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健 施惠芳

名纸是古代交际礼仪的产物，作用类似于今日的名片，可“通姓名于主人而为之先容者也”。汉魏之世，流行“削竹木以书姓名”，时人谓之“刺”“刺书”“刺纸”“名刺”等。随着造纸术的改良与逐渐普及，不可避免地对刺造成强烈冲击，更为简便易行的纸开始取代传统的竹木，成为书写姓名的主流材料。至南北朝，“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故“名纸”这一称谓出现于南北朝，有着两个方面的深层文化内涵：一，突显名纸继承刺通传姓名的功能属性；二，相较于刺，昭彰名纸书写材料的大变革。

一、通传姓名的功能属性

名纸与刺一脉相承，最初是高士名流、贵族官僚之间交际往来、应酬答谢的媒介。《资治通鉴》有云：“及暹咨事，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胡三省注曰：“孔氏《续世说》：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谓之刺。后以纸书，谓之名纸。”古人“削竹木以书姓名”的源头已无法考证，最早“投刺”的记载是关于东汉早期的名士井丹。《太平御览》引嵇康《高士传》云：“井丹，字太春，扶风人也。博学，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太春，未尝书刺候谒人。’梁松请友，丹不肯见，后遂隐遁。”除了嵇康关于井丹“未尝书刺候谒人”的记载，传世文献中不见东汉早中期其他“投刺”之事。桓灵以来，《后汉纪校注》、《后汉书》多有高士名流、贵族官僚、帝王君侯热衷于“投刺”往来的记载，应是“投刺”在官场交际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的结果。姑举以数例：

《后汉纪校注》：“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为功曹，即褰衣就车，急痛于时也。进善退恶，风教肃然。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举者谓之朋党。后为太尉黄琼所辟，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滂睹时方艰难，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

《太平御览》：“马实，字伯骞。勤结英雄，所欲友接，负笈荷担，不远万里。山阳王畅未仕时，实慕高名，往见之，届畅门投刺，欲不肯见，使从者拒之云：‘行历未旋。’”

《后汉书·郭太列传》：“(太)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李贤注曰：“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

《后汉书·仇览列传》：“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后汉书·童恢列传》：“恢少仕州郡为吏，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乃辟之。及赐被劾当免，掾属悉投刺去，恢独诣阙争之。及得理，掾属悉归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论者归美。”

《后汉书·祢衡列传》：“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从上述“投刺”的记载看来：东汉桓、灵以后，高士名流、官僚贵族热衷于“投刺”之事，无外乎刺可以“通姓名以自白”的功能属性，这应是刺又被称作“名刺”的主要缘由。“自白”的内容则包括求谒、自荐、辞官、申敬等。求谒是古人书刺通名的初衷，是刺所具备的基本交际功能的体现。马实仰慕王畅高义，“往见之”，投刺畅门，畅不欲见，使从者拒之。仇览有高名，郭泰、符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泰叹其品行，下床为拜。自荐、辞官是刺所具备的政治功能的体现。祢衡“阴怀一刺”，游走颍川以自荐，既无所之适，致刺字漫灭。又杨赐被弹劾罢免，掾属皆“投刺”辞官而去，唯童恢“诣阙争之”。另外，刺还具备情感表达的功能。郭泰入太学，与李膺、陈蕃、窦武等士大夫交好，“名重洛阳”，太学生慕其高义，纷纷“投刺”申敬，“载刺常盈车”。

魏晋之世，官场交际最为流行“爵里刺”，是刺“通姓名以自白”的功能属性进一步明彰的结果。《太平御览》引《魏名臣奏》云：“黄门侍郎荀俣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条疏行状。’”《三国志·夏侯荣列传》又云：夏侯荣“幼聪惠，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之。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剌，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1974年3月，江西南昌晋墓出土“爵里刺”1枚，其行文书“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可见，“爵里刺”是应官员在一些特定场合的交际需求而出现的标识有个人信息的木刺，较为正式，包含姓名、字号、乡里、官爵等内容；而书明“投刺”者的年龄，应是用于墓葬的缘故。另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数次出土了魏晋时期完整的刺的实物，可较为全面地解读当时刺通传姓名的功能属性：

