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璇，辛铭锐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侦查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引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家罗伯特·阿德尔曼率领四所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美国移民率与暴力犯罪率的比较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16年，美国200个大都市市区的移民人口与暴力犯罪并没有同步增长(1)这项研究是对美国移民与犯罪两者关系最全面的纵向研究之一，但是，这里的犯罪仅指暴力犯罪(包括袭击、抢劫和谋杀，不包括强奸)。因此，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家罗伯特·阿德尔曼团队的这项统计只能说明移民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说明整体的犯罪状况。。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受美国价值地图(AVA，American Value Map)的委托进行了一项旨在调查美国政党与选民对移民态度的电话访问。在2015—2016年的9个月中，调查者通过电话采访了4.2万不同年龄阶段的选民。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选民对移民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9%的选民认为移民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而在65岁以上的选民中，这个比例却达到了44%。不同党派的选民对这一个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共和党的选民中，有53%的人认为移民会威胁美国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而民主党中则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持这种观点。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同一党派内部，也存在着对移民的不同态度。

这种分歧也体现出美国社会公众的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移民与犯罪率的上升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主张实施严格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另一种则认为移民不会导致犯罪率上升，高犯罪率是限制性移民政策、排外心理以及对移民刻板印象的产物。

美国移民与犯罪问题的爆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也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集中地，农村人口和国外的移民涌入城市，使得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在1860—1910年的50年间，美国城市总人口从621.6万增加到4199.8万，城市的总数也从392个上升到2262个，其中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从9个增加到50个[1]。在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给刚实现工业化的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移民潮

按照Iman Ghosh(2)Iman Ghosh是视觉资本网站(Visual capitalist)的研究员和专栏作家，2018年他以年轮的方式绘制了美国200年的移民史，凭《1820-2015美国移民族裔年轮》获得 Kantar美丽数据大奖的“人、语言&身份”单元金奖。视觉资本是一个成立于2011年的可视化数据平台，让用户通过信息图表来了解事物的本质，用数据表述复杂问题和流程，通过数据看本质。的划分，到20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出现过两次移民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830—1880年之间，这期间的移民来源以欧洲为主。这段时间的前期，由于爱尔兰饥荒和欧洲战争，很多欧洲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因此移民中爱尔兰人、德国人最多，以社会底层的贫苦阶层为主；在这段时间的后期，美国战争结束、工业发展迅速，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美国开始向欧洲招募熟练技术工人，甚至为他们提供路费，因此这一时期移民的身份以欧洲技术工人为主。第二次移民高潮发生在1880—1915年，此时期的移民来源仍以欧洲为主。欧洲铁路线的建设和大型蒸汽船的发明使成千上万的欧洲熟练工人能够更加快捷地到达美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人口的增长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工业发展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因此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地立法，限制欧洲移民，排斥亚洲移民。在这段时间内增长迅速的是来自意大利、俄国等国家的移民，而曾经的移民主要来源国，如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家的移民数量增长较慢。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的统计，从1820到1920年的100年间，移民数量占美国人口年增长数的20%以上，到了1920年，美国的人口总数首次超过1亿(3)参见许辉：《三次移民潮带美国走向强大》。http://news.sohu.com/20051221/n241053703.shtml，2021年5月6日访问。。

移民为美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由于移民的年龄集中在14—44岁之间，并且以男子居多，这些年富力强的移民为美国的棉纺织业、采矿业、建筑业、隧道和铁路工程等提供了劳动力，推动了美国工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发展；欧洲技术工人的到来，让美国无须付出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就获得了掌握熟练技术的技工。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不但促进了美国人口的增长，而且推动美国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美国以此为契机，对内利用大量低廉的劳动力发展经济，对外进行经济扩张，迅速步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

移民在推动美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终于在20世纪初期爆发，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增长过快导致失业率上升

19世纪，美国工业发展、城市和公共交通运输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19世纪的前半期，美国移民以贫困的欧洲人为主，他们愿意接受工资低、待遇差的工作，但这也使得本地人的工作被抢走。这些廉价劳动力引起本地人及早期移民的不满，却受到资本家的欢迎，因为大量低价劳工降低了资本家的成本，使得资方成了直接受益者。钢材厂、木材厂、饲养场、肉类加工厂等公司、企业中都能见到大量移民雇工的身影。而本地人认为这些新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很多人因此失业并陷入贫困。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近乎饱和，技术工人岗位增加，缺乏技术的移民的失业率上升。

