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开镜

姜太公即姜尚，也称太公望，因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建周而闻名于世。周朝建立后，姜太公作为西周开国封建的重要非血亲贵族，受封建立齐国。姜太公因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军事谋略而受到后世的尊崇，尤其是姜太公通过钓鱼渭水方式而得到周文王重用、建功立业的故事，深受后代士人的追捧，而“姜太公钓鱼”也逐渐被演化为具有中国古典政治文化意蕴的标志性故事，姜太公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早的谋略家，并因《封神演义》一书的广泛传播而演化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封神之主。姜太公本人也晋升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一、姜太公钓鱼形象的基本内容

姜太公钓鱼形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姜太公钓鱼渭水是早期士人追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理性化手段。

姜太公在渭水钓鱼，其用意十分清楚：钓鱼只是手段，而渴望得到贤能之君的赏识并得到重用以实现人生价值则是目的。姜太公钓鱼渭水的方式，在于他看清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实现自己建功立业人生价值的合作对象，进而等待建功立业机会的到来。姜太公钓鱼寻求建功立业和解救世难，是商周之际社会士人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士人自我价值觉醒的重要体现。姜太公通过钓鱼渭水而寻求救天下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道路，具有高度的理性色彩：既保证了自我人格的尊严，又保证了自我价值目标的实现。

2．姜太公钓鱼表现出士人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又追求相对独立的矛盾心理。

在渭水垂钓的姜尚，渴望明君能够认知自己，与明君进行密切合作，帮助明君实现政治理想，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可见，姜太公钓鱼所体现的士人精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渴望建功立业，但又具有严格的价值取向。他建功立业的前提，首先要选择好合作的对象，或者说服务的对象，即他服务的君主一定要是一代明君，是能够重视自己、信任自己、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明君，只有如此，他们才会为其服务，受其驱使。否则，只能永远地等待下去。另一方面，在寻求明君之时，他不是积极地毛遂自荐，而是等待明君主的主动拜访，通过明君主的诚心表白，由隐士而朝士，进而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可见，这和春秋战国时期一批士人(如商鞅、吴起)为追求个人富贵而不择手段完全不同。

3. 姜太公钓鱼形象的生成特点

姜太公钓鱼形象的生成过程，具有如下的特点：

其一，姜太公是一位随遇而安，待时而动的智谋之士。天下无道而隐，天下有道而仕，这是儒家士人价值观实现的前提，也是儒家入世观念的源头。因此，姜太公受到后人的赞颂，尤其是受到儒家士人的赞扬，而成为中国上古时期一位老年智谋之士的标志性人物。其二，姜太公具有拯救社会广大民众于水火和建功立业的双重价值追求。因此，姜太公成为社会正义的标志性人物。

其三，姜太公不是由自己作为社会的主宰去拯救生民于水火，进而建功立业，而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明君作为自己的主人，同时与明君进行密切合作，完成拯救生民并建功立业的重任，进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姜太公的人生经历成为后代士人仿效的榜样，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的标志性人物。而姜太公本人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叠加上新的故事和事迹，由人而神，成为民间的百神受封之主，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喜爱。

二、姜太公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儒家士人参与政治的仿效榜样

1．儒家士人的政治思想吸收了姜太公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念

孔子自己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对历史经验的吸收，才创立了儒家学说。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政治学说主要来源于西周的历史，尤其是周公的思想。孔子本人对周公敬佩之至。事实上，孔子对先贤的崇拜不只是周公，他喜爱的先贤有多人，姜太公显然也是他敬重的先贤之一。

《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朱熹《四书章句》释曰：“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

可以说，孔子关于士人精神的表述背后，有着历史伟人丰富政治行为的支撑，像周公旦、姜太公等人建立西周后实施的仁政，深受孔子的喜爱。故而，在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姜太公也就成为他时常赞扬的历史名人，并以太公望的起家故事来阐述士人面对不同政治形势时，或隐或起的政治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中孔子的政治思想，均以历史人物的事迹为支撑和示范。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对姜太公也同样抱有景仰之心。在《孟子》一书中，也是多次提及姜太公其人。如：《孟子·离娄上》：

“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

在这里，孟子对姜太公评价甚高，认为他和伯夷是同等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人。二人的言语代表着时代政治发展的方向。

总之，儒家对姜太公都抱着崇敬和歌颂的态度，而儒家思想中也传承了姜太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因此，姜太公也就成为儒家士人修炼政治人格的典范和标本。

2.后代士人对姜太公的政治行为多有效仿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是儒家指导士人是否要参与政治的重要思想，是孔子对姜太公政治行为的继承和总结。

后代杰出之士，对姜太公的从政行为多有效仿。如东汉末年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待时而起，走的就是姜太公垂钓渭水而待周文王的相似之路。在诸葛亮的心中，刘备与周文王有类似之处，而自己与姜太公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一方面具有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得到人格的尊重，进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明主与良士的紧密结合，方才会有“士为知己者死”现象的发生，才会产生明君与良臣共赢的结果。

从隐居到出山，从隐士到朝士，是姜太公开辟的一条建功立业的光明之路，这条光明之路为后代的儒家士人所继承，并成为儒家士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态体现。不过，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明君的政治背景，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不能时时上演。乱世时，士人们拥有了或隐或显的选择；而治世时，士人们却缺少了隐居以待时而动的背景。因此，治世时的士人，多会积极入世以实现儒家人生“三不朽”的崇高目标，即使没有遇到像周文王一样的明君。

三、姜太公钓鱼形象政治示范效应的局限

姜太公形象的政治示范效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成为中国传统士人政治追求与价值追求完美结合的一个重要个案。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未能把自己从政治中分离出去。毕竟不能参与政治，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不能实现儒家思想中的“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把跟随明君与建功立业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永远难以摆脱的樊篱，也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摆脱不了与政治相结合的恶梦。

姜太公生不逢时，但是，却因为长寿而遇到了明君的出现，这是姜太公的幸运。后世的才子士人，大多没有姜太公这样的机遇。因此难以实现姜太公这种君臣完美结合共建伟业的目标。因此，中国古代士人以儒家入世思想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以实现儒家思想的仁爱目的。传统的士人，只能与政治相结合，离开了政治，他们就只能成为隐士，再也不能发挥人生的价值了。可见姜太公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模式，具有巨大的局限性。

为了能够参与政治，儒家士人群体便开始走向分裂，一部分士人放弃儒家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追求，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放弃政治操守，进而成为小人儒甚至“陋儒”。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阶层走向分裂，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儒家士人群体的分裂，也就意味着姜太公形象的示范效必然会出现弱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