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祺，姜珊，陶犁

[摘    要]旅行的“时空体验流”可以将体验的各个方面解构或表示为一系列“行为要素”，同时个体难忘旅游体验会受到时空要素的影响。文章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在时空行为上引入难忘旅游体验，探索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与难忘旅游体验的关系以及时空要素的影响。通过现场收集GPS轨迹数据，并开展问卷调查，邀请天坛公园旅游者363人，有效样本174份;运用SPSS和ArcGIS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旅游者的时空行为模式差异体现在时空体验流中的空间移动、时间分配和停驻行为，并对应着不同的难忘旅游体验维度和强度;其次，高难忘旅游体验对应着旅游者非常投入、放松和有意义的体验特点，以及游览时间长、多停驻行为和节奏变化明显的时空行为模式，低难忘旅游体验反之;再次，旅游者对时空条件和约束的不同响应产生了对时空行为模式和难忘旅游体验的影响作用。该研究可为精细刻画旅游行为、准确把握旅游者体验的深层次需求、实现基于个体行为数据的旅游预测和结构化分类提供参考。

[关键词]时空行为;难忘旅游体验;GIS可视化;天坛公园;时空体验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10-0098-16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0.008

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旅游活动类型不断丰富。同时，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转向满足广大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需求，提升旅游品质。由于旅游者追求体验质量方面的意识在不断上升，旅游产业实践的核心矛盾已经从单纯的“旅游吸引力”转换为更加复杂的“旅游体验质量”问题[1]。从时空属性来看，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各个景区涉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旅游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旅游空间，形成旅游目的地体验与出行路径的多样性。目前对旅游和休闲行为的时空模式与规律进行了许多研究[2-6]，但对微观主体“人”在旅游体验中的需求及行为本质的探讨还在初始阶段。与此同时，之前的难忘旅游体验研究着重于揭示行为背后的心理维度和主观因素，忽略了激发难忘心理体验的丰富的旅游者行为模式和目的地特征。总体而言，先前行为研究对微观个体行为的体验解释还不够细致，对旅游者行为与情感体验之间互动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开展，对典型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分析也需要提供进一步实证分析。

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记忆被认为能够调解行为意图，因此应将其纳入顾客体验的研究[7-8]。个人对自己过去的体验高度可信，激发的高程度动机和涉入度，以及体验对未来行为的高度影响都显示出了难忘旅游体验的重要性。在旅游环境中，当决定旅行和搜集信息来选择目的地时，个人首先回忆过去的经历[9]。同样，Wirtz等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记住的经验是个人在未来度过类似假期的最好预测因素[10]。因此，当我们衡量体验的满意度、价值或难忘程度时，可能只是回想起与某种特定心理状态（如喜悦）相关的体验成分。同时，当个体受到刺激时，对特定物体、人物或空间环境做出一致喜欢或不喜欢的反应，包括理解环境并产生认知，从环境意向中具体化愿望与价值并形成动机、发生实际行为并影响环境[11]。如Aitken和Rushton强调内在的、个人的环境体验特性，提出场所与心理、情感的联系具有规律性和个体差异性[12]。因此，人的感知与环境功能相互反馈，而这种反馈又改变着人、环境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难忘旅游体验发生的时刻，个体体验心理与所处客观环境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成为需要探究的重要议题。

我国明确将提升国民旅游休闲品质作为国家发展休闲旅游业的重要目标战略，休闲旅游等已成为现阶段城市休闲研究的重要课题[13]。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体验需要旅游管理者在旅游者期望基线之上提供令人难忘的惊喜。当设计新的旅游项目时，理解旅游者“怎样获得难忘的体验”在探索旅游产品开发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面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新途径[14-15]。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使旅游业成为提升人民群众品质生活的幸福产业。在旅游目的地和景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目前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空间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但旅游目的地不只要提供旅游空间，而且要引导人们如何开展旅游行为。科学的客流管理方法从长期来讲可以有效“引导”旅游者避开环境压力中心、优化体验质量、持續开发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16]。为了提供积极的体验，在旅游产品开发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过程中，目的地景区必须了解、促进、并有效管理旅游者的时空活动。目前旅游产品规划设计对时空活动的弹性和选择性还较少关注，提供的体验设计选择集还不够完善，这样会忽略旅游者精细时空体验感受和需求，不能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富于时空弹性的旅游活动和产品。