大量涌入的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引发美国民众的不断抗议，不少政客提出各种方案，希望控制移民数量。1882年，美国通过了移民法案(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1896年，美国国会开始推动移民文化测试法案，以限制欧洲移民的进入，但由于总统的否决一直未获通过，直至1917年，美国参众两院才以绝对多数通过了移民文化测试法案，使得这一法案正式确立并实施。虽然限制移民使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是经济大萧条却让失业率再度升高。19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两次大萧条：一次出现在1872—1878年；另一次出现在1893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中仅1893年一年内就有15000家企业倒闭，当时的失业率也达到了17%。而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每年接收将近50万移民，移民的涌入和经济的下滑，让人们对就业和生活产生了焦虑。数据统计显示，1890—1900年的10年间，失业工人达到了300万。从美国商业部进行的美国失业率统计中可以看出，1890—1900年的10年间，美国的失业率除1892年为3%以外，其他年份都维持在4%以上。1893年经济危机以后的4年里，尽管社会仍然对劳动力有着比较大的需求，但失业率都超过了10%。

表1 1890—1900年美国失业率变化表(4)Nixon J W.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U.S.Govt.Print.Off.1960.

失业率的迅速上升，致使美国城市逐渐被贫困问题困扰。1893年，美国国情普查局统计员披露，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9%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 71%[2]。19世纪末，经济学家查尔斯·斯帕尔通过调查推算得出结论：接近 50%的美国家庭处于赤贫状况，7/8 的家庭只占有国民财富的 1/8，而 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比其余 99%的家庭还要多[3]。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加剧加重了城市犯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失业率与犯罪率的关系，在固定模型效应下，失业率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刑事犯罪率增加0.72个百分点；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失业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刑事犯罪率增加0.67个百分点[4]。失业率所导致的贫困人口增多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性，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5]

(二)贫民窟成为犯罪滋生的温床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极其迅速，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惊人。然而，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后，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卫生系统、居民住房等城市建设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而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东海岸的港口城市进入美国。1821—1850年，有400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1/3的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当时的15个较大的城市中，13.4万人生活在纽约，7.2万人生活在费城，3.5万人生活在波士顿[6]。

城市建设的缺失，使得美国城市出现了最典型的“城市病”——贫民窟的犯罪问题。美国的贫民窟最初是进入城市工作的人们的首选居住地，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的房屋老旧、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人们会向城市外部的新住宅地迁移，而后会有新的经济状况较差的移民进入贫民窟。没有成熟的社区组织，不能为居民提供教育、保险、住房、就业等方面必要的服务，居民中的失业率高，存在大量的单亲家庭和领取救济金的家庭，让这里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各种街头犯罪、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猖獗。1900年，马萨诸塞州城市中低级法庭审理的每10万人中每年案件的数量几近 1860年的两倍[7]。总体而言，贫民窟带来的犯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街头犯罪猖獗。由于警察控制力不足，且贫民窟社区控制力量缺失，很多不法之徒结成帮伙，在街头盗窃、抢劫路人，甚至洗劫银行和店铺。不同帮伙之间为了“争地盘”时常发生殴斗，贫民窟的杀人案件也因此剧增。纽约市的黑帮聚集地是五点区(Five Points)，这里被认为是“最贫穷和不幸的移民聚居地”。这些黑帮实施各类的谋杀、抢劫犯罪，将这一地区变成了当时人们心中“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2.青少年犯罪高发。由于贫民窟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成年人忙于工作也无力照看青少年，因此这些孩子从小只能在街道上玩耍、游荡，一方面容易受到犯罪人的影响实施盗窃、抢劫或者其他暴力犯罪；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很容易结成帮派，组成青少年暴力、颓废、殴斗等团伙，导致青少年犯罪越来越突出。

3.卖淫问题严重。失业带来的贫困让女性的生活更加困难，从而使卖淫问题愈发严重。1866年，主教马修·辛普森承认纽约市有“比循道宗信徒更多的娼妓”[8]。记者乔治·基布·特纳对芝加哥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芝加哥市中心的贫民窟里有30万人，其中有1/3是妓女(5)乔治·基布·特纳：《芝加哥市——一项关于罪恶的调查》,载《麦克卢尔》1907年4月号。。

