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华书店始创于1937年4月，是我国文化宣传系统中历史久远、体系庞大的组织机构，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在战争背景下更有其特殊的地位。本文主要对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报道的新华书店进行文本分析，以理解在战争背景下，边区军民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肌理中组织开展图书出版发行、知识传播、舆论宣传、文化建设等工作，进而发掘战时基层知识传播的历史场景，丰富对于近代中国出版发行史的研究。研究表明，在解放战争从防御阶段走向反攻阶段的重要时期，边区新华书店不畏艰难，利用各种方法将时局论著、翻身课本、通俗读物、各类专业书籍送达县级以上干部及基层农民、小学教员、儿童的手中;并且广泛参与到边区生产节约、文化建设运动中，不仅巩固了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局面，甚至对战局的变化都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新华书店 出版史 编辑出版 图书发行

新华书店曾是人们的城市记忆，在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每个城市的核心地段通常都会有一个新华书店，并成为城市地标、指路灯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成果，新华书店在经历中国社会转型及巨大变迁之后，已然挺进新的历史阶段。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来谈新华书店时，似乎更多是在回应“实体书店”的问题;事实上，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政府放松管制、民营资本的进入，早已使曾经非常集中化的新华书店图书流通分配体系遭遇市场的冲击与洗礼，导致现在所指涉的“实体书店”反而更多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变革后涌现出的民营书店;自201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移动支付技术和新的物流体系日趋成熟，电商崛起，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房租、人工成本激增，實体书店消亡问题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读者和文化事业建设者们常会感叹，没有书店的城市是文化沙漠，并呼吁政府扶持实体书店。近年来，随着新经济模式（包括文化资本的整合、融资规模经营等）的介入，一些新的实体书店和独立书店在不断涌现或成熟，如言几又、西西弗等。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和体制背景下，虽然新华书店系统自身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更为先进的市场运作机制;但作为实体店面的新华书店却近乎退至被人忘却的历史边缘，呈现出一副极为凋敝的情景。

新的社会环境、制度背景、媒介技术、市场机制、政策形势无疑给新华书店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站在新的历史时刻，回望刚刚出生不久的“新华书店”，对于重新发掘诸如媒介技术、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编辑出版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937年4月，新华书店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万佛洞中。可以说在当时，除了广播之外，印刷和书报同样也可被认定是一种新媒体——新的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并成为主流媒介;书报这种纸媒的印刷与传播，对于基层的战时动员、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社会生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被主流历史遮蔽的边区新华书店史

就近代编辑出版史而言，新华书店并没有占据浓墨重彩的地位，如在出版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图书发行史》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编辑史》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均未有太多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政治、技术、文化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主流出版历史叙事往往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诸如国统区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文化重镇，导致解放区力量较为薄弱的新华书店所参与的文化宣传与建设被遮蔽或忽视;另一方面，边区条件艰苦，再加上战火不断，无论是出版发行工作，还是资料的留存工作，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不断发展壮大，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但对其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李辉曾将新华书店的法律地位问题化，认为新华书店、人民银行、人民邮电是当年随党中央、毛主席一同进驻北京的几大行业，银行有了《金融法》，邮电有了《邮电法》，应该有《图书发行法》来保障图书发行事业李辉：《论新华书店的法律地位》，《图书发行研究》1994年第2期。。21世纪以来，较多的研究是从经营管理等更偏向于经济学或管理学等产业角度来展开，针对新华书店转型或发展提出建议或对策。近些年来，受企业文化建设和政策性修志撰史工作等影响，有关新华书店的资料性文献不断涌现，如《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1937—1997》本书编委会编：《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1937—1997》，海洋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新华书店发展大系》本书编委会编：《中国新华书店发展大系（总店卷1937—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留在笔下的新华书店》汪耀华：《留在笔下的新华书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新华之光》本书编委会编：《新华之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这些出版物提供了诸多系统、翔实的历史资料，但由于新华书店体系庞大、历史久远，这些文献大多是一些条目性质的信息，未能形成有效的叙事或与具体的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勾连，并且对于早期新华书店的历史陈述更为简略。《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赵生明编著：《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提供了系统丰富、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但在与战争现实的勾连和基层社会组织理论诉求方面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对某一特定边区基层时空之中的图书发行、知识传播、文化建设图景的勾勒还存在不足。