本研究以空间与微观个人的动态研究视角，实证分析旅游者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难忘旅游体验特点，从而探查个体体验心理与所处客观环境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并提供带有精细空间信息及各种行为关联性的个体时空间行为数据。期望通过建立时空体验流概念，探讨旅行中个人情感与接触到的环境如何进行互动，对旅游者的时空行为和难忘旅游体验的深入分析与解读，明晰行为与难忘旅游体验在时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机理，在实践上帮助相关部门脱离传统的“供应方视角”，对旅游景区建设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时空行为研究

旅游时空行为是指，旅游者在出发地至目的地、旅游目的地内部和返回出发地旅游过程中的空间移动行为和时间分配行为[17]。由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人的主观体验在地理学中的地位得到确认[18]。在个体心理要素与时空间的联系上，时空行为研究中不能忽视情感的重要性，时空行为研究开始关注个体、空间、时间与心理要素之间的联系[19]，研究焦点逐渐从空间行为的形态、格局转向空间特征的行为过程方面，包括感知、学习、态度形成、记忆、回忆等，并通过空间思维和推理来解释不同环境下人类行为与活动的差异[20]。

时间地理学为表现并解释人类时空间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21]。时空路径作为时间地理学的重要方法，概括了施加在活动上的时间消耗与空间位移，被用于探寻不同类型群体的活动特征和规律性[22]。群体中个人的活动路径、活动顺序与时空间特征形成了个人活动与社会体系的匹配关系，两者结合即为时空路径[23]。OConnor等使用了阿尔格（Alge）计时系统来监测公园内的人员移动，以规划路径并了解访客流量和可接受的拥挤程度之间的关系[2]。Xia等利用马尔可夫链模拟宏观层面旅游者时空动态并分析相关事件的结果和趋势[3]。Hamilton和Alexander通过参与者观察、访谈和网络图多种定性方法探讨了与目的地相关的空间、时间和社会流动性[24]。在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和时空路径方法的研究上，Pettersson和Zillinger将旅游者的动向与定时拍摄的鸟瞰图相结合来评估GPS设备在户外活动事件中的实用性[25]。Orellana等通过活动停驻模式（movement suspension patterns，MSPs）和广义序列模式（generalized sequential patterns，GSPs）的组合分析表征旅游者聚合流动的特点[26]。Zakrisson和Zillinger使用GPS技术研究旅游者的活动和运动模式，用4个案例探索旅游者情感体验，指出应该将GPS技术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以充分了解旅游者的经历和机动性[27]。

在时间地理学的后期实践中，个体的情感、感知、选择与偏好等主观因素往往被忽略，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学者的批评[28]，如有学者提出空间、时间、感知的社会影响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29-30]。在结合定性GIS方法的时空行为研究上，Zheng等考虑了焦点旅游者与过去旅游者运动轨迹，提出一种基于数据挖掘的启发式算法预测下一景点[31]。基于这种算法，Zheng等构建了考虑审美疲劳和可变观光价值的推荐系统[32]。此后，Zheng等结合动态时间变化和空间移动测量旅游轨迹的相似性[33]。

在国内关于旅游的时空行为研究中，结合环境机理的行为研究逐步得到重视，如李山和王铮引入游时和旅径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来衡量旅游圈规模[34]。随着GIS技术在行为分析中应用逐渐成熟，运用GPS轨迹数据的旅游者时空行为要素聚类分析、结构化描述时空行为模式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果[6]。在时空路径三维可视化基础上，基于GPS数据的旅游时空行为评价方法，进一步为GPS数据的挖掘和利用提供研究基础[35]。

1.2 难忘旅游体验研究

难忘旅游体验（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MTE）是指旅游者在体验发生后对事件积极的记忆和回忆[36-37]。旅游者自身信赖于个人以往的旅游经历，由此激发重游的动机或者阻碍重游的发生。旅游体验过程不只是在旅游目的地的游览过程，还包括体验前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与体验后的回忆。难忘旅游体验研究已经成为目前旅游体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38-39]。