雅各布·里斯认为，当时的贫民窟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影响社会发展的程度。他说：“或者是我们扫除贫民窟，或者是贫民窟吞噬我们，非此即彼。”[9]

(三)对移民的排斥引发犯罪

2020年5月25日，美国警察德里克·沙文用膝盖顶住一名黑人男子颈部致其窒息死亡；8月23日，美国非裔男子布雷克被警察从背后连开7枪致其下身瘫痪。这两起事件都引起了人们针对警察种族主义倾向的抗议活动。美国肯恩大学的刑事司法学教授沃克认为，美国警察暴力的主要原因是警察的种族歧视。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在南部，州警察的巡逻主要是为了监督黑人奴隶；而在北部，州警察也会侧重防范非洲裔美国人。2019年8月，美国罗格斯大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最新研究显示，年龄在25—29岁之间的各种族男性中，被“美国警察杀害”是继癌症、心脏病、自杀和吸毒等因素之后的第6大死因。其中，少数族裔是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最大受害者(6)明尼苏达示威者现状：美国警察执法致死率何以居高不下？ https://www.sohu.com/a/398973713_120719701，2020年9月6日访问。。美国警察致黑人窒息死亡的事情引起了全美的抗议，而在美国，不仅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直都存在，对其他移民的歧视也是根深蒂固的。19世纪前期，德国、爱尔兰移民进入美国后就受到了美国本地居民的排斥，这种排斥非常激烈，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1830—1860年，具有排外性质的大型暴力冲突就有35起，其中，巴尔的摩发生12起，费城11起，纽约8起，波士顿4起[10]58。

1868年，《蒲安臣条约》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但美国本地居民排斥华工的情绪十分激烈，他们认为是中国劳工的到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由于华人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很难融入美国文化，因此美国本地人对华人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不只是非洲裔美国人和华人，日本、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移民也都受到了本地居民的限制。美国本地居民担心这些移民抢夺自己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侵犯他们的利益，因此组成了“美国保护协会”等组织，对外来移民进行限制和排斥。他们认为外来的移民在宗教、文化、道德等方面都与他们不一样，因此不能很好地遵守美国的规则。

(四)社会控制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19世纪，美国移民不仅数量增长快、人口构成也非常复杂。从1820年到1860年的10年里，纽约人口增加了近90万人。在人口增长高峰的1840—1860年，费城人口增长率为115%，巴尔的摩为108%，波士顿为90% ，而纽约则高达160%[10]84-87。从1870年的统计来看，纽约当时总人口为1478000人，而移民占到了总人口的50%。从1820到1920年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荷兰、爱尔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多黎各、墨西哥、西印度群岛、加拿大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移民数量最多的时期。他们在城市中形成聚居区，最终形成以各自移民群体为主的居住社区。

这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移民高峰期。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使美国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移民的进入也使得传统社会的共同秩序被打破。美国社会学家爱华·A·罗斯认为，友善、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共同铸就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互帮互助、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然而社会成员的流动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原有的“自然秩序”遭到破坏。当这种“自然秩序”被破坏以后，原本约束人们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无法发挥作用，而城市中的正式社会控制与城市发展的速度及人口增长又不能匹配。警察作为正式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很有限。19世纪末，虽然美国已经向英国学习，建立起了现代警察制度，并根据社会治安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增加守夜人数量、成立白天巡逻队和侦探处、设立电报处等，但是由于现代警察制度刚刚建立，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警察素质低下、效率不高、录用标准低、政党对警察干预严重、警察腐败现象突出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发展之中，城市犯罪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作为正式的、主要的社会控制力量的警察却无法有效地遏制城市中日益增长的犯罪，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另外，美国社会在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分解，具有异质性的个体增多，城市化进程加速。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异质性、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根据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路易斯·沃斯(7)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897—1952)，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还是一位公认的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的观点，这三者正是衡量城市生活的三个最重要的指标。沃斯认为这三者的平衡和适度是城市保持稳定的关键。而当这三者出现变化，城市人口的异质性(人员成分和阶层复杂、流动人口多)增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密度增加的时候，城市的犯罪率会相应地升高。

