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西北大漠中的某综合试验靶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中大员。他们虽是普通一兵，但依然鏖战大漠，驰骋戈壁，并亲手将我国第一枚导弹原子弹成功发射。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留下串串感人故事……

干部子弟当上垦荒兵

徐虹和他的1000多名同乡，穿着崭新的军服，带着当地兵役机关发给的简单被装，跟着几名接兵干部在那密不透风的闷罐车里一直晃荡着，随着车轮与铁轨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单调碰撞，前几天那种穿上军装的喜悦和对军营生活的憧憬荡然全无。此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走向何方，目的地在哪里。凭感觉，只知道火车离开中原某城市后，就一直在驶向西北。因为随着列车的远行，他们不但经过了西安、兰州等几个知名大站，而周边也变得越来越荒凉，铁轨两旁的树木越来越稀少。接兵干部也不告诉他们要去往哪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当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导弹发射操纵员、在经历了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那段改变世界格局和共和国命运的难忘岁月后，才真正理解他们行程保密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父亲确实不知道他当兵去往何处的真正原因。

徐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现役军官。按理说，驻军部队和当地兵役机关交往都是十分密切的，是应该知道入伍去向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徐虹听父亲多次说过，接兵的同志当时着重对应征入伍人员的政治审查提出了特别要求，至于服役兵种驻守地点是严格保密的。

徐虹能成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操纵员，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早在头一年，空军在家乡招收飞行员，整个地区只有两人身体合格，徐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年龄较小，当时还不到16岁，于是就没有参加身体复查，继续他的高中学业。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应征入伍，和许多同学一道坐火车参军。

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機车，兰州到新疆的铁路是单线单轨，前方一有来车就得避让。铁路线路也不像现在这样笔直，时常出现“Z”字形，车头能够看到车尾。西行的列车还经常爬坡，由于机车动力偏小，经常是前面一个机车拉着，后面一个帮着推。就这样，列车一路“哐当”“哐当”地喘着粗气，走走停停，经过七天七夜才到达了目的地。

能坐闷罐列车抵达驻地，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他早一年来到此地的副中队长李西川和其他先头部队到来时，由于铁路没有修好，只坐了两天的火车，后来的路程全靠汽车在沙漠中颠簸。

入伍途中，让徐虹记忆犹新的是，在整个列车上，除了接兵干部外，所有人都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列车越往西行，天气越冷，接兵的几个干部突然间都穿上了羊皮大衣，而随行的1000多名新兵只有硬扛着。当时接兵干部也没说要带御寒衣物，也许是保密需要吧。让人费解的还不止这些，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爬行，快到驻地时，还要在广阔的沙漠里转个大弯，并且是在深夜，把人们的头都转晕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行进路线也是专门设计的，就是要让每一进入基地的人失去方位感。并且都是晚上进出，让你搞不清东南西北。

天亮后，他们下车一看，才知道此时已经来到了茫茫大漠之中，而当时的基地荒无人烟，还在建设中……

这帮从内地来的年轻人，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确实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毕竟这儿和他们想象中的军营有着天壤之别。

还好，到达基地的当天，他们就知道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大家都十分庆幸能够成为试验部队的一员，那种幸福突然来到的感觉，让他们能够理解暂时的艰苦，内心激荡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纷纷憧憬着激动人心的美好未来。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普遍短缺。不少人是抱着“吃饱饭”的目的来到部队的。可是这支新组建的导弹试验部队，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周围地区十分贫困，他们所面临的吃饭问题比许多部队都要艰难。一趟送粮的列车到达基地，沿途有时会遭遇好几次饥民的哄抢。时任基地发射中队副中队长的李西川，他说他在1963年之前很少吃过饱饭，他和许多战友一样，因营养不良出现了身体浮肿。

试验部队从一开始组建就走上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之路。这批新兵的到来正好赶上如火如荼的开荒种地搞生产。

徐虹和战友们休息了两三天后，在头昏脑涨、生物钟都还没完全适应的情况下，就被安排去工地修水库，成了戈壁大漠里一个地地道道的垦荒兵。

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如此艰苦，吃的没保证，心想住的地方总得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窝吧。没想到，工地上真还是“窝”都没有一个。等着他们的就是一片乱石遍布的戈壁滩。连队干部带着他们到老兵“驻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就展开了建造地窝棚的工作。这个工程很简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土坑，然后在头顶上架上几根木杆子，再用草帘子盖在上面抹上泥巴，居住的“窝”就建好了。没有床，怎么办呢？用土坯堆砌成床沿的形状，再往里面填满沙土，战士们又用干草编织了简易粗糙的草席垫在上面，有的干脆就抱来枯草简单地往上一摊，“床”就铺好了。即使是这样的“床，”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享的，那至少是供一个班的共用通铺。

现在说说水吧。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水才要修建大坝。可在水坝修好之前，也就是施工期间，工作生活都得用到水，汽车团专门派出几台水车到几十公里外去拉，拉来的水比油还珍贵，主要是用来做饭和官兵们洗漱的。每人每天能分到半盆水，也就是早晚各两缸子。读者朋友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这点水能够干什么？战士们每次洗脸时，只能轻轻地把嘴巴鼻子眼睛周围洗一下，也仅仅是能够让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嘴巴能说话能吃饭，鼻孔能出气就行了。