江西南昌晋墓：出土木刺5枚，尺寸相同，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墨书隶体，3枚书“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1枚书“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1枚书“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墓葬出土遣策载有“故刺五枚”，判定此5枚木刺为墓主人生前所用。

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木刺21枚，尺寸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墨书隶体，书“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湖北鄂城东吴墓：出土木刺6枚，尺寸相同，长24～25厘米，宽3.3厘米，厚0.4厘米。墨书隶体，成品2枚，书“童子史绰再拜 问起居 广陵高邮字浇瑜”；半成品4枚，分别书“广陵史绰再拜 问起居”“广陵史绰再拜”“广陵史绰再拜”“广陵”。

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木刺14枚，尺寸相同，长24.8里面，宽3.4厘米，厚0.6厘米。墨书，隶中带楷，行文分三种：“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障字义封”“故障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

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出土木刺21枚，尺寸相同，长24.6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墨书隶体，书“弟子雷陔再拜 问起居 鄱阳字仲之”。

从所举刺的实物来看，魏晋时期刺已经基本定型：一，长度为24～25.3厘米，以24厘米左右居多，约合1汉尺(出土汉代古尺实物，一尺长度在22.6～24.08厘米之间)，符合简牍“一尺之制”；宽度为3～3.5厘米；厚度为0.4～1厘米，以0.6厘米居多。每个墓中出土的同一批刺的尺寸尽皆相同。二，单面书写，以墨书隶体为主，偶见隶中带楷。书写格式固定为：XXX(投刺者的姓名)再拜 问起居 XXX(投刺者的字或投刺者的乡里+字)。书写体例如刘熙《释名》所载：“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中央一行而下也。”即顶格书写，底格收尾，中央直书一行，并书姓名以及“再拜”“起居”等敬语。

这些实物刺的形制、书写体例的定型，反映出刺通传姓名这一功能属性被极大程度地强化：一，署名形式多样化，有“弟子XXX再拜”，如“弟子吴应再拜”“弟子高荣再拜”“弟子朱然再拜”“弟子雷陔再拜”等，有“童子XXX再拜”，如“童子史绰再拜”等，还有“乡里+姓名+再拜”的署名形式，如“豫章吴应再拜”“广陵史绰再拜”“丹杨朱然再拜”等。各式各样的署名形式，表明投刺者通传姓名的对象众多，亦表明受刺者的职业、社会地位以及所处社会阶层都不尽相同。二，通传信息具体化，“投刺”者不仅要向受刺者通传姓名，还要书明乡里、字号、官衔等个人信息，以示尊重。相较于东汉后期的刺，所通传的信息更加具体、详实。

南梁前后，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名纸。《南史·何思澄列传》载：“思澄重交结，分书与诸宾朋校定，而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狎处即命食。”何思澄使用的“谒”“名”，其交际功能与刺基本相同，可通传姓名于主人。谒起源于战国中期。《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并相六国”，张仪以为故人，“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是古代“参见尊贵而通名”的滥觞。清代学者赵翼通过大量文献考证，认为“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其考证虽然严密，但并不准确，谒和刺的形制、书写体例、使用场合都存在着较大区别。近年的考古发掘中，数次出土了谒的实物，如西郭宝墓出土西汉中晚期谒2枚、尹湾汉墓出土西汉晚期谒10枚、长沙东牌楼出土东汉末年谒1枚、安徽朱然墓出土东吴谒3枚等。从这些谒的实物来看：一，谒的宽度为6.5～9.5厘米，集中于7厘米左右，远宽于刺。二，谒双面书写，不同于刺单面书写。三，书谒时多用“进(奏)+受谒者的敬称 上谒者的官爵+再拜 谒 上谒者的名或字”、“上谒者的乡里+名+再拜 谒 姓+字”等格式，与刺的书写格式差别较大。四，谒多书明上谒者、受谒者双方的信息，仅限于一次性使用，刺只书明投刺者的信息，可无限次使用。名即名纸，古代已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考证。南宋吴曾认为：“梁何思澄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盖名纸始见于此。”明赵釴《鷃林子》也以何思澄“作名”为后世名纸之始：“何思澄终日造谒，每宿豫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可以说，名纸与刺一脉相承，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交际往来的重要媒介。