三、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与犯罪问题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人口增加、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竞争激烈产生的直接后果。而移民带来的隐藏的、持久的影响，是文化冲突问题。这种文化冲突成为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犯罪问题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美国传统的犯罪控制模式无法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移民犯罪问题，这成为20世纪初困扰美国的主要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此时正值犯罪社会学在美国兴起并蓬勃发展，很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美国移民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就是其中之一。塞林对美国的移民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导致移民犯罪的原因是文化冲突，并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塞林将犯罪现象视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的社会现象，采用有别于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突出的移民与犯罪问题为研究内容，分析了社会在影响人们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冲突理论的基础是失范理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8)埃米尔·杜尔凯姆是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是《自杀论》及《社会分工论》等。在《自杀论》中提出了“失范”的理念。他解释了现代社会中产生各种“失范”(犯罪)的原因，认为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增加、竞争的加剧使得劳动分工日益精细，这种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一方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另一方面，发展也刺激并解放了个人欲望，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滋生着贪婪和野心。而社会控制力量建设是有滞后性的，它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因此，此时社会既无法满足人们膨胀的欲望，也无法对这种欲望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无法有效约束人们的欲望。迪尔凯姆的观点影响非常深远，20世纪初期美国的犯罪社会学理论都是对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文化冲突理论是其中之一。从文化冲突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对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问题作出分析。

(一)行为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移民数量极大，且移民的构成非常复杂。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会遵从各自母国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有的能够互补，有的却相互矛盾，有些又与美国本地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成为当时美国主要社会矛盾和移民犯罪的起源。

索尔斯坦·塞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中指出：“行为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集团将其成员的活动置于特定的约束之中，目的在于确保那些遭受不受约束的行为侵害的社会价值。”[11]因此，行为规范是抑制人们犯罪的重要力量。

行为规范受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外界环境会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各种教导或是训诫，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各种正式、非正式的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独立的“人格”。可以说“人格”是行为规范的内化。这种“人格”不是人类天生的或者遗传而来的，但是会受人的生物特性的影响(例如大脑的功能会影响人的学习能力)。即如果人们具有相同的生物特性，他们所形成的“人格”仅与其所接受的外界文化环境传达的观念有关；但是人的生物特性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人们即便是接受相同的观念，也可能形成不同的“人格”。因此，对“人格”起决定作用的是外界文化环境，起次要作用的是人的生物特征。“人格”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行为是一种选择。每个人每天都要做出很多次选择，有些微不足道(例如早餐吃什么)，有些关乎人生(例如学习哪个专业)。选择的模式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对人的行为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是外界文化环境。即社会将通过文化环境的营造形成社会态度，并将这种社会态度变成规则，同时规定了违反规则应付出的代价。这些规则就是上文所说的行为规范。不同的国家、地区，由于历史、文化、宗教、习俗、政治等方面的差异，行为规范也不尽相同。

(二)移民犯罪源于规范文化冲突

根据塞林的理论，文化可以分为三类——物质文化、规范文化、认知文化。在这三种文化中，规范文化认同冲突与犯罪的关系最为紧密。物质文化认同冲突往往表现为物质犯罪，但是现实中纯为了物质的犯罪却极其少见，物质犯罪背后往往会映射出深刻的规范文化认同冲突。认知文化即知识文化，代表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对社会规则的认同程度就越高，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他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度就越低，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可见，认知文化是通过对社会规则的认同程度表现出来的。因此，文化冲突的核心可以归结为规范文化的冲突。

人类的行为受意志的控制，而人类的意志受外界环境的引导和熏陶，甚至是“压迫”。社会会向人们输出代表社会的意志，即规范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规范文化。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规范也会产生变化，继而对社会中的人产生影响，最终出现新旧规范文化的碰撞，即文化冲突。现代社会已经由一元社会演变为多元社会，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充当不同的角色。当一个人的行为满足了某一环境的要求时，可能又与另一个环境的要求相悖。因此，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的不同团体的文化发生碰撞时，也可能会产生文化冲突。