你肯定要问，如果没有来水，修水库来干什么用哟？有来水干吗不充分利用呢？

基地的南边，就是连绵的祁连山。祁连山的雪一到夏天便融化了，順流而下。雪山下来的水冰凉、不能饮用。他们刚到时是8月份，还能用这从雪山奔腾而来的水洗一洗、搓一搓;但是这种幸福的时光很短暂，到了9月份就不行了;10月份更不用说，已经结冰了，根本就没有水流下来。他们在工地上这几个月，没有在此洗过一次澡，要洗澡只能集中到生活点去，可是生活点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距离相当的远。

那时，生火煮饭还得要靠煤。然而，煤炭又有限。于是，他们还不时被安排到戈壁滩上去寻找枯枝烂叶来烧火做饭。

刚到基地的时候，他们还能吃上一点儿蔬菜。随着气候的转冷，运输越发困难，蔬菜运输不可能用专列，汽车运输需要十天半月是很正常的事儿，如果是那样，新鲜的蔬菜早在途中就烂成了农家肥。所以，在冬天要想吃上新鲜的果蔬简直是异想天开。

生活条件如此艰苦，每天要干的活儿可不轻松。当时，一个火车皮装载的土石有60吨，一个班负责一个车皮，平均每人要装运5—6吨。他们首先要给火车装泥土石料，当火车到达大坝后，还得把泥土石料从车上卸下来。也就是说这几十吨的泥土石料要倒腾好几轮：首先要挖，然后要搬运上车，到了堤坝上还要把它卸下来。那时，老兵们都很照顾新战友，尽量让新兵多装筐、少抬土。两人抬土时，力气大的战友主动把那受力绳子拉近一点，尽量让体弱的战友减轻负荷少受力。

就这样，经过他们4—5个月的奋战，水库修好了。尽管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水库水源仅靠冰雪融化而来，其蓄水深度也有十来米。

粮食最困难时期，这支部队的伙食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还有过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各大军区帮他们化缘的窘境。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水库刚一修完，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又受领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垦荒地、种庄稼。

为什么说开荒种地的任务更为艰巨呢？因为，修水库，战士们尽管出力就行，而种庄稼还关系到收成，关系到今后还饿不饿肚子的生存问题，那可不仅仅是个体力活的问题。

经历了风餐露宿和肩挑背磨，修完了水库，本以为可以歇歇脚、喘喘气的，有的官兵们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一想到种地能让他们吃饱饭，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官兵们看着慢慢积水的新修水库，希望水库的水能在戈壁滩上浇灌出一片片水草丰美、五谷丰登的肥田沃土，憧憬丰衣足食的美好未来。

地广人稀的戈壁滩要多大就有多大。各单位跑马圈地的负责人，乘着汽车在戈壁滩上跑一圈，面对车轮碾出的一道道痕迹，然后就对着脚下这片土地宣布，这块地是我们的啦。随后由各基层单位进行垦荒。

向戈壁滩要粮食，可得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上级派人运来了帐篷。虽然有了帐篷，但战士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就说说这个帐篷吧，一个帐篷正常情况下睡个7—8个人就不错了，可是由于数量有限，硬要把全排几十号人塞在里面，这么多人怎么睡呢？只能人挨人侧着身子睡。战士们经常开玩笑地说，睡觉不能翻身，要想翻身也要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翻。如果谁个半夜三更要出去撒个尿、拉个屎，回来没有位子了，也找不到睡处了。要么你得左推右翻，好不容易才能找出一个睡觉的地儿。

那时的单帐篷，防寒效果差。零下二三十度，里面空间狭小不敢生火，一旦出现火灾或者缺氧中毒那可不是小事。战士们睡的都是地铺，下面仅铺了点沙土，然后在沙子上面垫了一点枯草，每个战士也就依赖那一床很薄的棉被，外加一件羊皮大衣，被窝根本就不暖和。大冬天，官兵们一个个在那里全身蜷缩当“团长”。有的被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到帐篷外的火堆旁烤火度时。有的战士排到站下半夜的岗哨，交岗后也不进去重新睡觉了，便在火堆旁就地打盹或者躺下。

官兵冷得实在没有办法，就用草帘子在帐篷外面围了围，然后在草帘外面堆上一道防风墙。这些做法其实也起不到什么防寒作用，大部分战士的手、脚和耳朵都长了冻疮，时常红肿得流水。

在这种条件下，部队有时候还搞紧急集合。在如此拥挤的帐篷内根本没办法整理被装，大家只有抱着被子跑出帐篷，在黑夜里打背包。

然而，现实生活对徐虹这帮新兵的考验不仅仅是这些。最让人恼火的是，入冬后当时穿的也就是一件单衬衣、单裤头，外加一套棉衣棉裤和袜子。当时没有衬裤，更没有绒衣绒裤，经常是冷风一来，顺着空心棉衣和宽大裤脚刮个透心凉，初来乍到的战士只好把双腿夹紧。一些战士也顾不上英姿飒爽，找来两段绳子将裤腿扎上以防止透风。

