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信仰的历程考察（1918.8-1921.1）

2021-10-29官心

理论观察 2021年6期

关键词：毛泽东;唯物史观;历程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056 — 04

1918年8月至1921年1月间，毛泽东的历史观发生了骤变，他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明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认识，放弃了早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并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另一方面，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信仰的过程也映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类政治思潮和文化涌入中国，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缘何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众多思潮中获得理论话语权，并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开辟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一、历史的转折：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的萌芽（1918.8—1919.12）

作为一个立志救国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人生信仰的确立不仅是个人理想的找寻，更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中国现实问题，在此期间，早年树立的历史观发生动摇，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接触成为他确立唯物史观信仰的起点。

（一）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为正在寻找救国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选择，早期确立的唯心史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战中开始转变。1918年下半年从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再到回湘主办《湘江评论》期间，其思想和实践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2〕他理性分析俄国十月革命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革命潮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認为当今世界革命的潮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对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研究上来，开始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泽东后来说道，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打破了对资产阶级思潮的迷恋和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以唯物史观的视角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只有在这个时期，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3〕并且最终找到了“药方”，即“走俄国人的路”。〔4〕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唯心史观下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学说的怀疑与批判，促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迅猛趋进，诚如张太雷所言：“当中国的青年学生抛弃了他们的老师孔子的时刻，他们同时也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5〕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哲学观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源即是他对唯物史观真理性的客观认识。

（二）毛泽东对唯物史观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认同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法俄革命的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或是改造中国的重要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用“暴力的方法”。唯物史观的世界观逐步引导他由原来认定的精神个人意志的主导思想转向对社会的实际物质的改造上来，具体表现则是对唯物史观具体内容的理解和认同。俄国十月革命将毛泽东对改造社会的愿景由精神意志拉回到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他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左右的，改变社会的根本力量是物质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高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6〕他初步看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动力源于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尖锐的对立，工人们受尽剥削后仍“生活代价昂贵”，而资本家们“非洲各口岸积麦粮千吨，任其腐朽”。此时欧洲各国的罢工风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蔓延甚速”、“势头很猛”、“局势恶劣”。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手段，即是解决人民经济的问题，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问题的根源既已找到，解决问题的人从何而来？受五四运动风潮的启迪，毛泽东开始将眼光转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对群众力量进行高度赞扬。他认为，“民众的大联合”乃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民众的联合与贵族、资本家的联合不同之处在于，可以普及于世界，可以以俄国为参照。〔7〕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认识，映射出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客观真理，他开始将改造社会的希望从英雄豪杰和少数哲人转到人民群众的身上。

（三）毛泽东唯心史观的解构与思想转变

唯心史观在毛泽东青年时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在课本《伦理学原理》中批注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8〕把人的意志高于物质世界之上，认为人的思想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谈到“大我”是“宇宙之我，精神之我”，理想是“事实之母”。可以清晰地看出，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理想”即个人意志的推崇，颠倒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甚至希望通过发动一场哲学革命来改造社会，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已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9〕唯物史观既已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萌发，那么唯心史观的解构成为必然，首要的便是清算过去信仰的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他在对梁启超宣传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进行批判时，指出英雄崇拜论的实质：“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要人家将来崇拜他自己。”〔10〕其次，毛泽东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尤其在对封建婚姻的批判，成为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极力倡导女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女性必须从经济上具备“个人自立的基本条件”。最后，通过梳理近代湖南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明晰历史发展脉络。毛泽东看到，科学实业的兴起，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唯心思想已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具有“空想”和“笼统”的体质，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则带有明显的“照搬”西方政体的嫌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许是改造中国的一条“新路”。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唯心史观的解构与思想转变的时期，各类思想在他的意识领域交汇。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使他不得不反思唯心史观的历史局限，唯物史观的萌芽正在他的思想土壤萌生。但这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厘清和肃清唯心史观的影响，认为个人的意志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活中的某些时机，好像是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是生活的新方向。” 〔11〕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的萌芽，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

二、历史的变革：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开始形成（1919.12—1920.11）

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加强的。1919年底第二次去北京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学习研究，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他彻底摒弃唯心主义信仰的关键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毛泽东的深入研究

毛泽东早期历史观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大量发表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文章著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12〕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历程。第一次去北京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相对较浅，对唯物史观和其他思潮采取的“兼收并蓄”的态度。第二次去北京期间，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他积极参加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广泛地阅读《新青年》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后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的回忆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3〕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思想碰撞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促成了其哲学观向唯物史观的嬗变，这为他不久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的思想标志

