个层次构成了意识形态功能的三维框架，从知识、价值和行动三个层面，帮助主体建立其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认知、角色、关系和行动依据。

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相对统一和协调的意识形态，即所谓主导意识形态，而主导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渗透到被统治阶级之中并成为其世界观，因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意识的渗透和同化是阶级统治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运作是在物质基质上进行的，都是以某种物质性存在为载体，存在于非话语的物质性层面。意识形态总是由话语维度与非话语维度构成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决定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非话语基质显明，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铭刻在非话语的实践之中的，它的作用都需要物质条件，总是通过某种奖惩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新闻学教材是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物质基质，它以教材的形式，将一些经过专门化选择的知识成建制地纳入新闻教育体系中。新闻教育系统则是更大范围内的物质基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一系统，受教育者接受系统的“认知意识形态”“规范意识形态”“变革意识形态”的塑型，更为关键的是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里的“质询”是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质询”是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实践机制系统。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思想和观念的流通和循环，也是各种物质性力量的循环，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质询”操作，社会秩序生产出它所需要的主题。意识形态把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作为主体来“质询”，也就是按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需要来“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学教材是意识形态“质询”的微观物质媒介。借助这个媒介，主导意识形态对目标个体进行意识形态“质询”和召唤，将个体的“认知意识形态”“规范意识形态”“变革意识形态”纳入主导意识形态的逻辑框架之中。

二、脱嵌：新闻教育面临的挑战

1978年后发生的大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大变迁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广度上，它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推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在深度上，它所触及的层面非常深刻，有相当一部分触及中国人常态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深层结构，由此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动荡、大起伏。新闻工作作为直接面对社会环境巨变的社会感应系统，时刻处在变化的一线地带。新闻教育虽然不是身处一线感应社会变化的社会神经系统，但其作为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它不仅负责培养、训练今后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准新闻人，同时也负责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公民。因此，新闻教育具有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双重功能。中国教育对于立德树人的特殊要求，根源上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和制度传统。新闻教育被赋予更多特殊的教育使命。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新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显豁，新闻教育之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担当更多、任务更重，与主导意识形态安全关联性也更大。

中国新闻教育内嵌在主导意识形态系统之内，始终处在执政党的关切视野之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教育的繁荣与新闻理论话语的活跃、新闻实践的活力密切关联、相互成就，同时与对外开放的深度推进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扩散，技术作为知识、社会和传媒业的元结构力量，全面改写了新闻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宏观生态和微观基础，新闻教育的护城河面临全方位失守之虞。当前，新闻教育面临以下几类挑战：

一是新闻理论创新不济。中国新闻学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累积的专业话语领域，话语内容和表现形态十分复杂，涌现了形形色色的概念、范畴，有很多概念、范畴是外来的，但经由本土语境使用，其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变化。随着外来和其他学科话语资源的“入侵”，新闻学话语的主体性越来越模糊，理论棱角不太清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有关，但关键还是在于理论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自主生产的新闻传播理论资源较少，大多依靠外援，很多理论框架依靠其他学科以及外来“接济”。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转型，但这种外来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在地化”“本土化”？毕竟，根生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是一种“他者”知识，其内生于西方语境，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之下，成就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以及约束变量均发生了变化，若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便可能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

二是新媒介技术釜底抽薪。互联网成了当下中国重要的社会变量，由这一变量引发的新闻传播革命，给中国的传播格局带来了深广影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打开了信息“所罗门”的瓶子，数字化的信息失速狂奔。媒介技术快速迭代，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并进行病毒式传播。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算法推荐、人工智能、5G及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使得加速、过载成为当下传播场景中的刺目景观。新媒体遍地开花，打破了传统知识主体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也打破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壁垒。媒介技术的赋能使得知识权力被大规模地转移到大众手中，甚至连机器也以人工智能的名义进入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其效率远远高于人力，造成知识的非理性繁荣，致使知识逻辑让位于信息逻辑。高度碎片化和泡沫化的信息，其背后是信息逻辑在作祟。新闻学知识在极速扩容的信息海洋面前，其易碎的知识逻辑就被恣意扩张的信息逻辑冲垮了。