后来冻得实在不行了，部队到上海求援了一批绒衣绒裤，由于是计划经济，需要凭票供应，故数量也十分有限，每个班只有两套，没法分。连队党支部就开会决定：每个班的两套绒衣绒裤分开发放，这样两套衣服可以解决4个人。可是每个班有十多号人，这样还是没法满足要求。最后决定干部排长班长，都不允许买，党员也不允许买，全部让给身体弱小的战士和新兵。

戈壁滩的地表是一层包裹着鹅卵石的黏土层。黏土层是因地壳运动和环境变化形成，有四五十厘米厚，下面是沙子。当地有种说法，“戈壁滩的风，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狂风刮走了地表的细沙，剩下的就是黏土裹着的鹅卵石。

要在戈壁滩开荒种地，首先要把地表上面的石头挖掘出去，到了下面的泥土层，然后才能修成水渠。没有牛，也没有马和任何牲口，所有的开荒种地和破土修渠都得依靠战士的那双手。

可是一到了冬天，戈壁沙漠很快变成了冻土。水都结成坚冰，开荒时用水更困难，基本不洗脸、不洗衣服，吃水就把沟渠里面的冰块敲打破碎，然后扔到铁锅里面，用柴火一烧，待其融化使用。经常是坚冰融化后铁锅上面漂浮的全是羊粪和树叶，炊事班长便用漏勺一捞，剩下的水便用来做饭。那时的水都是从雪山流下来的，盐碱大，虽然水是烧开了，但是一喝下去，肚子就“咕噜咕噜”直响，一会儿老放屁（后来到了生活区后，采用打深井的方式才解决了用水的问题）。

垦荒时没有食堂，吃饭都在戈壁野外，天寒地冻，馒头分到战士碗里早就成了冰疙瘩，根本没办法吃。为了干活有力气，战士们就将馒头穿在一根木棍上，放到帐篷外面的火堆上烤着硬咽下去。

记得是入伍后第一个元旦，炊事班多做了两个菜，分到战士手中早就凉了，好不容易过个节，战士们只能把菜碗放在火堆上进行二次加热。虽然是热菜下肚，但由于长时间没进油水，很多战士吃进去没多久全都拉了出来。

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如此恶劣，一些吃不消的战士都希望活儿轻松一点，可是他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在很多老兵的记忆里，跑马圈地的事儿每天都有，一直干到大年三十。

新年到了，按理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那个闭塞的地方和沟通方式原始的年代，应该是人们写信最勤的时候。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写信了。原因是钢笔墨水早就被冻成了冰坨坨。那个时候生产基地里面没有电，点的全是煤油灯。接受作者采访的老兵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电影、电视剧里面的大马灯——假的。如果不是导演不知情，就是为了拍摄方便而已，因为马灯在拍摄现场不容易熄灭，也可避免火灾。

说到了电影，搞生产的官兵们平均每月还是能够看到一两场的。但是要在那样寒冷的地方看完一两个小时的露天电影可不是容易的事儿。

每当电影开演前，部队都以连队为单位，早早地集结完毕。零下30度的夜晚，整个人冻得受不了。不管电影是如何精彩、引人入胜，战士们时常都不由自主地抖动起双脚，一瞬间，咚咚响声伴随着漫漫尘土，根本就看不清屏幕上演的啥，广播里说的啥。

戈壁大漠，广阔无垠。部队要开荒种地，居住十分分散，战士们看电影自然要走很远的路，看完电影同样要赶很远的路才能回到驻扎点。可要安全返回驻地，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个时候什么建筑都没有，戈壁滩上找不到什么大树，当然也谈不上参照物什么的，更何况是晚上。电影完了过后如果走慢了一点，或者遇到什么事给耽误了一下，稍不留意就会跟错队伍。茫茫戈壁东南西北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每次看电影总有人走丢。走丢了怎么办？生火堆。每一个连队各有各的联络暗号和方式。比如一连生一个火堆，二连生两个火堆，三连就生三个火堆。有的连队或者用火把，让走丢的战士看到自己的组织，向组织靠拢。

读者朋友一定认为看场电影是如此辛苦，那么平时收听收音机应该是方便的吧？其实不然，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有人为了听到清晰的收音机声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年，那个地方几乎是听不到任何外界的声音。那时，半导体收音机还不普及。普通电子管收音机功率小，根本收不到信号，许多人的收音机基本就是摆设。有时，莫斯科电台的短波勉强听，但是噪声非常大，反而西藏台还清楚一点，但又经常是藏语广播，如同听天书。一些不怕麻烦的人在屋外架起高高的天线，有时能够收到一点短波信號。遥测中队的一个技术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找来一段铜线，就将收音机的天线连接到电灯泡的灯头卡口上，这样一来收音机的声音效果就好多了。可能是收听的日子多了，产生了麻痹大意。一天夜里，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无意中触碰到了收音机天线，这个技术干部竟给电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