南梁时，“名纸”这一称谓的出现，与名纸直接继承刺“通姓名以自白”的功能属性密切相关。高承《事物纪原》言道：“后汉祢衡初游许下，怀一刺。既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盖今名纸也。则名纸之始，起于汉刺也。”赵翼在考证名纸的起源时，征引陈元靓《事林广记》所言：“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并肯定了其观点。可见，名纸书写姓名、乡里、官爵等个人信息的习俗源于汉晋以来的刺，特别是官场交际所使用的“爵里刺”。另外，南梁佛教盛行世俗弟子拜见高僧时，偶尔也有投递名纸的情形。《太平御览》引《高僧传》曰：“释法度少出家，高士名僧绍隐居琅琊之摄山。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经岁许，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持名纸通曰：‘靳尚。’”

隋唐之世，“名纸”一称迅速风行全国。隋开皇中，出六斤参劾司徒杨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开成三年(838)，裴思谦状元及第，“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榼，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会昌间，刘鲁风投谒江西刺史张又新，典谒韩知客不肯通传，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为通。”又，周瞻入谒李德裕而不得见，及问阍者，对曰：“公讳‘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见名纸，即颦蹙。”这一时期名纸盛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延伸了刺“自白”的范畴、丰富了刺的政治内涵。入唐以后，名纸很快与蓬勃发展的科举制度联系起来。每年科举放榜后，按旧例行“谢恩”“期集”“点检文书”“过堂”“关试”“宴名”诸仪，名纸则在其间扮演着重要角色。谢恩时，状元“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谢恩过后便是期集，同年及第士子“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之后过堂时，“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可见在这一套流程中，名纸大多数情况下只在“形式”上起到通传姓名的作用，但敛呈名纸已经被仪式化，即成为礼仪规范，无法更逆了。

二、书写材料的大变革

明清时期，许多学者围绕刺的材质、起源与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张萱《疑耀》认为“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为之”，谓之“刺”。至宋淳熙之世，朝士交际往来改用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谓之“手简”，“竹木之刺废矣”。朗瑛《七修类稿》对李涪《刊误》中以“上谒为投刺”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古无文刺，惟书竹简”，“何得以谒便可谓投刺耶”？赵翼《陔余丛考》通过考证“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认为刘冯《事始》中“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的说法尚有可疑之处，继而提出“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的看法。他们对于刺的考证，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分歧：一，谒和刺的关系。朗瑛认为谒、刺有本质的不同，谒类似于明代的拜帖，与刺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异，且二者起源的时间也不一致。赵翼以为“古有通名”，谒、刺本为一物，秦汉谓之谒，汉末谓之刺。二，刺的材质从竹木转变为纸的发生时期。张萱认为宋淳熙之世废弃竹木之刺，朗瑛、赵翼则认为刺纸出现于汉以后。