三是教育护城河塌陷。在媒介技术没有对教育构成颠覆式冲击之前，新闻教育是在相对封闭的知识语境中进行的，学生在专业新闻传播院校里通过组织化的程序完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和规范性的训练，有一套相对严整的流程，知识谱系和价值逻辑比较完整、自洽。随着互联网的全面崛起，此前由大学垄断的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主导权遭遇空前的冲击。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大学对新闻教育的垄断。网络空间成为知识割据的新战场，新媒体纷纷在网络空间攻城夺寨、割地自雄。脱嵌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的教育据点，不同程度地侵蚀主流教育的势力范围。各种新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分流了传统新闻教育的资源，稀释传统新闻教育的合法性基础，甚至会攻陷传统新闻教育的专业护城河，从而让新闻教育面临脱嵌的危险。

因遭遇上述三种挑战，新闻教育在知识谱系上面临着失焦的问题。多种知识竞争意味着不同矢量知识权力的撕扯，自然会稀释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场能力，弱化新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无论从“认知意识形态”“规范意识形态”，还是“变革意识形态”来看，新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弱化。本来，新闻教育内嵌于中国教育系统，受到宏观社会控制系统的规约。因社会转型、对外开放以及媒介化三大社会变革的叠加影响，中国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遭遇空前的冲击，教育系统在这场宏观巨变中受到深广的影响，新闻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分支存在脱嵌的风险。

三、新闻学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针对当下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问题，笔者选择了全国100所新闻传播头部院校展开调查，并对国内52位新闻传播学界知名专家进行深度访谈，旨在对全国新闻学教材编写、使用和管理等情况有全面、深入的把握，进而以问题为导向，寻求解题路径。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新闻学教材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教材编写各自为政，质量差强人意。新闻传播学教材虽然数量众多，但编写质量参差不齐。有受访专家甚至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出了很多教材，但是真正值得一读的教材极少”。教材编写的随意性较大，从学术造诣、专业影响力和编写经验来看，不少新闻学教材的编写者不具备专业资质，有的老师拉上研究生一起并且以研究生写作为主，有的是短期突击的产物。这类教材有更大的概率存在导向、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缺乏有力激励，编写教材动力不足。长期以来，大学重学术、轻教学的趋向甚为突出。在这种情势下，对大学教师的评价导向是科研而非教学。这种评价导向下，所有学科均受影响。在新闻传播院校，教学的评价权重较低，而教材编写的贡献可忽略不计，致使一线教师整体上在教材编写方面动力不足。调研中有专家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评奖或职称评聘时，统计科研工作会凸显‘教材除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大学的考评不会把教材编写作为业绩，也不纳入考评体系，越是优秀教师越不会去编写教材”。

三是“出版即落后”，教材编写跟不上新媒体技术发展之需。新媒体技术的极速扩张，推动社会环境、行业生态以及知识场景的深刻转型。知识迭代加剧，大大刺激了新闻教育对新媒体教材的需求。近年来，一些主流出版社精心策划，组织一线教师集中编写网络与新媒体方面的教材，但不少受访专家认为，现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均存在“出版即落后”的现象，尤其是与新媒体相关的教材，这种短命现象甚为突出。

四是马新观教材存在“过”与“不及”并存的情况。“过”主要表现为表面化、功利性、工程化地赶制马新观教材。在调研中，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新闻学马新观教材存在概念化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偏向。“不及”主要表现为理论阐释不够，知识纯度不足，马新观教材编写者能力不济。马新观教材不是对政策文件的简单堆砌。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新闻传播学教材要解决的是怎么才能够以更生动鲜活的方式去阐述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有的专家认为，“关于新闻舆论工作，总书记有很多重要讲话，政府有很多文件及会议，但教材如果只是停留在转述这些讲话、文件或会议精神的层面，就会让人感到这只是罗列堆砌，既不符合教材的要求，也不适合作为讲课的内容”。