这个听收音机被电死的事故还是基地组建数年后发生的，其实，此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好了不少。

在戈壁滩种地和内地不是一回事，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弄，于是有的连队就先挖了水渠。单说这个水渠吧，战士们好不容易把它修成，可是等到灌溉时，流水顺着这个刚修的沟渠一涌，没料到水渠边缘遇水一泡就垮塌了，水根本到不了地里去。在西北有一种说法，用沙子筑的渠远比泥巴管用。因为沙粒一层一层地结冰冻筑起来以后，遇水不容易渗透，所以也不容易坍塌。但是泥土会出现很多缝，遇水一泡就垮。为了种好粮，部队专门请来新疆建设兵团的专家技术员和西北农业大学教授现场指导，才使这一状况得到好转。

这里的庄稼一年也只能够种一季。4月底5月初开始播种，到8月底收获。开始是种小麦，因为当地原来也是只种小麦，不种玉米的。后来得知新疆建设兵团种玉米，于是又跟着种玉米。

种庄稼自然要耕地，当时耕地除了用铁锹翻耙，更多的是用人力拉犁。一架犁铧往往需要几个人才能拉动，战士们的肩膀没有一块好皮肉。

尽管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劳作，可是第一茬青苗出土不久大多枯死了，好多战士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失声痛哭。经过分析，主要原因是盐碱地把小苗给烧死了。当地有句俗语“秋压碱，春返碱”。虽然在年前用水浇过耕地，但开春又返碱了。

后来他们发现在低洼处，沙土沉淀多的地方幼苗成活率很高。于是部队官兵又很快行动起来，专门寻找沙土地进行开荒补种。

刚开始时，由于水库刚修好，主水渠还到不了所有的庄稼地，为了解决灌溉问题，官兵们就向附近的农民学打井，也就是挖池塘。没几天，生产基地到处都是直径10～20米的水塘池子。时值5月，冰雪消融，地下水位较高，一般挖个7～8米都能见水了，所以也容易蓄水。刚开始，不知如何挖，一个分队挖一个，到处是战场，但是水不深，机器一抽很快就见底了。于是又改成打井式的，也就是集中挖井，直径只有7～8米，专往深处挖，经常是挖个十几二十米深，这样抽水机也能相对吃得饱一些。在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抽水机不是用燃油的，而是烧柴火的蒸汽机。

第二年，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种，什么地方不能种，把能种的地都种上。西北地区有个优势就是日照时间长，粮食生长比内地好，收获也颇丰。

部队鼓励技术革新和科学种地，官兵们干劲蛮大，时常跑到几十公里外去寻找羊粪，那个时候的庄家长势良好，抽棵也很整齐，小麦亩产达到了300多斤（当地的很多农民亩产也就100来斤）。后来，他们还种了玉米，产量更高。

自从地里有了收成，官兵们慢慢地能够吃上饱饭了。后来，各个连队还先后种上了白菜、萝卜、西红柿、胡萝卜等新鲜蔬菜，试种的哈密瓜、西瓜也获得了好收成。官兵的餐桌也变得丰盛了。连队还饲养了生猪，战士们偶尔也可以开荤打牙祭。

大头兵攻克高科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突破性成就震惊了世界，我国依靠自身努力，硬生生地挤进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这一成就的取得对中国人来说可是十分的艰难！

因为早在1963年8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借此禁止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而他们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等，目的在于巩固核垄断地位，阻止其他国家发展自卫核武器。而美国从1955到1965年10年间生产的核武器就达3万件。

在核武器的研发上，原以为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可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撤走时把关键的图纸和资料都带走了，只留下“中国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的嘲讽。我们的先辈建设者和拓荒者们，硬是克服人才匮乏、设备落后、材料缺失等困难，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让西方和敌对国家忌惮的成就。

可是，要使原子弹真正具有威慑力，还必须要具备远程投送能力。当年，美国是靠轰炸机的远程投掷，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实施了原子弹爆炸，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后来，由于雷达、地空导弹等防空武器的迅猛发展，飞机投掷核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有核国家对原子弹新的投送方式的研发一直你追我赶。1961年6月，苏联就在水上进行了由中程弹道导弹搭载核弹头的试验并取得成功。1962年5月，美国用潜艇向海岛发射了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并取得成功。这也是我国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之前，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导弹核武试验。

尽管我们造出了原子弹，针对我国空军力量薄弱的状况，西方国家就嘲笑我们是“有弹无枪”。面对西方大国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我们迫切需要足够长的“打狗棒”， 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斩魔利剑。为此，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5日主持专门会议，确定了核武器大方向以“导弹头为主，以空投弹为辅”的决定。按照中央确定的方向，导弹将成为原子弹的主要运载工具。

怎么样才能将原子弹与导弹对接？首先就要求将原子弹头小型化。并且在调速运行中经受高频振动、低频振动的过载考验，承受气温变化下的撞击、跌落、离心试验，适应包括铁路、各等级公路的运输试验。当时周恩来总理还向科研生产单位提出了，原子弹从空中意外坠落不被引爆的硬性要求。