国际上对难忘旅游体验的研究聚焦于概念和内涵、指标分类以及与其他心理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概念和内涵上，难忘旅游体验被解释为情感、期待、结果和回忆4方面内容[15]，经历氛围、社交化、情感与反思3个阶段[40]。其次，在难忘旅游体验的测量和指标建立上，Kim等通过因子分析等方法建立难忘旅游体验的指标体系，开发了测量难忘旅游体验的量表，它包括享乐主义、新奇感、地方文化、放松、自由、有意义、涉入度和知识性8个维度[36]。Kim之后又在指标体系里加入了影响MTE的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包含当地文化、基础设施、自然地貌等10个维度[37]。MTE量表从主观心理角度出发进行测量，这一系列研究形成了MTE的经典量表，被旅游研究领域广泛接受和应用。此外，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其他心理要素的关系上近几年也有了很多实证研究。例如，多个研究证实难忘的旅游体验产生强烈的行为意图或重游意愿[38-40]。国内有学者尝试在主题公园情境下构建MTE模型和分析影响要素[41]。但以Kim为代表的研究学者没有考虑体验环境的时空要素或者时空行为的影响。因此，迄今为止对休闲旅游者与地理思维之间的联系研究仍在探索阶段[3，42]，对难忘旅游体验的形成与旅游者时空行为之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1.3 时空行为与旅游体验关系研究

旅游者行为的发生基于空间移动与可支配时间，旅游体验是个体在旅游行为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情绪、精神、心理及学习的综合结果[14]。从时空行为角度看，旅游的核心问题是流动性、空间尺度转换与人地关系[43]，同时强调社会文化分析的意义[44]。不同形式的旅游及其相关的身体和感官体验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45]。对于移动性，愉悦性和差异化的研究是时空行为亟待研究的核心[46]。其中，空间的移动和置换以及时间上的改变构成了最早对于流动的简单理解[47]。流动所依托的物质的身体作为一种情感的工具持续感知地方和移动，建构个体的地理理解，并通过活动和展演形成复杂的人地关系[48-49]，使得物质实体和空间对旅游行为和体验产生多方面作用[50]。这种视角打破了原来对于活动和体验模式的线性假设，即旅游者在移动过程中总会进行一系列“偶然随意”的离散活动，形成新时空关系下的旅游体验流[47，51]。

一方面，部分国内学者关注旅游者的体验空间与认知心理，如基于时空维度通过旅游过程的情节化促成体验空间的建构[52];以典型网络游记为研究内容分析旅游者自我概念时空展演，凸显主体认知过程[53];探討社区空间变化背后相关主体的感知态度差异[54]。另一方面，旅游时空行为与体验的研究已经开始深入具体的目的地并关注情感体验。如张朝枝和张鑫研究骑行入藏者的流动性体验，指出情感体验是行为与氛围互动的情感载体，情感体验与流动过程紧密相关[55]。李君轶等从时间、空间及路径3个角度，计算欧美旅游者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情感体验值[56]。吕龙等以苏州金庭镇为例，在时间、空间、文化和情感维度上研究文化认同上的主客差异[57]。此外，目前有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将旅游体验的心理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定量化、过程化和可视化。如“旅游情感路径”（tourist emotional path，TEP）的概念[1]，第一次将时空行为与旅游者情绪相结合，探讨时空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类似地，梁嘉祺等基于网络游记的语义分析对旅游者时空行为与情绪关系进行实证研究[23]。这种基于行为数据的旅游体验评价方法，进一步为探究时空行为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提供研究基础。