五是对引进教材的选用不甚规范，但不应“一棒子打死”。调研发现，新闻学专业使用引进教材的比例仅为5.9%；传播学专业的引进教材比例较高，达18.6%，且涉及课程范围较广，集中于“传播研究方法”“国际传播”等非专业核心课程。目前，引进教材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翻译质量和内容政治审查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内容把关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但不少受访专家认为，不应该把引进教材“一棒子打死”，一些优质的引进教材可以为我国新闻学教学提供参照，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和认识边界。新闻学教材编写者应该结合中国实际，贴合中国国情，将经典理论中国化，用中国新闻实践阐释新闻理论，凸显中国特色，才能确保新闻教材尽其所用，使学生学以致用。

六是教材选用存在本位主义偏向。教材编写是一回事，教材选用则是另一回事。编教材是前提，用教材是关键。教材编写属于生产端，教材使用则是消费端。新闻学知识、理论进教材，并不意味能进课堂、进头脑。当前，新闻学教材使用中“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间存在张力。近年来，马工程教材成为教育主管部门主推的教材选项。多数高校要求教师须以马工程教材为首选或必选教材，但同时也存在诸多“自选”动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本位主义的驱动，也有利益的驱动。有的受访专家认为，“我们学院很多老师愿意用自己编的教材，或是本校其他老师编的教材，因为这些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本校的学生状况而编写的”“我们学校新闻传播专业办学历史较长，有一定的积淀，教师编的教材也较多、较有深度，比较符合我们的学生培养诉求”。也有受访专家对此现象表示忧虑，认为不少教师使用本校教材是基于“‘自产自销’的利益考量”。

四、新闻学教材建设的解题路径

新闻学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国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新闻学作为11个支撑学科之一，其作用自不待言。考察新闻学教材建设，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从意识形态安全和新闻舆论工作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性的角度，精准理解新闻学教材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破解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难题，须从意识形态逻辑、教育逻辑和知识逻辑三者结合的维度，以问题为导向，寻求问题的系统解决和根本解决。

（一）理论创新乃教材建设之源

新闻理论是新闻知识的支撑系统，为新闻教育提供知识原料，也是支撑新闻学教材的知识之源。新闻学教材作为新闻知识和理论话语的转译文本，是顺着新闻理论下来的，新闻理论生产和创新的成色，直接关乎新闻教材的质量。

在中国语境下开启新闻理论创新之路，要有正确的方向感和精准的方位感。一百年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理论创造和实践运动，马克思主义具有道义和真理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不仅因其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话语的理论元命题，更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和道义优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报刊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报刊时代情况作出的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这一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经历了170多年的实践淬炼和考验，仍具有坚实的真理基础和价值感召力。从事新闻理论创新工作，须在马克思主义元命题和方法论的框架内展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框架内展开，由此创造的知识和理论方可符合意识形态之需和中国发展之需。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必须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新闻理论若不能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凌空。当下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同样巨大，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其释放出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重大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诸系统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作用于全局。在海量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已有理论已满足不了时代要求。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在理论上“打补丁”，在故有的理论“孤岛”上留守，而要以更大的理论胆识和创造力，去回应新时代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命题。

（二）强化新闻学教材生产能力

这里所说的教材生产能力，非指个体或新闻传播教育机构的教材生产能力，而是指新闻学科系统的教材生产能力，属组织化的知识生产。承担此类教材编写任务的编写者，须准确领受、理解组织的意识和意图，不能满足于专业知识的供给和安排，不能仅从新闻学内视角单向度地考虑新闻学教材的编写问题，而须将专业知识与组织所需要的知识精准匹配起来。这需要教材编写者具备一种连接多向度需求的复合能力。

首先，编写者要具有对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编写新闻学教材需要知悉国家对于新闻教育的宏观定位，这是基本前提。201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入教材体系中的新闻学知识，很多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价值归属，关乎“规范意识形态”“变革意识形态”，是有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这就要求编写者对包括国家在内的组织意志和旨趣有精确的理解和洞察。对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新闻专属区，对新闻学知识的价值归属和规定有明确的表述。这就要求编写者具备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修为和功力。

