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成 杨 梅 李晓晔

一 引 言

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遭受着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盐碱化、荒漠化等人为诱发的自然灾害，也面临着环境污染衍生出来的巨大经济损失、社会矛盾被激化、公众健康受到威胁等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点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碳达峰”与“碳中和”也被列入我国“十四五”规划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目标，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生态发展是重点，绿色创新是关键。绿色创新主要以预防为主，属于一种事前决策行为，其关注焦点从注重事后的污染治理转变为事前的预防工作(张钢和张小军, 2014)[1]。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外在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创新活动潜在风险大，愈发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Murillo-Luna et al., 2008)[2]。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信息资源，更重要的是获得社会接受和依赖，企业只有减轻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增强正外部性，满足社会期待并获得接纳认可，其存在才具有合法性(Suchman, 1995)[3]。否则，企业可能因为缺少合法性而面临投资者撤资、股东抛售、政府处罚或法律制裁、消费者拒绝等潜在风险。为了缓解政府监管和舆论监督的外部压力，降低糟糕的环境表现带来的风险，企业更可能通过内部的绿色创新活动来提升环境绩效，由此获得环境合法性。因此，近年来绿色创新被企业视为获得环境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Bansal和Clelland, 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