本文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研究，通过考察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历史，一方面，试图对上述研究工作有所补足，以理解在战争背景下，边区军民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肌理中组织开展图书发行、知识传播、舆论宣传、文化建设等工作;另一方面，尝试通过这种考察和分析，来丰富中国近代图书编辑出版史。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通过参考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实践，结合有关历史背景与史实，对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报道的新华书店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来探察承载知识的书籍是如何在战火中传播，这种传播又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传播什么样的书籍，从而实现边区人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一边学习的切实需要，以更加细致的视角去理解战时知识传播、文化建设和出版发行史。

二、早期的新华书店建制与出版发行史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驻延安后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管理新华社、《新中华报》，并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以全面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赵生明编著：《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诞生于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中，最初名叫“新华书局”，是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在万佛洞最底层的一间石窟中开设的门市部。为便于对外联系，发行科以“新华书店”之名刻制了一枚木质长方形图章，以便进行开票和结算货款谭萍：《新华书店小史》，《文史精华》2017年第13期。。为了加强出版发行工作，1938年，党中央设立了“解放社”。1939年3月22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任务是“散发、分配与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于本党出版物的查禁与封销，研究各种发行工作的经验”赵生明编著：《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1939年6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与原党报委员会出版科、发行科合并，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一般社会科学读物则以“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直接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成立门市部，店址由清凉山迁至北门外，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从此正式称为“新华书店”本书编委会编：《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1937—1997》，海洋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自此之后，书店内部不断健全机构，充实干部，与诸多根据地建立联系并构建发行网络，党中央还派专人到上海、西安等地购买印刷器材、邀请技术工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1937—1947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陕北，由中央印刷厂印刷、解放社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图书就有三百种，大约百万册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56页。。

新华书店的工作内容有过很大的变化。在刚建立的时候，名称、办公地点、经营范围均几经更迭。除发行图书外，刚成立的新华书店还发行《解放》《中国青年》《文艺突击》等杂志，其印刷厂还承担着印刷“抗币”“边币”和粮票、军用地图、柴草票、邮票等职责谭萍：《新华书店小史》，《文史精华》2017年第13期。。1939—1940年，中央做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要有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后，各根据地更加重视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纷纷把书刊出版发行工作从报社分离出来，实行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分工，新华书店才成为专营书刊发行的机构本书编委会编：《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1937—1997》，海洋出版社2001年版，序1。。1940年初，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将“新华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总店”，负责陕甘宁边区图书、期刊、货币、粮票、文件等编印发，并组织协调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谭萍：《新华书店小史》，《文史精华》2017年第13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区的图书出版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自1945年至1946年7月，华北、华中、华南的19个解放区都成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很多都是由新华书店等发行机构来领导，其他的则附属于一些报社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页。。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军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0月夺取张家口，内战全面爆发;由于共产党对于出版宣传工作的重视，国共两党在此期间的出版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肖东发、于文：《中外出版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我军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1947年3月13日，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迁至瓦窑堡，仍以新华书店总店名义处理有关出版工作事宜，5月迁至晋绥边区。在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环境里，新华书店总店不得不暂停出版发行业务，人员相继奔赴各解放區工作;一些边区新华书店则并入了报社随军转移，继续从事战时书报发行工作本书编委会编：《中国新华书店发展大系（总店卷1937—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7页。。在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解放军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边区战事不断，但边区人民依旧积极学习，开展生产建设，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这从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所再现的内容可以看到。