当科学家们夜以继日进行科研攻关的时候，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发射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建设一支绝对忠诚、技术过硬、敢打硬仗、勇于牺牲的发射队伍也刻不容缓。

1958年春寒料峭之时，打完抗美援朝战争的孙继先将军带领他的志愿军20兵团机关及直属队作为首批归国的队伍，开始秘密组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靶场机构。随后，这支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1951年著名的金城反击战、1952年春季巩固阵地作战与反轰炸反细菌战、秋季有限目的进攻等战役的整个兵团部队，一夜之间在朝鲜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国内也没有这个部队番号的存在。他们的离奇消失曾引起美国当局的高度警惕。从此，西北大漠的戈壁滩成了共和国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官兵扎根奉献、书写华章的新战场。

试验基地从1958年开始组建，先后选送了两批学员到北京长辛店接受苏联专家的指导培训，受训的人员有300多名。学员分别分配到了某综合试验靶场的发射基地和第二炮兵部队。在此期间，又从航校、炮校和相关高校相继调来了部分人员，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从事地地导弹试验的发射大队。当时的发射大队下设两个发射中队。

综合试验靶场基地部队从1960年开始征兵，那个时候，兵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中文化都是很受欢迎的了。由于基地从事国防高科技建设，急需一大批高学历兵员，1961入伍的徐虹是高中文化，自然得到了青睐。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徐虹在修渠开荒的工地干了几个月后，便被分配到了基地的地地导弹发射大队的发射二中队。

刚开始，他學的是火箭自动控制系统，后来则是做测试检测和发射操作工作，成了我国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操纵员。

本文多次出现火箭和导弹这两个词汇，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火箭与导弹的区别。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火箭只是运载工具，如果加上战斗部，也就是说加上了炸药或者其他具有打击能力的装备就成了导弹。

火箭（导弹）的控制和发射操作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高科技的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那可是新生事物当中的翘楚，它带给人们的神秘感和高不可攀是可以想象的。如此艰难高端和不可想象的事情，居然让这群当兵的人给干成了。

当然，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他到发射中队前不久，该队就有好几名发射兵因文化较低，理解能力不到位遭到了淘汰。

应该说，这些操作员都十分努力，但那个时候要求特别高，如果不能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是不行的。比如做有关的实验，不仅仅是要自己能够做，做出来还要总结出经验，还要带动别人。比如某个接线头、插座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如果插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你都得说出个子丑寅卯。还有你操作完了过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要总结出经验来。

对每个操作岗位的时间和工作量化，他们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每个操作岗位是固定的，没人帮忙。训练时，技术人员和相关领导都在线外观测，要测定一个人单位时间内最大程度工作量。如果你这个岗位的操作时间有富余，那就要调整出来，把多余的时间留给下一个窗口和岗位。当然，不适合在相关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也要调整。当时有一个老兵文化程度比较高、入伍前在师范学校当过老师，由于他是教老师的老师，不适应操作训练，部队根据他的专长及时调整到学校当了文化教员。

他们的副中队长、教员李西川则是在长辛店的导弹训练基地接受过苏联专家培训的，数十年后对苏联专家的傲慢表现仍记忆犹新。

1954年，19岁的李西川从中原某地入伍，1958年被派到了北京的长辛店学习导弹的测试和发射知识。在这里学习了半年后，“两弹结合”的发射中队开始组建，李西川成了发射中队下面的一个副分队长。他和分队长挑选学员的标准是既要脑袋灵光，又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他说，这样的学员比较用心，掌握知识比较快，教员也相对省心。两个发射中队组建完成后，继续在长辛店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于1959年11月开赴大西北。

李西川虽是最早参加长辛店学习的学员之一，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苏联专家的真传，老毛子对关键的技术是绝对不会传授的。比如用计算机计算某个参数，那个时候的计算机是手摇的，正常情况下，将数据输进去后很快就有结果。但是李西川和同学们往往是很长时间出不来结果，有时出来了结果也不对。而苏联专家用笔算也能很快出来结果，就是这些关键的东西不传给你。问老毛子是怎么回事，他们总是笑而不答。还有弹道的计算，也不告诉关键的东西。李西川感觉很奇怪，始终认为应有一个公式和方法。他给部队一位助理员说了这个事情，助理员经过几天的琢磨，终于搞清是利用了数学领域里的一种特殊计算方法。当我方把这个发现结果告诉给老毛子时，对方也就哈哈一笑，赞扬中国军人“真聪明”。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很多事情再请教他们，老毛子也总是哈哈一笑。轮到老毛子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总是磨洋工，老是重复昨天的故事，绝对不讲新的知识。每次进行火箭燃料加注训练，完毕后要将燃料舱里的酒精进行排放，总有嗜酒成性苏联教官提着水桶前来盛上酒精，然后加上清水，毫无节制地尽情享用。

当时，本来基地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打算进行导弹实弹发射。老毛子们总是提出各种理由，有时说你的燃料不合格，有时又说你参数不对。但我方自己测量的结果又是合格的，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让你发射。我方提出来打苏联的火箭行不行？答复：不行！说我方的燃料不合格。