2 时空体验流概念框架

从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质上是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进行时空移动和主观体验相结合的现象。人本主义地理学也强调情感并不单单是主观的心理现象，而是个人主观心理与时空环境互动的产物。Gibson认为物质世界由彼此重叠的各种区域组成，其中人们认为世界是离散的，但以动态的和互动的形式存在[58]。Merleau-Ponty和Landes提出在个体主观的时间里，最新的知觉代替以前的知觉，最新的情绪代替过去的情绪，这种更新与体验的内容有关[59]。旅游体验由时空行为中产生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以“时空体验流”的形式存在。虽然旅游者只能回忆整个旅行中的某些事件（如游览园林中的石桥），但是一个人的身体和感官体验是连续的。因此，旅游者处于体验流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在访问不同兴趣和体验的景点时，不同的旅游地地理要素给旅游者体验认知和情绪带来不同影响，导致体验类型和强度不断变化。在旅游体验过程中，行为主体对空间要素形成了一定的认知与偏好，并受到来自时间与空间的各种制约，在客观制约与主观决策共同的作用下形成了行为结果。在体验对时空行为的作用方面，研究表明旅游者体验对各种空间和时间的着力反应上有很大差异[60]。旅游者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会形成各种复发和节奏模式，而当人和地方发生变化时，这些模式和节奏仍然存在[61]。

基于以上理论观点，本文提出“时空体验流”概念。体验是由连续的活动流组成的，是“有开始和结束的合理离散事件”。每一组事件，都有具体的环境条件和时间条件作用于（提供资源或进行制约）旅游者行为，激发旅游者情感和认知从而产生体验。随着时间流逝，旅游者的空间位置不断发生改变，旅行的“时空体验流”可以将体验的各个方面解构或表示为一系列“行为要素”，同时个体难忘旅游体验会受到时空要素的影响。将旅游者的时空体验流汇集到一起，通过时间地理学的视角进行要素梳理和分类，形成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图（图1）。

本研究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探查和描述时空体验流中难忘旅游体验的特点和强度，以及对应的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的特点。一方面，根据旅游者时空体验流中时空路径及停驻方式划分不同时空行为模式的类型群体，分析其对应的难忘旅游体验特点和强度，提炼难忘旅游体验在不同时空行为模式上的表现规律;另一方面，研究各类难忘旅游体验强度对应的旅游者聚类群体，其时空行为在路径、停驻特点等模式上呈现的规律与特点，分析提炼难忘旅游体验不同强度影响下的时空行为特征;同时，探究行程的时间预算、空间约束等时空要素对时空行为模式和难忘旅游体验的影响。具体而言，研究目标为：（1）收集旅游者时空路径数据及时空要素信息提炼其时空行为模式;（2）测量旅游者难忘旅游体验的位置、属性和強度特征;（3）基于旅游者不同时空行为模式分析其难忘旅游体验特征;（4）基于不同难忘旅游体验强度归纳其时空行为模式的特点;（5）探讨时空要素对时空行为模式与难忘旅游体验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天坛公园为研究地点。首先，天坛公园发展成熟、知名度高，能够吸引各类旅游者群体;其次，天坛公园设施齐全、文化底蕴深厚、资源质量高，易于产生难忘旅游体验;再次，景区内游览线路灵活，流动条件较好。借助户外工具软件记录旅游者时空行为信息，通过现场实验收集GPS数据，并结合调查问卷收集旅游者难忘旅游体验与难忘景点的时空要素特征。根据GPS数据提取时空行为要素并进行聚类，对各类时空行为模式的旅游者热力分布进行GIS可视化，绘制时空路径并叠加难忘旅游体验类型和强度、影响旅游体验的时空要素，形成不同旅游者群体的“时空体验流”，直观表达时空行为模式与难忘旅游体验要素的关系，以及作用于该关系的环境条件和时间条件。

3.1 行为要素与时空路径

本文选取“两步路户外助手”App作为时空行为数据的记录软件，该软件能够基于GPS定位系统进行轨迹记录，并提供游览时长、停驻时长、行进速度、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信息。邀请旅游者参与调研并使用软件进行轨迹记录。旅游者仅需在游览过程中保持手机GPS定位功能开启，对实际游览过程不会产生干扰。根据个体旅游者的GPS轨迹记录统计行为路径，并按照实际游览顺序依次记录各停驻点及其停驻时长，提取各类时空行为要素信息。由于个别景点在位置上难以割离，故定义为同一停驻点，如皇穹宇（含回音壁）、祈谷坛（含祈年殿），后文中将直接描述为皇穹宇和祈谷坛。