随着战争和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华书店的发展也极为迅猛。1940年3月15日，新华书店兴县分店（晋西北新华书店）在中央出版发行部协作下于山西省兴县成立，这是延安新华书店总店1940年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分店。1941年10月，华北新华书店在延安北门外开业;1942年秋，中央宣传部将其划归西北局宣传部领导，并将其与新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合并。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是于1942年5月1日在延安南关新市场开业的。此后，新华书店总店把陕甘宁边区书报刊的发行任务交给边区书店，集中主要力量向各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兵站运送发行延安出版的书刊、报纸。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是最早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区。1945年11月，东北书店成立，它原本是东北日报社所属的一个单位。1946年4月，解放军进入长春后，曾接收一所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印刷厂。1946年至1947年4月，东北书店总店于佳木斯设立，5月迁至哈尔滨，并成立了东北书店合江省书店（1947—1949），领导17个县支店，1947年7月统一更名为“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重新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字，并沿用至今。1949年2月10日，北平第一家新华书店在王府井大街开业。至新中国成立，新华书店已在全国分布有735家，员工达8100多人，出版各类新书5291种，共发刊44740万册此处对于新华书店历史的综述综合参考了相关文献，如：《中国新华书店发展大系（总店卷1937—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谭萍：《新华书店小史》，《文史精华》2017年第13期;等等。。新华书店系统的建制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极为复杂，而这些建制史背后的出版发行史则更为鲜活、丰富，且与各个地方的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紧密关联。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样的历史，本文选取了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报道的新华书店来加以阐释。

三、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华书店

1947年是具有决定性和转折性的一年。一方面，我军实施战略转移，进入一段较为艰难的防御时期;另一方面，防御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下半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点。因此，对于这段历史的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别样的意义。与此同时，1947年的《人民日报》还是一份边区报纸，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市创刊，对开4版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其前身可追溯到1939年1月1日创办的华北《新华日报》，1948年6月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钱江：《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在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主要为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提供最新中央决策部署信息、战事报道、国际新闻，并反映边区军民组织生产、学习生活等情况。对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进行初步的内容分析发现，1946年5月创刊后有关新华书店的报道有30篇，1947年有59篇，1948年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前有33篇数据资料出自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日报数据库。。为了更集中地发掘边区报纸所报道的新华书店议题，并综合考虑上文提及的诸多因素，本文主要聚焦于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对于新华书店的报道。

在194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中，有这样一篇关于边区新华书店开展图书发行工作的报道，原文如下：太岳新华书店二分店担书下乡深入边沿区

【本报太岳七日电】新华书店二分店同志，在经理张更新同志带头下，亲自挑书深入农村与边沿地区，使读者获得方便，书店营业获得进展。去年九月蒋军侵占翼城、浮山后，该店转移在浮山后方。因交通不便，村庄分散，经理张更新同志即想出“挑书下乡”的办法。开始营业员们思想打不通，更新同志即首先于十一月挑了一担书下乡试做。他在浮山、翼城境内跑了四天，把书直接送到读者手里。大家对书店这种“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极为满意，二地委机关同志更热烈赞扬这种艰苦作风。接着他们划分了四个中心区：寨圪瘩、郑家桥、韩村、王壁分由四个营业员担书去卖。逢集赶集，逢会赶会，访村干部，串小学校，深入群众中去推销，也深入到军队机关中去推销。新书很快就能和读者见面。他们不能挑来所有的书，但如果购者要购某种书，那怕三本五本，也要派人送去。所以他们在读者中信用很高，业务也有很大发展。以后他们觉得边沿区群众更需要读到关于时局的书籍。于是进一步挑着“蒋军必败”等时局论者和新的小学课本，深入绛翼公路上的乡村小学校。这里干部群众从来想看书而买不到，现在书挑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引起他们很大惊奇和兴奋，所以每次都可以推销两三万元的书。更新同志每离开一个村庄，小学教员总是殷殷嘱托他：“下次再来。”（何微）通过这一新闻文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太岳新华书店二分店经理和营业员们是如何在战时特殊情势下开展具体的图书发行工作的。