根据前文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是多元社会，尤其是移民的到来，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多元的规范，这些规范都有自己的“领地”。多元的规范使得人们对社会规则出现多元的认知，当它们相遇、接触、碰撞时，会产生文化冲突；与此同时，随着不同身份和背景的移民人数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变化，其代表的规范就会扩展和延伸，当这种延伸触及另一群体的规范，或者一种规范群体的成员迁徙到了另一规范群体中时，也会出现文化冲突。索尔斯坦·塞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提出，移民犯罪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文化冲突。

(三)不良环境文化孕育犯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里聚集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移民。他们要面对极度的贫困、恶劣的居住条件、不良的社区关系、混乱的街区、弱肉强食的帮伙等，他们无法与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一样，通过合乎法律规范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目标。因此，这种环境就形成了与法律规范相冲突的规范文化。移民及其后代，不论其来自何种规范文化背景，只要长期被这种规范文化影响，就会认同它，从而选择实施与法律规范相冲突的行为。因此，在贫民窟里，犯罪是不良环境文化孕育出来的。

贫民窟中的少年帮伙也是在这种不良环境文化中产生的。与成人相比，少年处于弱势地位；而贫民窟里的少年，则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底层。他们不赞同法律规范，也不赞同成年人的规则，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用正常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无法用正常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比如寻求警察的保护)。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选择组成少年帮伙、形成自己的规范文化(9)这种规范文化被称为亚文化。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A．K科恩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种少年犯罪理论——帮伙亚文化理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少年犯罪者：帮伙文化》中认为：少年犯罪亚文化群是下层阶级少年为克服其社会适应困难或地位挫折感而产生的群体性反应，这些帮伙的帮伙亚文化与中产阶级的文化相矛盾，遵从这种帮伙亚文化必然导致犯罪及各种越轨行为。。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犯罪学家克利福德·R·肖和亨利·D·麦凯根据对芝加哥、伯明翰、克利夫兰、丹佛、西雅图、里奇蒙等城市的调查，撰写了《少年犯罪与城市区域》一书。他们绘制了少年犯罪的“部位图”，并对比了人口增减百分比与少年犯罪人比率的关系、国外出生的父母、黑色人种父母的百分比与少年犯罪人比率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城市中存在着一些少年犯罪率很高的区域，这些区域具有以下特征：生活设施较差、建筑破烂并缺乏基本的功能；经济状况是城市中最差的；居民以移民为主，人口流动比较快；能够影响青少年行为的常规传统、邻里机构、公共舆论等非正式控制方式都被瓦解，存在大量的犯罪机会，父母与朋友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并不约束，因而青少年是在一种对犯罪持认可态度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并学会了犯罪技巧。

四、20世纪初美国针对移民犯罪问题的改革措施

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犯罪问题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虽然在社会出现快速的、剧烈的变迁时，社会控制不能很好地解决犯罪问题，但是人类的群体行为、人类的意志会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即人类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为来改变社会中的犯罪问题。美国20世纪初期以后也针对移民和犯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限制移民

20世纪初，美国制定了很多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和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包括：1.限制移民的来源地。通过制定禁止日本人入境的1907年“君子协定”等，实施排斥亚洲移民的政策。2.提高对移民文化素质的要求。移民在入境时必须证明自己有读写能力，否则会被拒绝入境。3.禁止特定人员入境。20世纪初，美国禁止入境的人包括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人、无政府主义者。4.限制移民入境人数。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通过了3个移民法案，限制移民入境的人数，在对亚洲移民排斥的同时，限制欧洲移民人数。