通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亲密接触，加之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的反思，唯物史观在毛泽东指导思想上渐趋成熟，其形成的标志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认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和自我清算了唯心史观的信仰这些方面。第一，毛泽东初步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思考中国问题。他自我批判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互助论”和“人性论”，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解释中国问题，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初步得到了认识社会的方法论。”〔14〕阶级分析方法使毛泽东对于依靠“大多数”的“民众联合”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意识上来。第二，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在确立唯物史观信仰的萌芽期，毛泽东在人民群众范围的界定上是笼统的，而在唯物史观的形成期，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影响，把人民更多地归纳为以工农为主的劳动群众，他将农民、工人、商人、学生、老人和小孩归结为大多数的人民。〔15〕由此可见，毛泽东借助阶级分析方法，明晰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阶级的主体，这也是日后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第三，毛泽东自我清算了唯心史观的信仰。毛泽东批判了通过宣传新哲学伦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从而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例如，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法律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没有事实就没有法律和法律学。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方面，他摒弃了以往“呼声”、“请愿”和“舆论”这些“和平方式”，而试图通过对社会进行实际的改造而达到目的。他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文化，只将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文化归纳到“新文化”的范畴当中，在其发起的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中，他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拥护和支持。

此时的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已经形成，但并没有最后的確立。他对唯物史观的学习还暂时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信仰的形成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但可以明显的看出，毛泽东在后来回忆中已经自我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预示了唯物史观在当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地位，只需经过实践加以确认，以达到其信仰的完全转变。

三、历史的定格：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的最终确立（1920.11—1921.1）

驱张运动后，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湘人为人格而战》和《湖南人民自决》等文章，意欲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把“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连根拔起，但对军阀“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和平行动”无异于与虎谋皮，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深刻地领悟到民众联合互助式的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只能是“空想”，经过深刻反思，毛泽东最终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信仰。

（一）明确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论断，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头脑想象的产物，而是一定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结果。正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冲突，无产阶级不得不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毛泽东认为，一方面，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政权，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必须依靠物质的力量才能实现。例如，他在《致李思安信》中说，湖南改造的事，“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16〕他彻底打破了依靠精神力量来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痛切地感受到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来摧毁。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17〕他认为无产者一旦认识到自己具有“共产”的使命，就会有反抗和革命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此时的毛泽东明确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认识到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无产阶级的重要使命是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想达到这个使命就必须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尖锐的指出：“只有发动革命才能取得政权。”〔18〕毛泽东对于政权问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上的理解，已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二）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的评价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历史唯物主義的观点阐明，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早年毛泽东将改造社会的使命寄托于少数的“英雄”和“政治家”，在确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五四运动前后的两年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少部分人来改造社会、拯救民族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广大的民众参与进来，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强调：“我觉得创造特别的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19〕他极力重申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的革命事业要想达到，就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他认为人民群众有能力去处理“政治”和“法律”的国家大事，“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20〕。此时毛泽东已彻底接受了唯物史观中对于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他强调了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树立一个“三分之二”为的群众的观点，并指出了团结群众的具体方法：“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21〕毛泽东团结联系群众的方法，在其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为党群众路线的政策方针奠定了基础。在这里，毛泽东根本上否定了过去相信改良主义的唯心史观，从此坚定不移地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

（三）进行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开始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起源于他在领导新民学会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的游行活动时与军阀政府的一次暴力冲突，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22〕经过此事，毛泽东开始设想领导群众，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军阀统治或许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可行之路。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23〕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组织了三天的全体大会，在会上对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进行了批判，大多数会员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毛泽东强调：“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4〕新民学会的这次年会，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某种质的飞跃，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的两方面的最好准备。〔25〕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指导他把对群众的认识，上升到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使他认识到英雄史观的荒谬和危险。这些认识，使毛泽东坚信只有革命的方式才能救中国，促使他走上了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工农革命的道路。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26〕，这标志着唯物史观在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确立。毛泽东唯物史观信仰一经确立，便坚定不移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推动唯物史观中国化发展。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回顾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信仰的历程，对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振南，文珍.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初步成型〔J〕.党的文献，1995，（02）：52.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70.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5〕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7.

〔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70.

〔7〕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14.

〔8〕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47.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75.

〔10〕胡长明.青年毛泽东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04）：3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