就时局背景而言，1946年9月，蒋军侵占翼城、浮山，该店转移到了浮山后方，书店因此而面临的直接困难是交通不便、村庄分散。战略转移致使书店原有发行网络中断，进而造成书店经营困难。

就工作方式和干群关系来说，为了克服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经理张更新同志想出了“挑书下乡”的办法来重建发行渠道和网络，但这样一种艰苦且非常规的工作方式很难得到营业员们的认可，于是经理先行“挑了一担书下乡试做”。经理在浮山、翼城两地跑了四天，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并得到地委机关同志的热烈赞扬。经理试做的成功不但说明了这一方式可行、有效，并且这种干部带头、身先士卒的精神有效打通了营业员们的思想障碍。于是，战略转移后的图书发行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从图书的发行方式来看，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担书下乡”“送货上门”“把书直接送到读者手里”的朴素形式，沒有其他任何中间环节，这样书店和读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在具体开展工作时，书店划分了四个中心区，由四位营业员分别按区挑书去卖。他们及时把新书送到读者手中，读者有需要的书没有挑来的，也会派人再送来。这种“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获得了读者的信赖和高度评价，并因此使书店的业务有了大幅提升，有效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工作困难。

从书籍的类别来说，售卖的主要是时局图书和小学课本。在挑书售卖给读者的过程中，书店发现读者更需要读到关于时局的书籍，便挑着“蒋军必败”等时局图书去卖。这种直接把书送到终端读者手中的售卖方式，在有效完成销售获利的同时，还进一步收集到读者的具体需求，非常有利于开展下一步工作，并且有效完成了战时舆论宣传引导工作。除此之外，小学课本也是发行图书的主要类别，这通过报道中深入乡村小学推销和最后小学教员的殷殷嘱托可以清晰地看出。书籍种类及购买者暗示了读者群体主要是边区的干部群众和小学教员。

最后从工作成效上来说，是极为成功的。“这里干部群众从来想看书而买不到，现在书挑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引起他们很大惊奇和兴奋，所以每次都可以推销两三万元的书。”如此说明，读者的需求是强烈的，挑书下乡、送货上门的工作方式有效弥合了读者买不到、书店卖不出之间的渠道障碍。虽然这样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但对于如今的图书发行工作乃至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作都依然具有较大的启发和激励作用。

据相关图书发行史记载，太岳书店于1940年6月由太岳日报社在山西沁源创办，自办了印刷厂，自行制作油墨和纸张，建立了3个门市部和9个分支店，1944年改称“太岳新华书店”。1945年共发行图书32.4万册，全地区平均每10人有一本新书，这对于广大贫下中农来说，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太岳新华书店能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的成绩，与二分店这种不畏困难、勇于挑战、艰苦奋斗的精神必定不无关系。这篇新闻报道除了为当下的我们提供了诸多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外，对于激励当时的新华书店系统在战略转移后继续开展生产经营、知识传播、文化建设工作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除了上述这篇有改进图书发行工作意味的报道外，1947年《人民日报》中对于新华书店的59篇报道，大致可以分为新华书店读者意见、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新书简讯发布、改进书店经营或服务措施、服务边区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

（一）新华书店读者意见及报纸读者服务

1947年1月19日第3版有这样一篇报道：书店应当附设阅览处

编辑同志：

我在武安冶陶新设的新华书店门市部，看到新书满架，可惜只能站在柜台外边看看，要想浏览一下，略知其内容，以便选择购买，却不能够。因此，我建议该店：将每种书籍，各挑一本，装在案头小书架内，放在柜台上，任人翻阅，使书店图书馆化。延安新华书店柜台外即设有坐位，可供阅览，于是读者川流不息。书店因此能更进一步为群众服务，同时也增加了买主。当然这样做一定会有许多实际困难的，如要换书，因记好了账，不能更改，书随便让读者看，又怕遗失或减少买主，其实这都是可以想法子克服的。这个小建议，是否有当，请该店工作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考虑一下。