已有文献和实证研究中，对时空行为模式的聚类要素没有定论。黄潇婷基于时间地理学分析了旅游者在北京颐和园内的行为模式，认为时间要素、空间要素、路径要素和活动要素是时空行为模式的4个重要方面[62]。由于不同景区体验活动差异较大，本文从时间、空间、路径角度提取以下10种行为要素：入园时间、离园时间、总游览时长、总停驻时长、平均停驻时长、路径起点、路径终点、停驻点个数、停驻景点、停驻时长。

在数据分析上，首先，剔除无效轨迹，逐一修复因GPS信号被遮挡引起的轨迹偏移或中断，对停驻点凌乱与冗余路径进行降噪，固定停驻点位置，确保数据精确性;其次，根据移动速度0 km/h识别停驻点并换算停留时长（包括“降速”与“提速”的瞬时过程），将同一景点空间范围内的多段时长累加形成该点停驻时长[63];再次，通过SPSS软件对行为要素进行K-means均值聚类，参照Orellana等提出的广义序列模式方法[26]，根据路径与时间序列重合率提取广义路径，形成3种时空路径模式;最后，将各组时空路径行为模式所覆盖的人群，通过GIS轨迹点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可视化GPS轨迹，并体现在时空体验流概念模型中。

3.2 问卷测量指标

首先通过“您在哪个景点处产生的体验最为难忘”收集MTE产生的地理位置信息，之后以Likert 5级量表测量MTE和时空要素（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见表1）。本研究应用Kim等提出的MTE量表[36]，原始MTE量表包含24项测量指标，结合天坛景区的实际情况和特色将量表调整为9个项目，使量表更加简洁。对修订后MTE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为1311.207（p<0.000）。而Kaiser-Meyer-Olkin（KMO）对数据集的抽样充分性度量为0.947。考虑到指标间较强的相关性，使用了具有最佳倾斜旋转法的主成分分析，以1为最小特征值，检查结果显示各指标公因子方差提取值均在0.58至0.75之间，表明测量指标基本同等重要地贡献了变量测量，因此对9项指标均予以保留。时空要素作为“时空体验流”里的行为与体验相互作用发生的重要节点，从时间预算（时间充足性）和空间要素（景点拥挤度、景点舒适度）两方面进行测量[64-65]。问卷最后为受访者的人口特征。

3.3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2019年至2020年间，研究人员与助理共11人先后多次前往天坛公园进行数据收集。在天坛公园各入口处设调研人员邀请旅游者，游览结束后可在任意出口处找到调研人员导出轨迹数据并填写问卷。调研期间共成功邀请旅游者363人，回收样本245份，回收率67.5%;其中，成功收集到完整的时空路径信息并有效填写问卷的样本为174份，有效率71.0%。

受访者特征为男女总体数量相当，年龄集中在18～25岁之间，未婚且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较多，出游同伴大多为朋友。总体来看，受访者主要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学生，与朋友一同自行出游（表2）。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

对整体样本的26个时空行为要素进行多次K-means均值聚类，剔除干扰要素，最终保留17个要素（F>2，p<0.05），广义路径序列模式聚类下呈现3类时空行为模式（表3）。

4.2 基于行為模式的时空体验流特征

根据SPSS的K-means均值聚类分析结果，绘制各类行为模式的广义时空路径并叠加难忘旅游体验要素与时空要素，总结各类行为模式下的时空体验流特征（图2）。

（1）模式1为中轴西密停驻型，此模式在景区中轴线高度聚集，西侧旅游者路径分布明显多于东侧;总游览时长较短，停驻点较少，但停驻时长占总时长比重较高，主要停驻景点为皇穹宇。在该模式下，旅游者最难忘的景点是祈谷坛，主要难忘旅游体验类型为知识性、涉入度和享乐，呈现旅游者在高效的时空行为模式下，重点游览核心景点并获取丰富的知识信息的特征。在时空要素方面，旅游者对景点舒适度的评价高。

