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

在整体崇尚现代理性的社会，“情”的意义正在遭遇着消解与危机。个体生活中，我们被教育要时刻保持客观、理智，切忌“感情用事”;我们更看重那些可以量化的标准与条件，“感情因素”是不稳固的、不值得信赖的。甚至，在本应提供爱与美的乌托邦的文学世界中，思想深度、哲学思辨能力逐渐成为更重要的坐标，“抒情”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有时竟是肤浅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文学真的抽空了“情”，它将如何区别于一篇社科论文、一则新闻报道？在那些冰冷的数字与考据之外，它还能提供什么特有的价值？在没有“情”的文学中，柏拉图曾赞赏的迷狂般的灵感降临将不复存在，一切书写不过是“技艺”的演练。“文学已死”的论调已经是笼罩我们多年的巨大焦虑，也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下，重新呼唤情感的力量，重提文学的“抒情”更显得重要而迫切。

20世纪中期，华裔美籍汉学家陈世骧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发现，西方文学起源于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而“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传统里”（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这一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盲点与偏颇之处：抒情与史诗不可能全然对立、互斥，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两者也常有彼此渗透的瞬间。但是，抒情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国维在点评中国古诗词时发现，古诗词中的景物描写所指向的是主体抒情的需要，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