读者周方

周方同志的这个建议，我们认为很好，不仅冶陶新华书店可以试办，咱们全边区的书店，都不妨来试办一下，同时并希各书店把试办的结果与经验，告诉我们，以便推广。

——编者在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许多这样的读者来信及回复，涉及议题广泛，不仅限于新华书店，从而使边区报纸作为信息服务、沟通平台的功能得以凸显。在此则报道中，读者周方的意见中肯，并认为延安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经验更为先进，值得推广，甚至连新经验在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提前考虑到。边区报纸认可这样中肯的意见，并鼓励全边区的书店采纳，提出交流经验和改进后结果的期许。

（二）开展生产节约运动

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大量关于新华书店系统参加生产节约运动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但数量甚多，且极为具体细致，从新华书店总店到华北新华书店，从新华书店妇女干部与家属到相关印刷厂全体职工家属及女干部，可谓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边区建设火热图景。

1947年2月12日第2版有这样一篇报道：响应薄一波同志号召新华书店生产节约各分店自愿将去年个人分红全部交公

【本报讯】华北新华书店为响应薄一波同志号召，集会讨论今年生产、节约问题。生产方面，订出全年任务：每天劳动一小时者交米一百五十斤，一小时半者二百斤，二小时者二百五十斤，二小时半者三百斤。每天每人的生产时间多寡以按其本人业务工作时间，能抽出多少钟头而定;在规定任务内超过计划者，按超额分红并提奖。生产内容以手工业为主。成立一印刷组，包揽印制烟盒、广告、互助工票、合作社股票、稿纸等。另立一缝纫组、包括绣花、缝衣等;其他并拟组织制药、担炭、理发等小组。各组除骨干组员，其余可自由参加两个组或三个组生产，以记工办法取其所值。……节约方面，一致决定不领全年津贴;有的还声明停领烤火费或办公费;还有同志不领今年衣、被、鞋、袜。（肖亮）

【又讯】新华书店各分店经理，在该店发行科开科务会议时，听到了薄一波同志生产节约号召后，自动提出愿将去年分店个人分红部分全部归公。各分店同志，去年一年来，不仅完成了发行任务，并努力经营文具印刷等生产，分店一切生活开支，全部作到自力更生，还获净利六百万元，按二八分红办法，各分店同志个人应分红利一百二十万元，现在他们愿将这笔红利全部交公。……1947年2月17日第2版有篇报道如下：新华书店总店开始生产活动魏真庵同志坚决参加印刷六小时

【本报讯】据新华书店墙报委员会报导：总店生产活动已经开始，同志们一般每日生产两个钟头，至少一个钟头。节约运动截至现在为止，全体干部二十六人，共节约小米四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有的节约被子、棉衣、单衣、鞋袜，以节约全年津贴米七十二斤为最普遍。出版科李书芹同志除节约全年应领物品外（合小米五百八十九斤）还捐出存款一万元。在报生产钟点的时候，周之奇同志要定两个钟头，大家为了照顾她的健康，提出她应减成一点钟，但周同志却提出：“我可以给大家缝单衣，两个钟头任务保险完成。”现在已动手生产了。收发处魏真庵同志，他今年六十余岁了，大家决定免除他的生产任务，他却坚持：“有任务要交，没任务也要交，我每天可保证六个钟头的时间参加印刷。”他的思想是：革命就是我的家。他把发给他的津贴、被子、袜子，还有两双鞋都节约了。并在墙报上以“慢板”为题写到：“高兴，真高兴！有话说分明，今年不比往常年，生产节约要当先。大家努力一齐干，蒋介石内战无法办，咱支援前线能打胜，蒋介石队伍得完蛋。”有关在此历史期间的生产节约运动系统研究较为少见，通过这些报道可以发现，生产节约运动源于全面内战爆发，为了支援前线而发起的;新华书店各部门干部职工，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与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在完成印刷、发行任务之外，加强粮食、手工业、生活用品的节约或生产活动，并采用量化方法统计，真抓实干出成效，职工热情空前高涨。报纸在报道时是极为细致入微的，把视角放置于特别具体的生产部门、人物、事件或数据之中。