按前文，汉末至魏晋，官场交际盛行“投刺”之风。从这一时期传世文献中关于谒的材质的蛛丝马迹，亦能推断出刺的材质。《后汉书·刘盆子列传》载：“至腊日，崇等及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李贤注曰：“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由此可知这时公卿士大夫所作之谒为木质，有时在书谒的过程中需要以刀为笔，对其进行修正。汉晋时期，谒、刺由于交际功能的相似性，往往并行于世，如安徽马鞍山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墓就曾同时出土谒3枚、刺14枚，皆为墓主人朱然生前所用之物。加之谒、刺的流行时期有一定的重叠性，谒产生于战国，盛行于秦、汉、魏、晋；有明确记载的刺出现于东汉桓、灵时期，在魏晋之世得到长足发展，以致后世经常有学者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汉书·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颜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资治通鉴》载：“郭泰、符融赍刺谒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床拜之曰：‘君，泰之师，非泰之友也。’”胡三省注曰：“书姓名以自通求见曰刺，秦汉之间谓之谒。”颜师古、胡三省将谒、刺混淆，一概而论，应是二者在材质、形制、功能上存在着颇多的共性。据此可推断当时的刺应与谒一般，都为木质。

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数次出土了汉晋时期刺的实物，其材质已然昭明。前文所列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湖北鄂城东吴墓、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江西南昌晋墓等，出土的刺皆为木质，这应与当时社会主流的书写材料密切相关。在古代书写材料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进程中，造纸术的发明、改良与普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以前无纸，西汉时较为原始的纸出现，新中国成立后，陕西西安出土的“灞桥纸”、扶风出土的“中颜纸”、甘肃居延出土的“金关纸”、敦煌出土的“马圈湾纸”等，都已经证明了这点。但“西汉古纸”的原始性也很明显，其虽初步具备了纸的形态，但未经过荡料、抄纸等工序，表面十分粗糙，质地极其松弛，不宜作为书写材料，因此王菊华先生称其为“雏形纸”。故在蔡伦改良造纸术之前，社会主流的书写材料仍是简牍，一些官宦富贵之家也会使用缣帛，即如范晔所言：“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一时期虽然无刺，但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谒的实物却很能说明问题，如西汉中晚期的西郭宝谒、西汉晚期的“师饶十谒”，皆为木质，且质地较为细腻。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良造纸术，并进呈汉和帝；“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但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蔡侯纸”的知名度与其普及程度并不成正比，正如刘宁所说：“由于条件的不成熟，还有传统锦帛或竹简在社会上盛行久远，导致纸张在汉代可能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相较于社会其他阶层，官员在东汉中后期物质生活水平的金字塔中始终处于高层的位置，他们日常交际所使用的刺，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一事实。《陔余丛考》引鱼豢《典略》曰：“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李贤注《后汉书》曰：“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太平御览》引刘彧《长沙耆旧传》曰：“夏侯叔仁氏族单微，丁母忧，居丧过礼。同郡徐元休弱冠知名，闻而吊焉。旬日之中，积刺盈案。”郭泰、皇甫规主要活跃于东汉延熹、建宁年间(158～169)，距离蔡伦改良造纸术，已逾半个世纪有余；夏侯叔仁、徐元休生活的年代则更晚于郭泰、皇甫规。既然有“以刺刮髀”“刺载盈车”“积刺盈案”的说法，可知当时流行的刺仍为木质。根据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湖北鄂城东吴墓、江西南昌晋墓、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等出土刺的实物，东吴、两晋时期，木质的刺依旧作为刺书的主流，盛行于世。可以说，造纸术的改良与逐渐普及，并未立即结束古人削竹木、书姓名以为刺的历史，在之后的2～3个世纪里，木质的刺仍被广泛使用于官场交际；同时也说明，在蔡伦改良造纸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蔡侯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普及程度远未超过竹简，竹简依旧是当时社会主流的书写材料。