经过多次协商，后来苏方终于同意提供液氧了。

于是，时任基地工程部特种燃料处助理员周长林和10名战友开着两台专用槽车前往东北中苏边境等待液氧。结果到了那个地方苦苦等了半个月，连个影子也没见着，此时，苏联人还在以“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事故”为由，为拒绝提供液氧找借口。

原子弹与导弹对接（图片来源：“大漠问天”公众号）

50多年后，当李西川老人回忆起这一段被苏联人多次忽悠，屡放“鸽子”的艰难岁月时，仍然表现出深深的无奈与叹息。

后来，我方还是决定发射。在苏联专家撤离后不久，也就是1960年9月10日，我们用自己的国产液氧将苏制P-2导弹成功发射，尽管苏制P-2导弹当时已经是苏联人的淘汰产品，但它的成功发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十天后的11月5日，我们又用自己的燃料把我们自己制造的东风一号导弹成功发射出去了。“东风”一号地对地导弹，最大射程590公里，起飞重量（总重）20.4吨，是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对地导弹。

随后，我们又开始了东风二号的设计、制造。东风二号导弹是我国导弹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跃。研究团队以东风一号为基础，提高发动机推力，改进控制系统、改造弹体结构，将射程从600公里提升到1300公里。在经历了无数通宵达旦和废寝忘食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在立项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出厂了。

什么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的东风二号导弹也经历过失败的教训。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枚导弹在分队长李西川等人的操作下，从训练基地发射升空，然而导弹起飞飞行10多秒后失控，坠毁在距离发射台680米处。

多年后，当年的操纵员李西川告诉作者，当他们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从地下发射控制室跑了出来。此时，除了他们发射控制室的官兵外，所有人员都撤离到了几公里外观看。东风二号坠落爆炸产生的气浪将几十米外的一個建筑物一下掀翻，震得粉碎。现场还炸出了一个直径22米、深度4米的大坑。数十公里外的营区都能看见天空中那红红的火焰，也听到了那巨大的爆炸声响。

后来还得知，一名技术干部不知何故没有撤离，一人独自跑到观测掩体外去观看。当他看到导弹坠落时，慌忙奔跑，还给摔了一跤。从此以后，各种发射再也不允许近距离观看了。

此次发射失败后，官兵情绪十分低落，很多人既不说话，又不吃饭。钱学森院长和相关高层领导都来到了基地。各制造厂家的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也相继到来。当时，聂荣臻元帅发了话，这个事情不追究人的责任，但是要把原因搞清楚。他们从深坑里抱回各自生产的产品设备，认真查找问题症结。

为了不把问题带到天上。发射训练基地、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准备。这两年，部队也主要是集中学习开展整顿，配合科研单位找问题，积极开展新的适应性训练，把各项工作做得相当的扎实。在练兵活动中，操作员王长山在插头接口处发现了一根5毫米的小白毛，当时用小镊子都夹不出来，最后还是用一根猪鬃毛花了两个小时将其挑了出来。这根小白毛被现场的钱学森用纸包好带到了分析会议上。此后，科研机构、生产厂家、部队官兵都开展了向“小白毛精神”学习活动，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为交付合格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工作。

要发射导弹原子弹，导弹的稳定飞行是前提条件。然而导弹的试射是不需要搭载核弹头的，只需要配重，也就是说如果原子弹的弹头有一吨重，那么这个火箭的弹头也要搭载一吨的重量。把如此的庞然大物稳妥地投送到数百公里外，并准确进入弹着区，要克服的困难自然不少。

导弹必须按预定设计程序飞行，但实际运行中可能产生偏离，导弹飞行姿态偏差的控制，俯仰角度、偏航角度、横偏角度、滚动角度的误差测量以及偏差纠正。这些专业术语外行人一听头都大了，但操作手们都得从点滴学起，逐一攻克。

徐虹所在的二中队6班也就是“控制点火分队”，人们也称他们为“箭上班”。专业理论学习任务的繁重程度就不说了。就说整个火箭弹体的控制系统吧，仅电路图就复杂得要命。加上全部地面测控系统电路图就有4大张纸，这4张图有多大呢？基本上两面墙壁都挂满了。后来又增加到了8张图，整个房间都挂满了。要求每个操作员要将每段线路的作用，每个动作、每个开关，每个指示灯代表什么都要牢记于心。

面对比蜘蛛网布局还复杂的线路图，不是每个人都能背得下来的。有一个同班战友，每次背线路图时就是用被子将头一蒙，在里面一两个小时，虽然是背下来了，但感觉头昏脑涨。还有一个战士因工作需要到了另外的岗位，一年后，让他再次返回发射班，打死都不愿意。因为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将其背下来并熟记于心确实不容易。别看有的人文化程度很高，但干这个真不行，其中有一个上过6年大学的高学历战友也同样败下阵来。因为那不仅仅是死记硬背，还需要清楚在某一个地方出现了故障，脑子里马上就能知道这个故障的节点在哪里，如何解决。经过某个开关，某个灯泡该不该亮，都必须烂熟于心。