（三）新书简讯发布

新书简讯是关于新华书店报道中内容最多的，除了《时事学习文件》《近代史教程》《蒋介石罪恶史三章》《朱德司令的故事》《民间故事：地主与长工》《中国土地法大纲》外，还涉及商业、医学、历史、国际政治等图书，落款均为华北新华书店。

1947年3月1日第1版有篇新书简讯如下：新书介绍商业簿记（王凤来编）

这书是根据本区财经建设工作实际与数年来会计工作的经验，综合讨论研究编出来的，又经过长期教授实验的结果。所以本书最大特点，便是着重实际;同时，这书将本边区现有的三套簿记法，以一实例贯通，如把一法弄通，其它二法自然就能了解。全书分七大编：一、簿记原理;二、会计科目;三、传票;四、账簿;五、过账;六、月计;七、决算。是学习会计，从事会计工作的同志必备的业務读物。

内科学（第三分册）

本册极详尽的叙述了循环器疾病，血液及输血管之疾病，泌尿生殖器之疾病三大项，将各种疾病之原因、经过、症候、病理解剖、诊断、疗法等都很清楚的论述。凡中西医生及有志学习医务的同志不可不有。

华北新华书店发行1947年4月9日第1版有两篇新书简讯如下：走向军国主义的美国国际问题参考资料第三辑

美国的垄断资本与军阀们，怎样在左右美国的政治？怎样在使美国日益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本书中，美争取和平委员会辑录的《走向军国主义的美国》一文，写了许多内幕的事实，来为读者解答这些问题。本书并辑有：《美国独占资本家的军火利润》，莫洛托夫《驻外盟军问题的报告》，爱伦堡《巴黎的双簧》等文章。在我们研究美国认识美国时，这是一本有用的材料。

华北新华书店发行

冲过荆紫关三五九旅长征记

冯牧孔厥等著

这是名震中外的王震将军旅胜利突围的故事。去年六月，卖国贼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企图围歼我中原军区。王震将军所部，被迫突围，进入陕南，但又遭胡宗南等十二万兵力的追击堵挡。王震将军所部，将其一一粉碎，终于克服一切艰险抵达陕甘宁边区。本书所记录的，就是三五九旅这次长征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

华北新华书店发行从报纸版面上来看，新书书讯通常都在第1版处于较为显眼的“广告位”。从发布图书的类别来看，除了时局论著以外，还有不少专业图书或引进版图书，这也反映了虽然边区整体文化水平较为落后，但还是有很多知识精英或文化群体，他们对于边区建设乃至夺取革命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书简讯均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其较高的编辑出版、印刷生产能力。

（四）改进书店经营服务方面的措施

除了《太岳新华书店二分店担书下乡深入边沿区》那篇报道外，1947年《人民日报》中还有多篇反映新华书店改进工作或取得成效的报道文章。

1947年3月6日第2版有篇报道如下：华北新华书店研究改进发行

【本报讯】华北新华书店发行科举行科务会议，确定扩大发行工作，使各地干部有书可读。具体办法如下：（一）扶持各县文化合作社，使能担任一县的文化教育工作。（二）没有文化合作社的县份，当派专人协助建立，以出版物能发行到每个县为起码标准。（三）除批发股和各地建立代售关系外，发行科应健全邮购组织，扩大邮购读者并留存一部书籍，以便远地读者随时购买。（四）出版物以干部为主要对象，进行合理分配，使县级以上干部都有书可读。此外，他们现已克服了过去各分店以经营文具来完成生产任务，而影响发行的缺点。提出经营文具当为书店的政治任务之一，保证供应读者需要，规定文具盈利全部归总店，分店生活费按供给制向总店报销（过去由文具生产中报销）。这篇不长的报道给我们了解边区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首先，华北新华书店的工作目标是要做到各地干部有书可读，将县级以上干部作为重点读者对象，而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确保发行网络的县级全覆盖。为此，需要在各县扶持文化合作社，发挥其文化教育作用，保证图书能发行到县;并且在加强与地方代售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邮购方式，拓展发行方式。此外，报道中的会议还要求进一步明确经营文具和销售图书的关系，以及收入分配问题。