需要审视的是，从目前出土的汉晋时期刺的实物来看，其皆为木质，且形制成熟，书写格式、体例基本固定；从传世文献关于汉晋时期刺的记载看来，在蔡伦改良造纸术后约2～3个世纪里，木刺依旧盛行，但就此盖棺定论，将其视作汉晋时期刺的“标本”，是值得商榷的。随着造纸术的问世、纸的逐渐普及，传统的刺不可避免地遭遇强烈冲击，出现改木质为纸质的现象。高承《事物纪原》以“名纸之始，起于汉刺”。高承是北宋元丰中人，时名纸已为纸质；按高承所言，祢衡“怀刺”为宋代名纸的源头，可推测其材质为纸质。李匡乂《资暇集》云：“今又益竞以善价纸，如出印之字，巧谄曲媚，犹有未臻之遗恨。井丹、祢正平生于今日，其亦如是乎。”晚唐社会，官员投刺使用的名纸、门状等“竞以善价”，渐趋追求纸的奢华程度，以致李匡乂发出“祢正平生于今日，其亦如是乎”的感慨，似乎也指向祢衡所投之刺为纸质。朗瑛《七修类稿》在论证“上谒”与“投刺”的关系时，征引吕祖谦《紫微杂记》所云：“祢衡题名于纸，投刺公侯，此则可为投刺之始也。”并赞同了吕祖谦的观点，即肯定了“祢衡题名于纸”的说法。综上，可知随着造纸术的改良、纸的逐渐普及，书刺时已经出现使用纸的现象。结合前文所述，汉晋之际刺应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木质、纸质并用的时期，约2～3个世纪。

刺经历的木质、纸质并用时期，是刺逐渐为名纸所取代的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最开始由木质的刺占据主导地位，纸质的刺则处于附庸地位。东晋以后，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以及纸的普及，纸质的刺制作简易、携带便捷，逐渐发展为刺书的主流，即陈元靓《事林广记》所言：“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至南北朝，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名纸，但因溯其源流之故，后世敛呈名纸时，仍有称“投刺”者。这一时期名纸取代刺，应与当时造纸技术以及纸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古代造纸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南北朝以来，造纸的设备与技术，纸的产量与质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为：麻纸在社会上的普及与推广、新材料的开拓和纸用途的扩大、施胶技术和帘床抄纸器的发展以及表面涂布和染纸技术的进步。最终纸彻底取代了笨重的竹简，成为社会的主流书写材料。与这一社会背景相应，木质的刺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梁时，“名纸”这一称谓的出现，与刺、名纸材质的大变革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纸已经完全取代竹木，成为书写刺书的通行材料。为了昭彰书写材料的大变革，“名纸”一称应运而生，迅速风行全国。《北梦琐言》云：“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从称谓、质地及交际功能的角度来看，作者孙光宪描述的即是南梁以来人们通传姓名所使用的名纸。按照其说法，南梁以后名纸盛行于世，历经隋唐而不衰；至唐大中年间，薛保逊始作门状，“人皆体效”，一度“繁于名纸”。名纸深受其影响，却未走向衰落，与新兴的门状并行于世，“各便于时也”。前蜀欧阳彬携“所著诣府”拜谒楚武穆王马殷，却遭掌客吏樊知客公然索贿，愤慨而作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宋乾道间，张栻赴静江，“至羊楼桥市方食，吏执名纸立于庭，食毕呼吏见客，曰：‘客留名刺去矣。’”明清以降，门状已走向没落，社会上却仍流传着“名纸”的说法。文征明作《拜年》诗，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赵翼《檐曝杂记》亦言：“尝有人日具名纸谒其门，必馈司阍者十金，而不求见，但嘱以名达徐而已。”

余论

通传姓名是社会交际中“礼”的体现。汉以前无纸，人们削竹木以书姓名，谓之刺；南梁以来改用纸书，谓之名纸。唐宋以降，官场交际盛行门状，一度繁于名纸。至明清，名帖完成了对刺、名纸、门状的全面整合与改良，这表明古代通传姓名的交际礼仪最终成熟。本文以“名纸”这一称谓为切入点，初步讨论和考证了名纸对刺通传姓名之功能属性的继承性，以及南北朝时期社会书写材料的大变革对刺、名纸材质的深刻影响。在后续研究中，门状对刺、名纸的继承关系，名帖对刺、名纸、门状的全面整合与改良，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