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在进行“两弹结合”实弹发射前夕，相关兄弟单位在对运抵基地的导弹进行水平综合测试时，由于仪器舱内电压放大器插头和变流器插头一样大，且没有任何区别，操作员把插头插错了位置，虽然发现及时，但也造成导弹电缆线路被烧毁，测试工作一度终止的重大事故。

别看徐虹能过关斩将走到最后，刚开始学习还是很费劲的，由于没有学习方法，压力很大，头发掉了不少，鼻子也经常出血。后来总结学习经验，先按系统分段地把各自的重点列出来，然后再按操作顺序串连起来，再融会贯通，这样一来，效果好得多。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战友们互相帮助，相互提问，还开展学习竞赛，看谁背得快，看谁画的线路图准确无错误。

徐虹入伍的時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理论学习和发射操作训练主要是靠技师、分队长传授相关知识。同时也接受技术人员和航天设计院专家的指导培训。他们不但要理论学习，还要实际操作。有时，操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请有关专家和技术干部们研究，并集思广益提出各种解决预案。

火箭发射技术要求的知识面十分宽泛，为了提升学习效果，他们十分重视知识的积累，在有限空间不断拓展自身视野。当时，他们还从公开发行的《无线电》《科学大众》《航空知识》等刊物追踪前沿科技，猎取科学知识。那几年，徐虹的津贴全部都用于订阅杂志了。像这种自费订阅报刊书籍的战士还不少。因为在那个封闭的世界，获取外界的信息渠道十分有限，报刊订阅自然抢手。

导弹发射涉及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有的还很深奥。徐虹没有念过大学，他便自学一些与导弹发射有关的专业课程。他先后自学了《流体力学》（导弹发动机要涉及这一内容），以及基本的机械原理等专业理论知识。他还根据需要自学了《高等数学》。说到高等数学的学习有个巧合，那一年他回家休探亲假，专程去书店购买了《高等数学》，巧的是当时那本书的第一章就介绍有关坐标转换系统的知识，几天过后返回部队就用上了，使他在操作陀螺仪（控制导弹飞行方向）和传感器过程中，能够灵活地将弹体坐标、大地坐标、飞行坐标进行适时转换。

发射中队还有计划地组织基本文化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先后举办了20多个业余学习班，战士们每个星期天都要抽出半天时间来学习。“微积分”是必修课，如果不学习积分和微分就不能掌握控制火箭飞行和积分仪等仪器的工作原理。陀螺仪不但涉及大量的机械原理，还要运用到大量的力学计算公式。这些知识让他回到地方后仍然受益。他后来复员到家乡一个灯泡厂，从工人、技术员再干到总工程师，部队的知识储备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试验基地为了官兵们熟练地操作手中的设备，群策群力开动脑筋制作各种代用器材、仿真模拟设备（注：发射用设备平时不能随便动用）。没有制作的材料和零部件，就从试验报废的导弹残骸中，拆取各种废元器件、废电线，然后挑选使用。他们依靠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模拟设备，解决了操作分队无设备训练，只能对“口令”不能实际操作的尴尬问题。二中队三分队制造的模拟代用设备还登上了“基地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的表演台，在分队长李世忠的率领下，徐虹等4名同志现场操作汇报。当时钱学森院长参观后很高兴地说：“看到部队同志自己动手制作模拟设备解决了训练问题，我就放心了。”

部队为了适应试验任务的需要，在努力提高操作人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实际操作能力。进行单兵技能培训，班组配合训练和小分队系统合练，组织全中队综合训练及发射阵地协同演练，有效提升各级领导的指挥协调能力，增强部队相互配合精准性。

党中央和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后5次亲临基地视察，外交部长陈毅在出国访问途中，特来基地看望发射官兵和科技人员，激励他们早日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腰杆硬起来。

为了早日搞出导弹原子弹，发射二中队还执行过一次特殊的任务。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天候发射火箭的经验，某日，突遇天降大雨，官兵们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专门将导弹竖在发射场上接受风雨环境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能撤的人都撤了，火箭上能关的设备仪表舱门都关了。当时，徐虹负责的仪器舱因有连接地面的电源电缆就关不上，他一人留下值守。眼看着雨水大了直往导弹仪器舱里面灌。他便一头钻进仪器舱，用上半身将仪器舱门给堵上，让雨水就顺着他的后背流到了导弹箭体之外。当时4月份，高原气温很凉，可他一直保持这一姿势一个多小时，防止雨水注入仪器舱，避免了仪器被雨水淋坏。

时任分队长于泽荣是抗美援朝过来的先遣人员，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是炮兵部队的一线指挥员。在上甘岭战役中，作为炮兵支援部队的阵地人员，他在炮对镜（一种能远距离观察弹着点情况的仪器）中目睹了黄继光用胸膛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于泽荣分队长称赞道：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徐虹用背部堵舱门，都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和发扬。为此，部队给了徐虹一个嘉奖，还给他提前晋升了军衔。