1947年3月28日第2版有篇报道如下：新华书店设流动书店

【本报讯】华北新华书店为扩大读者群，利用××、××骡马大会，派人担去书籍文具开设流动书店，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翻身农民争购通俗读物，儿童们买课本、纸笔等。总计两次售出十万余元的书籍。最近该店正准备参加涉县××骡马大会，特为流动书店制备粗布棚，画广告画。该店今后将继续以流动书店方式推销书志，将出版的新书迅速送到读者手里。（一山）1947年4月30日第2版有篇报道如下：太岳增设随军书店

【本报太岳二十八日电】太岳新华书店增设随军书店，保证新收复区及前方战士及时看到旧报。总店派出七个同志担书到连队上去卖，并在新绛、曲沃等地设立支店、代销处等。随军书店除二分区原存之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六百一十元的书籍外，近又送去价值百余万元的时事教材及翻身课本等。解放战争期间，为适应战争需要，各解放区纷纷建立起新华书店，一些大部队设有新华书店的随军书店。1947年4月，太岳新华书店即曾建立起随军书店，经理是秦良武，并先后建立翼城支店（经理张更新）、曲沃支店（经理王军）、新锋支店（经理周贤）、闻喜支店（经理张世图）本书编委会编：《中国新华书店发展大系（总店卷1937—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通过上述两则报道，并综合史料可以发现，流动书店、随军书店作为战争时期图书发行的特殊方式，对边区军民的舆论引导、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翻身农民争购通俗读物，儿童买课本、纸笔。书店还不畏艰险，直接担书上前线，将精神食粮送抵一线将士，如1947年11月25日第2版有这样一篇报道：供给战士文化食粮晋南新华书店担书上火线

【本报太岳廿二日电】太岳新华书店晋南分店，为将文化食粮送到前线战士及参战人员手里，创造了战地流动书店。该店正副经理张世图、秦良武，各带一个流动书店，深入到围困运城的火线上，供给文化食粮，在战壕里的战士们一见到他们，都说：“真想不到你们会到这里来！”某大队副政委李德俊同志，感动的握住他们的手，表示热烈的欢迎。战地流动书店，就在战壕里、指挥所里摆开摊子，李副政委并关照各单位来买书。其中以《毛泽东故事》《记刘伯承将军》《消灭敌人二百五》等小册子，最为战士欢迎，销数最多。战地流动书店送去的不仅是知识、是思想，更是强大的精神食粮与作战动力。边区各地新华书店不断想办法改进工作的努力，也使边区图书发行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

（五）服务边区文化建设

除了开展具体业务工作及生产节约运动以外，新华书店在服务边区文化生活方面还扮演着其他重要的角色，如开展大众文化写作奖励活动等。《人民日报》1947年8月4日、8月5日、8月6日第1版连续三天发布了新华书店颁发大众文化写作奖金启事：新华书店为颁发大众文化写作獎金启事

中共晉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兹拨款二十万元，本店另加廿万元，共合四十万元，作为写作奖金;用以奖励今后本店出版之推动大众文化运动的各种优良作品。……为了反映这些轰轰烈烈的现实，并为了满足人民的思想翻身、文化翻身的迫切要求，中央局宣传部这一鼓舞写作的号召，大家是必然热忱响应的。此项奖金的颁发办法，规定如下：一、自八月起至十二月底止，凡由本店初版之各种出版书籍，均有被推选资格，年底由本店选出汇送中央局宣传部批准后，即行公布发奖。二、作品范围，包括文化智识的各方面，无论文艺、科学、史地、应用、时事政治、思想修养……，只要内容能够反映现实，启发教育人民，及推进工作之效而又写作技术优良者，一律有被推选及受奖之资格。三、受奖作品，分三等发给奖金：甲等五万元，乙等三万元，丙等一万元。其中特别优良之作品，除按评定等级受奖外，本店并可发予一字一元的特别稿费。四、书籍出版后，须允许本店编入本店出版之新大众丛刊、大众科学丛刊及文艺丛书等各种丛刊内。开展大众文化运动的工作是迫切的，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凡在本区的文化界同志们，望均赐寄佳作！我们及群众都在热忱的期待着！此后，还在后续报道中公布了奖金通告，对整个奖项设立目标、评选过程、获奖结果给出了详细的说明。除此之外，边区各地新华书店还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出版土改教育杂志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帮助驻村农民翻身。比如，1947年8月24日第2版有篇报道如下：对土改教育有不少贡献

