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珍，王丽丽

（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山东 临沂 276005*通信作者：王丽丽，E-mail：949214026@qq.com）

边缘型人格障碍是常见的人格障碍之一，其典型症状包括情绪不稳定、冲动性、缺乏自我认同感、人际关系不稳定、目标定向不足等，成年早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高发年龄段［1-3］。研究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存在严重的情绪、人际关系、环境适应、职业困境、自我意象困扰等问题使其容易出现自杀意念和行为，6.3%的自杀者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或行为与其思维控制策略相关［4-6］。家庭环境和亲子互动模式是青少年个体人格发展与塑造的基础［7］，家庭功能不良、婚姻冲突可能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同时，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严重的自杀意念表明其缺乏生命价值和意义感，导致其易出现冲动性自伤和自杀行为［8］。综上所述，婚姻冲突损害家庭功能，进而导致生命意义感缺失，可能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出现自杀意念的重要诱发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关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因、病理机制，尚未有研究探讨其自杀意念与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本研究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以期为临床预防、干预、康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7年6月-2020年12月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和心理咨询门诊连续入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作为研究组，研究组入组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边缘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②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4版（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边缘型分量表评分≥6分［9］；③无可影响神经系统功能的颅脑外伤、内分泌系统疾病病史；④年龄18～21岁。排除标准：①有药物和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②入组前6个月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如失恋、父母离异、家人亡故等。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90例。

连续入组某高校大一到大三学生作为对照组，对照组入组标准：①主观报告环境适应良好，对自己的学习和人际关系等方面评价满意；②无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病史；③躯体机能正常，无残疾、外伤或严重躯体疾病；④年龄18～22岁。排除标准：①入组前6个月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如失恋、父母离异、家人亡故等；②孤儿或生活在单亲家庭。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90人。本研究通过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临精伦［2017］2017-003号），入组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采用儿童感知婚姻冲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评定两组儿童期感知婚姻冲突，CPIC共38个条目，分为冲突特征、威胁认知、自我归因3个因子，可用于青少年感知婚姻冲突评价。采用1～4分4级计分，评分越高表示感知婚姻冲突越严重，CPIC在8～14岁儿童和17～21岁青少年中试用，显示良好的信效度，各因子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76，效标关联效度为 0.173～0.568［10］。

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hinese Version，MLQ-C）评定两组生命意义感，MLQ-C共10个条目，包括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2个因子，采用“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7级计分，评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MLQ-C信效度指标理想，寻求意义和拥有意义因子之间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307。效标关联效度研究表明，寻求意义和拥有意义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7和0.396，与心理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36和0.504［11］。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评定研究组的自杀意念，SIOSS共26个条目，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4个因子，计分键：回答“是”计1分，回答“否”不计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评分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强。SIOSS在国内广泛应用，效标关联效度理想，除掩饰因子外，各因子与SCL-90的抑郁因子评分和总评分相关系数为 0.353～0.709。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2［10］。

1.3 评定方法

评估在心理测验室进行，由2名心理治疗师担任主试，研究开始前，对主试进行心理测验方法学培训，统一指导语并掌握评分标准。进行5人次的预备测验，让主试尽量熟悉测验流程及意外状况处置措施（比如被试中途退出、测验条目意义模糊的适当解答等）。正式评定时，主试首先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内容，所有问卷均一次性匿名完成填写，主试检查无误后当场收回。评定过程耗时约30 min。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接受CPIC、MLQ-C评定，研究组同时接受SIOSS评定。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研究组与对照组CPIC和MLQ-C评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组各量表评分的关联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和多元回归，研究组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组年龄（19.52±2.17）岁，对照组年龄（19.99±1.33）岁，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743，P＞0.05）。研究组男性33人（36.67%），女性57人（63.33%）；对照组男性42人（46.67%），女性48人（53.33%），两组性别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50，P＞0.05）。

2.2 两组CPIC、MLQ-C评分比较

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63～4.728，P＜0.05或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81～3.197，P＜0.05或0.01）。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CPIC和MLQ-C评分比较（±s，分）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CPIC和MLQ-C评分比较（±s，分）