（2）模式2为双核分散长时型，此模式游览路线包括祈谷坛与皇穹宇两个核心景点，同时旅游者路径较为分散;停驻点较多，总游览和总停驻时长较长，主要停驻点为皇穹宇。在该模式下，旅游者最难忘的景点是祈谷坛，主要难忘旅游体验类型为自由、新奇感和享乐，旅游者在此时空行为模式下，以较长的时间充分体验核心资源并探索更多新奇文化。在时空要素方面，旅游者的游览时间最为充足，景点拥挤度相对较高。

（3）模式3为中轴分散观光型，此模式旅游者仍以中轴线为核心，并在景区内大范围活动;停驻点很少，但总游览时间较长，主要停驻点为祈谷坛。在该模式下，旅游者最难忘的景点是祈谷坛，但难忘旅游体验类型最少，主要为享乐和知识型两类体验，体现出旅游者在休闲的时空行为模式下，关注核心景点，在充裕的时间内悠闲地进行大范围活动，获得享乐和知识型难忘旅游体验。在时空要素方面，旅游者对时间充足性、景点拥挤度和舒适度的评价较为适中。

4.3 难忘旅游体验强度

对难忘旅游体验进行均值分析，难忘旅游体验整体呈享乐和兴奋特征。通过K-means均值聚类分析法对各项指标强度进行聚类，以差异度（F>2）和显著性水平（p<0.05）作为标准进行降噪，形成两个难忘旅游体验强度类群（表4）。根据各类群均值分别定义为高难忘旅游体验（M=4.20，n=120）与低难忘旅游体验（M=3.08，n=54）。两类旅游者的难忘旅游体验强度差异最大的维度分别是涉入度（F=142.81）、身心放松（F=116.23）、有意义（F=112.43），显示出天坛的受访者对深层旅游体验更加重视，当身心得到充分放松或者感受到了旅游对个人意义时，更能形成高强度的难忘旅游体验。

4.4 基于难忘旅游体验强度的时空体验流特征

分析不同难忘旅游体验强度下旅游者群体的时空行为规律，提炼时空行为模式与时空要素差异（表4），总结时空体验流特征如图3所示。在时空路径的行为要素上，高难忘旅游体验组较低难忘旅游体验组，旅游者平均总游览时长多出4.63分钟，平均总停驻时长为1.62倍，主要停驻景点也多1个，各景点间的停驻时长极差为1.36倍。在时空要素评价上，高体验强度的旅游者群体对时空要素的认可较高，说明充足的游览时间、舒适的环境对应着更高强度的难忘旅游体验。同时，拥挤度这一时空约束在高质量的资源景点中并没有对旅游者难忘旅游体验强度产生明显的削减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在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时空体验流概念框架下，本研究基于GPS数据提取时空行为要素，对时空体验中的难忘旅游体验特点和强度进行描述;分析提炼难忘旅游体验和时空行为的相互关系，并探究时空要素对其关系的影响。从旅游者行为概念框架构建来看，在时空行为上引入对难忘旅游体验的心理要素分析，建立时空体验流概念框架，能够更精细刻画旅游行为，进一步结构化分类，实现基于个体行为数据的旅游预测。本研究在微观视角下研究行为个体在时空体验流中的行为规律，不仅可以回答旅游体验中的行为模式，也可以回答更加内在化的难忘旅游体验方面的信息，是对时间地理学视角融入行为个体的主观性分析、将旅游行为心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相融合的积极探索。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首先，旅游者在不同时空体验流中的空间移动、时间分配及其停驻行为上不同的组合方式会引起难忘旅游体验维度和强度的差异。具体而言，模式1停驻点较少且各点停驻时间较短，对应知识与投入型难忘旅游体验特征，说明此类旅游者在高效的时空行为模式下，游览了内心渴望的景点并获取丰富的知识信息;模式2停驻点较多且各点停驻时间较长，呈自由与新奇的难忘旅游体验特征，显示了此类旅游者停驻和休闲的行为特点，他们以较长的时间体验核心文化资源并充分感受多个景点氛围，自由地探索新奇文化;模式3以中轴线为核心分散且较少产生停驻行为，提供了享乐和知识性的难忘旅游体验，体现了旅游者在关注核心景点外尽可能大范围进行活动，以悠闲的节奏涉猎更多知识信息并充分享受此次体验。Shaw和Williams指出，旅游者的行为和体验在时空局限下呈现“定式”与“差异”[66];本文的“定式”表现为3类行为模式在核心景点及中轴线的集聚，“差异”体现在时空路径特征及其对应的难忘旅游体验维度与强度。在时空行为与体验的交互上，Farber和Hall发现新奇感和享乐是情绪体验的重要维度并且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休闲体验，同时指出景观和活动等因素影响旅游者的情绪体验[67]。在本研究中，景点属性对行为与体验的影响体现在停驻点的选择及其停驻时长上，模式2与模式3分别反映了增强新奇感或享乐体验的行为模式特征，进一步建立了旅游者体验心理和环境属性的行为交互。此外，Poria等的研究也曾发现，在体验中学习知识和受教育是旅游者到遗产地旅游的主要动机，但同类体验下旅游者的行为特点仍然存在差异，其可能原因包括景点的属性与旅游者的个体特征[68]。本文结果中旅游者以高效（模式1）或悠闲（模式3）两种不同的时空行为模式获取知识性体验体现了这种行为与体验的交互差异，但引起差异的具体原因仍有待探究。