(二)治理贫民窟，优化城市环境

20世纪初，众多学者呼吁整治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窟的环境，将城市改造为秩序井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犯罪的“新城市”。加拿大裔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引用各学者对美国纽约市的评价：“大城市就等于是大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个行尸走肉者。必须废除它。纽约的中间地带(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芒福德)。城市的形状和外貌仅仅是‘一种混乱中产生的偶然……是许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个人的、随意的、充满敌意的瘾想的总和’(斯坦恩)。城市的中心就等于是‘一块充满噪音、污物、乞丐、纪念物和竞相脂噪的广告之处’(鲍厄)。”[12]20世纪以后，美国逐步开始了城市改革。首先，改革市政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市政经理制和城市委员会制，创建公共福利设施，加强政府的权力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消灭了“城市老板”(10)“城市老板”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美国出现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群体。“城市老板”通过政治核心集团代替政府执行对城市事务的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对移民进行管理。“城市老板”笼络和利用城市中的移民，为政党候选人征集、收买选票，甚至直接出马操纵竞选，并在选举胜利后主导政府职位分配，或用政府掌握的经济利益和好处来犒劳追随者。而移民初到美国，对整个城市缺乏整体认识，他们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当地居民的冷漠和偏见，甚至是敌视，因此他们会寻求“城市老板”的庇护来解决现实问题。。其次，进行社区改良，改善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在城市中设置安置所，帮助犯罪少年、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没有收入来源的离婚妇女。再次，对贫民窟进行改造，解决贫民窟住房问题，将脏乱差的贫民窟改造成为干净整洁的现代社区。最后，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关注儿童的教育，建立日间托儿所来照看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防止他们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而习得犯罪行为；设置公共娱乐场以保证孩子能够进入健康的娱乐场所活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三)青少年社区矫治改革

美国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始于18世纪初期，但此时青少年司法体系并没有独立出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少年社区矫正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首先发展起来，并建立了一些轻度犯罪儿童的集中安置场所。1899年正式建立了独立于成人司法体系的少年司法制度。20世纪以后，美国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改革逐渐走向成熟。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美国大多数青少年犯罪人生活在贫民窟，他们在贫民窟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规范文化，这种规范文化与法律规范相冲突，导致贫民窟的青少年犯罪高发。如果想降低贫民窟的青少年犯罪率，就必须彻底改变青少年的生活环境，破除他们的规范文化，让他们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因此，1933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克利福德·肖发起了“芝加哥区域计划”。该计划在芝加哥青少年犯罪率最高的6个区域建立了22个邻里中心，管理了7500名儿童[13]。这些措施一方面避免了青少年轻微犯罪人与成人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另一方面也让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能够顺利地完成社会化，建立起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会规范认知，避免陷入不良“亚文化团体”中。

(四)警察专业化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非正式控制解体、正式社会控制落后于社会发展，传统的警务模式无法适应，也不能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在社会改革的同时，美国开启了以“警察专业化”为目标的第二次警务革命。第二次警务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造一支能够准确、及时处理各种警务问题、适应社会分工精细化和社会节奏快速化的警察队伍，以保障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首先，这次警务革命建立了一直独立的、不受城市政治、经济集团控制和干扰的警察队伍，摆脱了“城市老板”对警察的控制，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警察队伍的腐败问题。

其次，针对复杂、细碎、众多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居民结构复杂的问题，进行警察专业分工，组建了犯罪、交通、档案、训练等方面的专门警察。这种分工不仅让警察工作更加细致，而且提高了警察工作的效率。

再次，提高警察的招募、考核标准，加强警察培训。第二次警务革命期间，美国提高了警察招募的标准，提出了警察的任职资格要求，即加入警察队伍需要具备符合要求的最低学历，满足身高、体重、力量方面的要求，同时必须通过心理测试和社会背景调查。这一举措使美国警察的整体素质及执法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综上所述，警察专业化运动，提高了美国警察的专业素质和执法水平，同时也加强了美国警察打击和控制犯罪的能力。

结语

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可以被称为移民的时代。在这段时间内，移民逐渐占据了美国人口的大部分。进入美国后，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开始了共同的劳动、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规范文化认同的差异凸显，各种激烈的社会矛盾一一显现。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犯罪总量是基本恒定的，除非发生剧烈的社会变迁。而移民的大量涌入是社会变迁的因素之一。移民进入会增加人口的基数，同时会增加社会事件数量，从而带来犯罪数量、类型等的变化。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与犯罪问题是由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移民的大量涌入共同作用而出现的社会状况，因此不能以此来说明移民与犯罪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20世纪初，美国采取种种改革措施，力图解决移民带来的规范文化冲突问题，试图通过改变移民的生活环境、加强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等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中，并希望通过社会控制的完善来解决移民犯罪问题。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上文中所述的由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看似非常严重，其实它仅仅是发展的早期。当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完善、社区建设慢慢正规、青少年司法体系和矫治制度趋向成熟后，那些非常直接的冲突大都会被化解,而深层次的冲突会暂时隐藏起来，转化为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结构复杂，隐藏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在20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爆发，移民与犯罪问题以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破坏力更大、影响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