注：CPIC，儿童感知婚姻冲突量表；MLQ-C，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组 别研究组（n=90）对照组（n=90）t P CPIC评分冲突特征36.18±12.83 31.68±9.17 2.707 0.007威胁认知26.26±10.10 22.93±7.86 2.463 0.015自我归因18.97±7.09 14.97±3.77 4.728＜0.010总评分54.40±11.68 58.41±6.27-2.863 0.005 MLQ-C评分拥有意义26.33±6.77 28.36±4.28-2.401 0.017寻求意义28.11±5.43 30.06±2.97-2.981 0.003总评分81.40±29.29 69.58±19.31 3.197 0.002

2.3 研究组CPIC、MLQ-C和SIOSS评分相关分析

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513～0.972，P均＜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594～-0.237，P＜0.05或0.01）。见表2。

表2 研究组CPIC、MLQ-C和SIOSS评分的相关性（r）

2.4 研究组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SIOSS总评分为因变量、以CPIC和MLQ-C各因子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PIC冲突特征、威胁认知因子及MLQ-C拥有意义因子对自杀意念有预测作用（P均＜0.05），可解释方差变异的59.0%。见表3。

表3 研究组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2.5 研究组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2］，假定研究组生命意义感是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中介变量，采用分层回归分析作中介效应检验，进行以下3步回归分析：第一步，以SIOSS总评分为因变量、CPIC总评分为自变量；第二步，以MLQ-C总评分为因变量、CPIC总评分为自变量；第三步，以SIOSS总评分为因变量、CPIC和MLQ-C总评分为自变量。由直接模型到中介模型，感知婚姻冲突对自杀意念仍有预测作用（β=0.124，P＜0.01），回归系数变小（由0.143变为0.124），说明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11%。见表4、图1。

表4 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 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3 讨 论

冲动性自伤和自杀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异性症状之一，边缘型人格障碍自杀意念的病因、病理心理机制的探讨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冲突特征、威胁认知、拥有意义对自杀意念有显著预测作用，可解释其方差变异的59.00%。上述结果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经历更多的婚姻冲突，且生命意义感缺乏，并与其自杀意念密切关联，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3］。婚姻冲突与恐吓、贬损、性虐待、忽视、纵容相关，易使儿童形成自我贬低、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情绪识别与控制能力不足等不良人格特征。有研究显示，存在不良人格特征的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可体验更多的应激压力，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降低幸福感和快乐体验［14-15］。在压力应对策略单一或消极的情境中，儿童容易体验到悲观、绝望等不良情绪；另外，儿童期感知的婚姻冲突影响其安全依恋模式的形成，无法与他人、群体建立满意的情感连结［16-17］。难以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基本的自我认同，个体易在环境压力和自我否定下出现应对机制的崩溃，最终可能出现自杀意念和行为。生命意义感指个体领会、理解和感受自己生活意义及觉察到生命目的、使命、目标的程度，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身体机能有直接关系，可增加人际互动和满意度，减少社交回避［11，18-20］。故生命意义感一方面可增加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自我评价，提高自尊水平；另一方面可增加群体归属感，有利于提高个体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获得更多的鼓励、支持和陪伴，减少孤独感，减少自杀意念或行为。

研究组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由直接模型到中介模型，感知婚姻冲突对自杀意念仍有预测作用，回归系数变小，说明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11%。感知婚姻冲突既可以直接影响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也可通过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自杀意念。目前尚无研究直接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但有研究显示，家庭功能良好可减少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患者的自杀行为，而婚姻冲突直接损害家庭功能，使家庭成员无法获得情感支持，可进一步诱发抑郁、自杀意念和述情障碍等［21］，家庭是安全感、归属感和高自尊水平的基础［22-23］，婚姻关系是家庭发生、发展的前提，婚姻冲突对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心身健康、人格塑造有显著影响，容易导致其形成消极自我意象、低自我价值感等人格特征，使个体在与环境和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很难获得生命意义感，可能进一步导致自杀意念。

本研究探讨了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阐明了婚姻冲突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生命意义感的获得和自杀意念产生中的作用，对家庭教育指导、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预防与康复、改善预后具有一定的意义。本研究属于病例对照研究，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就诊率低，本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的不足，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本研究重点关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高发年龄段即成年早期，因此，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更大人口总体和年龄段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