【本报讯】新华书店出版之《新大众》杂志，自去年以来，即以研究并反映土地改革运动为编辑中心。差不多每期都有对土改中许多糊涂思想的解答文字，其中《斗争怎样才算彻底》一文，并经本报转载过。在其最近出版之四十、四十一两期中，又有此类文章发表。据一般读者反映，这些文字以及其他许多土改运动中的故事、通信、问题研究等，均对实际工作及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又该社编印之《新大众丛刊》，其第八（袁家洼打垮假斗争）、第九（群众改造干部）两种，更适合于今天复查运动及解决干群关系的需要，差不多在县区干部中已做到人手一册。（子宣）

四、结语

通过分析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关于新华书店的59篇报道发现，在解放战争从防御阶段走向反攻阶段的重要时期，新华书店在大后方乃至前线积极开展图书发行、知识传播工作。在战略转移的特殊时期，书店上下不畏艰难，利用各种方法，如挑书下乡、设置流动书店和随军书店、采用邮购等方式，将时局论著、翻身课本、通俗读物、各类专业书籍送达县级以上干部及基层农民、小学教员、儿童的手中。胡乔木同志曾说，出版工作是很神圣的工作，但出版的东西，如果不能发下去，就没有用。发行工作是很重要的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书店是经济机关，同时也是政治机关，是宣传队。他把发行工作比作希腊神话中的造福人类之神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到人间，发行工作把真理送到全人类本书编委会编：《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1937—1997》，海洋出版社2001年版，序1。。除了开展正常的印刷、出版、发行工作以外，新华书店还广泛参与到边区的生产节约、文化建设运动中来，书店男女老少、干部职工妇女甚至家属都热情高涨。新华书店在战时为传播真理、思想和知识，以及参与边区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不但巩固了大后方的生产生活、文化建设及基层组织局面，甚至对战局的变化都可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对于新华书店的相关报道，涉及议题多样，深深嵌入社会生活，语言通俗易懂凝练，人物有血有肉;不但促进了新书的推广、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边区新华书店系统的工作交流，促使其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成效;并凸现了新华书店在边区生产建设与战时舆论引导中的重要地位，鼓舞了后方群众与前线将士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自信与勇气。

〔作者应武，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生〕

Spreading Knowledge in Wartime： Reports on

Xinhua Bookstore in the Peoples Daily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Edition） in 1947

Ying WuAbstract：Founded in April 1937， Xinhua Bookstore is a large organiz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in Chinas cultural and publicity system， and it has been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peoples cultural lif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particular， Xinhua Bookstore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warti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n Xinhua Bookstore in the Peoples Daily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Edition） in 1947， to figure out how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 area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book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publicity， and cultural improvement in a specific social setting during the war，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cenes of knowledge spread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wartime， so as to enrich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in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tudy，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when the War of Liberation was moving from the defensive phase to the counteroffensive phase， Xinhua Bookstore was not daunted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but tried every means to deliver books on current affairs， textbooks on pursuit of emancipation， fiction books， and books on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to official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above， as well as grassroots peasant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children. Whats more， Xinhua Bookstore also took part in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ies on production saving and cultural improvement in the border areas， which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production， life， and cultural progress of the base areas，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even played a role in causing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war situation， thus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the Liberation War.

Keywords：Xinhua Bookstore， publishing histor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book 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