其次，编写者要具备杰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提炼能力。理由有二：一是学术能力杰出者的知识视野和判断力自然就会高，有足够的理论眼光和知识概括能力，保证教材编写的质量和水准；二是学术造诣高深者的专业声望也高，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亦大，其编写的教材影响力就大，受众接受效果才会好。

最后，编写者要具有良好的知识触达能力和转译能力。好教材需要编写者有杰出的学术能力，但学术造诣高深者不一定能写出好教材。编写好教材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编写者须知己知彼，对需求端的把握须精准到位，有能力精准触达需求端的偏好。知识转译能力主要表现为，编写者在准确把握国家意志和组织旨趣的前提下，能对学术知识进行合理遴选，用需求端可理解的形式重新组织知识话语和叙述结构。这需要编写者对目标受众的接受期待和偏好作出适切的把握，实现精准、有效的知识传播。

（三）建立科学的新闻学教材评价体系

要将对新闻传播学教材的深入认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依据，建立客观科学的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是关键。唯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才能够充分发挥导向引领作用，明确何为优秀教材，从而使教材编写激励机制发挥最大效用；唯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才能有效回应目前教材中导向偏差、观点各异的实际状况，助力师生在教材选用环节有的放矢。新闻传播学教材评价体系应基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出版社、一线师生、新闻舆论工作者等多主体共识，如此才能充分考量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当前，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已依据前期调研成果，初步构建了新闻学专业理论型、实践型课程教材评价指标体系，为建立科学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评价体系作好前期准备。

（四）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新闻传播学教材编写及选用

正确导向需要长效的制度规范加以推广、落实和保障。首先，应充分吸收新闻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研究有益成果，完善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唯有真正了解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规律及需求，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制度活力，使激励不再重数量增加，而转向重质量提升。其次，应扩展多元激励形式，全方位提升教材建设激励水平。完善制度建设，应以高质量为导向，加强多元激励手段及机制设计，促进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良性发展。最后，应完善多层级管理办法，管建结合。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建好把关机制，从管理体制、政策机制、经费投入、绩效引导、督导检查等多个层面构筑教材建设的保障体系。2020年年初，教育部发布系列教材管理办法，其中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对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根据新闻传播学教材编写及选用适切性需求，相关行政制度及管理办法可进一步细化，在赋予各高校编写及选择教材自主权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教材编写及选用的规范和价值导向，使各单位决策有据可循。

五、余论

话语是组织中统治权力的旨趣的产物（及其再现），它是使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本身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手段。通过它，组织成员的行为被框定为独特的组织行为。因此，组织语言在认识上使得组织实践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条件得以形成。组织成员通过构建他们的话语来形成他们的现实意识。组织的话语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起作用，它通过表达出对组织现实的某些直觉使其具体化。意识形态既包括行为者的“意识”，也包括特定社会的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话语。话语由此而对社会行为者进行定位，使他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定位不仅包括对各种信仰和态度的持有，还包括构成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体的存在。被纳入组织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话语，对于组织中的个体具有认知定位和价值导航的作用。

进入新闻学教材的知识作为话语体系，发挥其对组织系统成员的认知定位和价值导航功能，运用此类知识，可对目标受众进行教化，使其成为组织所预期的社会角色。新闻学教材所提供的知识，既是知识分类系统中的专门知识，也是社会组织系统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因此，新闻学教材建设从来都不是由个体或新闻教育机构单维决定的，而是社会系统结构化知识和意义共享系统的一部分，新闻学教材建设在新闻教育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注释

①②③④⑧ 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意识形态星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2,313,313-314,296,321,312.

⑤ 周晓虹.再论中国体验：内涵、特征与研究意义[J].社会学评论,2013(1).

⑥ 高晓虹,赵希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时期新闻传播高等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16(12):11-14+90.

⑦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109.

⑨ 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