其次，結果显示当旅游者主观上感到身心投入、放松和有意义时难忘旅游体验强度更高，对应时空行为模式具有游览时间更长、停驻行为更多、节奏变化更明显的特点，说明在宽裕的时间内深入体验多景点并在核心资源景点停留更易以放松的身心收获旅行的意义，产生高质量的时空体验流。这种时空行为与体验的交互也印证了ODell的观点，即旅游者会主动寻求更好的体验而不是平等观察摆在他们面前的东西[69]。同时，旅游者对时空环境的不同响应形成时空行为模式差异并影响难忘旅游体验。当旅游者受到的时间约束较小时，会涉猎更多景点并在核心景点停留，形成更多类型的高质量体验;当旅游者处于吸引力最强的核心资源位置并且较拥挤时，其难忘旅游体验仍很强，说明空间特色的吸引力大于空间约束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层面，本项目在运用时间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上，讨论了针对旅游体验度和时空路径的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测量分析，考虑了更加内在化的体验来理解旅游者时空行为背后的心理诉求，通过时空体验流综合而深刻地解释旅游者时空行为背后的感知与评价因素。这体现在使用GPS智能手机软件收集旅游者时空行为的轨迹和停驻信息，辅助回忆式问卷调查，在难忘旅游体验测量中将体验的类型、强度和时空要素通过时空体验流概念进行结合。通过使用问卷调查和时空GIS等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叠加与可视化，能够在整个时空体验流中现场捕捉旅游者的难忘旅游体验评价指标，并结合GPS和问卷的位置数据“锚定”体验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节点，更加严谨准确地识别、解构旅游体验流中离散的典型事件，从而更好理解难忘旅游体验的激发和持续过程。同时，能够更精细刻画旅游行为，从而更深入地描述时空行为模式对难忘旅游体验的作用关系，建立难忘旅游体验与时空路径的精细匹配关系。这种结合GPS、问卷调查和GIS的综合性方法，避免了之前研究指出的过度量化的风险，提高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力度[70]。

在实践运用方面，本文将旅游者心理感受和行为轨迹相结合，分析旅游者在多景点中的移动方向、模式和节奏等行为方式对应着何种难忘旅游体验特点。根据本文结果，旅游者时空行为明显围绕中轴线展开，各类时空行为模式的差异更多体现于路径覆盖范围与景点停驻时长。中轴线在提供高品质的难忘旅游体验以及传扬历史文化上发挥重要作用，景区西侧大面积休憩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需求，多景点的范围游览更有助于旅游者了解景区知识与文化，可见，旅游者时空行为过程中景点的资源价值与功能属性对难忘旅游体验类型产生影响。此外，景区的部分景点鲜少有旅游者涉足，不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在时空要素的影响上，时间约束更多取决于旅游者自身的预算与分配，但空间环境与设施条件等取决于旅游目的地管理。一方面，天坛公园高人气的核心景点虽然拥挤度较高，但旅游者舒适度的评价并没有降低，难忘旅游体验质量较好，说明当景点价值与服务足够令旅游者满意时，其对景点拥挤程度的容忍性可能更大。另一方面，景点舒适度能有效增强难忘旅游体验强度，如何改善景点环境对于提供高质量体验同样重要。

