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华 杨庆华

摘  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悄然传入我国，已潜移默化地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度。人们在思想、政治、道德方面悄然改变，如在思想方面存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追求享乐和信念不坚定等问题，政治方面存在立场不坚定和信仰危机等问题，道德上存在无视传统思想及伦理秩序被破坏与超限等问题。当前，消除隐匿在深层社会问题背后的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进入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化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作用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笔者二十年前研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经过二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与之相应的对策也有所不同。本文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界定、传播以及其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负面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6-0016-04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潮，它曾经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首先在美国和法国兴起，紧接着波及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时至今日，它仍然在许多地方产生着影响[1]。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了巨大挑战，只有客观分析其在思想、政治、道德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并据此采取有效应对策略才能更好地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国家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实质及传播

后现代主义极其复杂，其内涵跨度大、综合性强，至今就其定义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后现代主义表现出反传统、反权威、去中心化等基本特征[2]。

德国的沃·威尔什作曾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了概括，后现代是一个时代，1. 人们看待世界观念发生根本改变的时代;2. 是整体性、统一性结束的时代;3. 是彻底多元化已成为普遍基本观念的时代;4. 同一现象、同一事物用不同眼光和角度看有完全不同意义甚至导致相异相悖结论的时代;5. 具有真正批判精神，并与盲目顺从、满足现状格格不入的时代[3]。

沃·威尔什作的观点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反对用单一固定的逻辑、公式和原则统治世界，主张批判、不盲从。

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难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3]。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借助于并表现为一系列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91年佛克马和佰斯顿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以及王岳川、尚水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992）、1994论文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1997年《人文困惑与反思》以及1998年出版的一套“后现代思潮丛书”等等[4]。

后现代主义悄然走入中华大地，由于其内涵跨度大、综合性强，长期以来在社会中隐性地滋生着、传播着、融入着、影响着，使人们在思想、政治、道德方面受到影响并隐性改变，即不易被察觉但又已根深蒂固，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革新思想和批判思维，使人们的思维摆脱僵化，使人们不唯上、不守旧。

但负面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影响力却更为强烈，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反权威、去中心化等基本特征以及由此走向另一极端产生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导致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價值观、伦理观、真理观、义利观出现转型，使原有的传统文明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很大冲击，新时代必须对此加以重视和关注，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担负着党的思想建设与群众性思想教育的职责[5];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持续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和道德三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支配和调节人的行为动机，更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新时代背景下人的行为动机更需要强化正向动机并指导人们的积极正向行为，使人们凝心聚力开创发展的新局面。据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将会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及命运。

（一）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更多是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铁饭碗”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着眼于实事求是、讲求实效，走向市场的全新体制。这正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创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解除了人们头脑中的“禁区”[6]的特点。改革开放不久的人们正在困惑中寻找一种新的思维来加以填充，一些人把市场经济体制下实际上以承认合理的物质利益驱动变成了一味地追求物质利欲。随着物质利欲的获得，呈现了贫富差距增大的社会现实，而教育的滞后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教育观念还是方式方法上都无法快速回应社会的变化，使人们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敬畏之心开始松动，人们的思想“禁区”越来越小。

现实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更充满了多种选择，随着思想“禁区”变小，经历了“理想”难以实现曲折发展过程的人们对理性有所失望，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愿意读那些“生涩”的古文，不愿意被束缚和说教，而更愿意接受那些具有视觉或听觉冲击性的事物，对外国的事物具有很强的兴趣，“读书无用论” “金钱万能” “享乐主义”等风气甚嚣尘上，使人们不知所措，辨别不清。

而时至今日，从改革开放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走过了个性解放—片面追寻—执着盲从—迷茫思考—走出困境—清醒回归—认清本质的几个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被更全面的认识和剖析，它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逐渐被人们所认清。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人们也曾迷失和犯错，也从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知半解、简单的语言拼凑走到更高更好的基础上，认识了后现代主义，人们开始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它也成为一种思潮。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新”思潮的憧憬、想象、狂热、欲望也在辨别不清方向的引领下走向迷途，导致茫然失措。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思想教育的负面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禁区”打开后，盲目追求物质利益，导致思想“迷雾”，最终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抬头。二是由于思想的松动和对“理想”存疑，导致思想信念不坚定，对社会发展前景认同感不强，甚至认识模糊。

（二）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政治教育方面的影响

众所周知，党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战略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经过了较长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这种地位之所以保持，也正是因为坚不可摧、并被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允许否定、滑稽模仿、嘲笑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革新的激情”[7]，他们认为革新就该改掉一切，包括理论基础。甚至德曼（1986）把“对理论的抵制”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后现代主义否定理性和真理性，他们不以实际存在为事物的依据， 以一种否定的思维方式和虚无的观点看待世界，导致人们出现信仰危机，一些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产生怀疑和否认。

当前中国处于新发展时期，磨难、曲折、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以及遭遇外来文化及理论的影响和冲击也在预料之中。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詹姆逊发现，第一世界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不断改型。面对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常常处于一种“拿来” “疑虑” “拒斥” “应战”等十分矛盾的心态和处境中。中国也面临这种渗透和危机，也出现共产主义渺茫论和对当下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文化的认同感不足的极端情形。如果不能坚定政治方向，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明辨是非，保持政治清醒，沉着冷静、头脑清晰的“应战”，则无法抵御外来思想和理论的侵蚀。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要变革，必有一种理论指导它前行，而在中国，经实践证明后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前行的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后现代主义无疑隐匿地对这一理论基础和战路地位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政治教育方面的负面影响表面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 用否定的思维方式和虚无的观点看待世界，导致人们出现信仰危机。二是由于遭遇外来文化和理论的渗透和影响，导致认识渺茫甚至政治立场不坚定。

（三）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方面的影响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时代人们对道德的呼唤越来越强烈，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发达，然而人与人之间却日渐冷漠。道德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道德滞后也更加严重，甚至道德问题已被称为是一个跨世纪的沉重话题。

“后现代主义使信仰发生了蜕变，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群体走向个体性，由对精神理想的追求走向对当下肉身感官的享乐。”[8]

在中国的文化领域，20世纪80年代，苏童、孙甘露、余华等作家也正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这一典型特点，他们引用新的观点写入自己的作品，他们叙事零散、语言错位，对价值观的追求上表现出虚无的倾向。这一时期文化作品明显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这些作家刚好描述了社会层面中一部分人的心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社会独立阶层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价值追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与大众的价值信仰日益分离。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冲突强烈，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物質利益并且崇尚少数西方人的奢靡腐朽生活方式。若完全用过去的道德原则要求新一代人是不现实的，道德元素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新的调整。

可以承认道德观念代代不同，每一代人都可以鄙薄前一代的道德体系，但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并不能导致道德发展的断裂，道德中自有正古如斯，永不变动的因素[9];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着根深不变的因素，它应该是我们自己民族的特色，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人们在享乐的喧闹之中，灵魂失去了宁静的精神栖息和归依之所，表现出道德沦丧、对传统道德的蔑视和践踏、对伦理秩序的破坏与超限。后现代主义则否定理性和真理性，后现代主义抵制理论，这必将影响人们心中的信仰。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道德教育方面有两个方面负面影响。一是是与传统思想背道而驰，崇尚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二是失去精神家园，对伦理秩序的破坏与超限。

三、消除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对策

（一）营造风清气正的思想政治及道德生态

不断强化积极正向思想和正确价值的引领作用，在社会发展和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上的疑虑、不解应当从正规信息渠道寻求客观真相和答案，发挥组织、家庭、社会的育人合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思想政治及道德生态，才会让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无处可藏，才会使思想不坚定、对社会前景认识模糊的群体在思想方面得以改善并慢慢转化，才能慢慢消除后现代主义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方面的负面影响。

（二）牢牢占据宣传阵地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决定了新时期必须占据宣传阵地，持续推动宣传思想工作才能牢牢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引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强化积极正向引领，通过舆论的引导促进思想教育、树牢政治防线、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三）推进制度建设确保思想教育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思想教育的支持，把思想教育的一些重要举措从横纵两个方面用制度固定下来，靠制度扎实推进。纵向的构建贯穿人一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体系建设。应建设未成年人、大学生以及成年人思政教育的课程及优秀师资团队，目前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建设的意见》《新时代公民爱国纲要》等制度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贯穿一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

（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制体系建设

高校应着力构建贯穿各领域、行业的具有丰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各个领域应结合行业特点在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基础上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强化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做到制度全领域、全方位、全覆盖。

（五） 依托有效载体提高思想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思想教育属于思想层面、精神层面，必须依托能做实、能落地的载体和抓手，否则就难以取得实效。通过主题教育、“理论争鸣”平台、学习强国等有效载体调动原发性动力，高校应引导学生充分认清崇高价值追求与自身利益的内在关联，开展接地气、重效果、针对性强、贴近生活和群众的多载体育人活动。

（六）坚持以先进典型引领道德教育

高校应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落实，以选树好人、先进典型为着力点，持续打造先进典型，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的宣传和创建，用身边事、身边人教育学生，从平凡中发现精彩，挖掘群众身边典型，激发基层群众学习效仿，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提升其思想境界、焕发其精神面貌、激发其为群众做事的热情。

（七）坚定不移地加强政治建设坚定政治信仰

坚定政治信仰，最重要的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10]，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的深刻认识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

在这场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中，为消除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输入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应当进一步强化突出“以人为本”“因事而异”的内化为主的政治教育举措，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成为使人们能够“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内心自觉。政治教育要强调“以人为本，从人出发”的人本理念，根据人的群体年龄特点和受教育背景，根据人的个性化需求，服务人的心理需求，以助推实现多方位的发展。与此同时，完善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强化持久贯彻的原则[11]。

时至今日，从改革开放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后现代主义被更全面地认识和剖析，高校应着重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希望能使更多的人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民族感、历史感，用健康正确的心态看待改革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参考文献：

[1] 沃·威尔什. 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M]. 章国锋，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6-98.

[2] 袁超. 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及干预途径[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0）：171.

[3] 冉启明，易帆. 高等院校体育教师的后现代教学知识观[J]. 湖北体育科技，2020（01）：82.

[4] 汪洋.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J]. 社会科学论坛，2005（01）：149-152.

[5] 编写组.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6.

[6] 陈彦珍.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考[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4）：30-35.

[7] 王岳川，尚水.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1996：176.

[9] 张德祥，金惠敏. 王朔批判[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马明冲.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维度[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11）：9-12.

[11] 喻菊，刘传俊. 面向“互联网+”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J]. 湖北社會科学，2020（01）：167.

（荐稿人：吴小芳，滁州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莫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