本研究在旅游实践上能够帮助旅游目的地管理层准确把握旅游者情感体验变化和体验的深层次需求，更好地预测旅游者行为及旅游体验质量。从研究结果来看，旅游目的地核心景点的分流与保护尤为重要，如通过景点分时开放、限流等方式控制核心景点人数，通过限定通道实现景点分流;同时，非核心景点可以适度改善休憩设施以满足旅游者对舒适度的高要求。此外，充分利用开阔的景点环境设计互动型旅游产品、增强旅游者体验的沉浸感和难忘感，如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呈现古木花卉等植物知识。这样，在路径安排上引导旅游者行为，能够提供更丰富的地理要素选择集，对旅游活动和产品在时空上进行合理配置，组织形成科学的时空活动链，从而提供更加有个性和多样性的产品，引导旅游者高质量的情感体验形成。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数据收集难度较大，路径记录与分享过程需要旅游者具备一定的理解与操作能力，年龄相对较大的旅游者对研究的参与度不高，或是难以完整有效地完成，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偏年轻化。同时，本文仅以天坛公园为案例地开展景区尺度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天坛公园作为以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地（culture-based tourism destination）与其他以自然、生态等为核心的旅游地在对旅游者时空行为和难忘旅游体验的影响上可能存在差异。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通过拓展研究尺度、增加不同类型的案例地等方式增强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此外，本研究初步发现景点的资源价值和服务质量可以弱化空间约束对旅游者难忘体验的负面影响，后续研究可以结合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进一步展开资源价值与游客容忍度的关系研究。

致谢：感谢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梁逍遥、高帅、杨德虎、马骁迪等同学在数据收集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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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Patterns and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

LIANG Jiaqi1，2， JIANG Shan1，2， TAO Li1，2

（1.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Capit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ourist behavior tightly couples with destination experiences and forms different travel paths. Different behavior patterns and destina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 （MTE）. Remembered previous experience highly impacts tourists psychology and is one of the best predictors of further behavior， sh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T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xperience psychology and destination environmen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MTE occurs.

The “spatial-temporal experience flow” of travel can deconstruct or express all aspects of the experience as a series of “behavior elements”， which could affect individuals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ime geography， this paper introduced MTE into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research area，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patterns and MT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temporal factors. 363 tourists from Temple of Heaven Park were invited to use GPS tracking their motion and fill out questionnaires， and 174 samples were usable. ArcGIS and SPSS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the different tourists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were embodied in the spatial motion， time allocation and stay behavior in the spatial-temporal experience flow， and linked in specific MTE dimensions and degree. Specifically， there are three patterns emerged from respondents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tourists intensively agglomerated in the “central axis” section and core attraction section， and with different MTE characteristics. Second， tourist group in high MTE degree showed MTE dimensions of involvement， refreshment and meaningfulness， and their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pattern were long-time visit duration， more stay behavior and distinctive behavior rhythm. Third， different spatial-temporal factors of destination impact respondents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and MT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time-constraint， tourists tend to explore more and stay longer within the core attraction. In addition， tourists could develop high-quality experience even the core attractions were crowded， which suggests attractiveness of destination space has stronger influence than spatial constraints of destination.

Our result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and MTE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obility of tourism experience in spatial-temporal environment.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patial-temporal experience flow”， this paper sheds the light on how to finely portray tourists behavior in time geography， accurately recognize tourists deep needs in experience， forecast tourism behavior， and classify individual structured behavior dat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more precisely adjust the activity path of spatial-temporal product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in-depth needs of tourists， and improve their experience quality.

Keywords：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memorable experience; GIS visualization; Temple of Heaven; spatial-temporal experience flow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