入伍三年多时间，不管是教学训练、试验发射还是全面表现，徐虹都十分突出，他也从一个大头兵晋升到了上士，多次受到嘉奖，并成了发射班的班长。

经过几年的发展，徐虹所在的发射二中队的操作技术也日趋娴熟，先后发射了20～30颗东风二号各型导弹，没有出现过一例火箭坠落事故。

承载历史重任的接力棒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们这一批人的手中，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导弹原子弹发射任务。而徐虹则是“两弹结合”地下发射控制室的7名成员（也称“阵地七勇士”）之一。

婚恋爱情  别有滋味在心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的自然习俗，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繁衍发展的必要条件。

军队也不能超凡脱俗，否则也要影响自身稳定和事业发展。何况他们的事业成败事关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更是华夏儿女安居乐业的定海神针。但要在这地广人稀的浩瀚大漠，解决那么多单身汉的个人问题可是件不小的难事。

尽管当时的任务如此艰巨，部队对大龄军人特别是军官的休假还是保障的。没有结婚的军官每两年都有一次20天的探亲假期。当然，在探亲之前，很多军官就得要写信回去，让老家做好相关方面的准备工作。20天，或者说在更少的时间里，要决定与另一半是否中意并生活一辈子，对当今社会的许多人来说，肯定是无法理喻和接受的，但在那个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年代，真有那么多人走到了一块儿，并相濡以沫共度一生。

当然，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也不乏情商智商都很优秀的官兵，他们并不把解决终身大事的固定在那短短的20天内。

基地一個中队的中队长回老家四川探亲，在路上就有一个奇遇。当时，这位中队长也是在假期相亲无功而返。在列车上，上苍让他得到了爱情的青睐。和他邻座的女孩正好假期结束，前往北京上大学。当时流行“一个豆太小，两个豆正好，三个四个豆太老”的说法（作者注：“豆”在这里表示军服肩章上面的星星，“豆”的多少也相应代表着军人职级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中队长正是两个豆的连级干部，他们一同从成都登车，聊着聊着就有了感觉。中队长趁热打铁，于是两人就终止归队和返校，在西安下车，重新返回四川，见了双方父母，把关系确定了。中队长知道，如果把这个事耽误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遇到这样的缘分。可是军人是有纪律的，延期归队是要受处分的，他立马给部队领导打电报汇报了这个事情。部队政治机关也是立即延假，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派出外调人员对女方进行政治审查。

还有一个更传奇的故事，发射基地一位前往内地出差的干部，由于是长途列车，乘车时间较长。这期间，对那位热情大方、工作勤恳的女列车员产生了好感。可他又不好主动表白，于是找到列车长，掏出自己的证件说，自己工作环境特殊，好几次都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找对象任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也越来越大。列车长也是性情中人，几个回合下来居然把这个事儿说成了。火车一到站，两个人就手挽手地走出了火车站。

前面这两个发生在火车上的爱情故事，都有着美好的结局。但下面一个发生在火车站的爱情故事，结局却令人扼腕痛惜。

前面说过，这支从事导弹发射任务的部队是当年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回国后就秘密开往大漠深处。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影响整个世界格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当时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全国各地都掀起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组织的慰问和演出活动层出不穷，各类感谢信、慰问信真的是应接不暇。由于每个部队收到的慰问信太多太多，上级机关就把这些信件原封不动地分发到了各连队。当然这些写信人当中不乏有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崇拜军人的年轻女孩。一个分队技术干部当时就得到了一位北京女大学生写来的慰问信，并且还和这个女孩取得了联系，一来二往，双方通过信件交流还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情感。

可是，个人利益是要服从国家利益和军队建设需要的。1958年，这个技师所在的部队开到了西北大漠。从此，他的一切行踪就进入了保密阶段，两个人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然而事物的发展就是造化弄人。数年后的一天，这个技术干部在执行任务经北京返回时，在北京火车站候车的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玩耍用纸张折叠而成的小飞机。只见这个小孩用力向空中一抛，小小的纸飞机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正好撞在了这位技师的胸脯上，然后掉在了他的脚跟前。他把纸飞机捡起来，准备还给这个小男孩。可是一看不打紧，那熟悉的字体差点让他惊掉了下巴。他忐忑地将纸飞机打开，发现正是几年前他写给那位女大学生的亲笔信件。

他弯下腰，急切地问小男孩，这信是谁的？小男孩回答说是他表姐姐的。由于保密规定的需要，他不能和陌生人接触交往，更不能告诉他的真实身份。他手握这页皱折的信纸，两行热泪不知不觉地流淌了下来。小男孩被这突然的情景弄得六神无主、号啕大哭。男孩的母亲走上前来，正想发作，一看他是个军人，也给搞得莫名其妙。这名技术干部将这页信纸又默默还原成小小的纸飞机，递给了小男孩。面对眼前的一切，由于执行任务的纪律要求，他确实不能解释他这几年的失踪原因，他悄悄地躲到车站的一角，任凭两行热泪汹涌地流淌……

半个世纪后，当作者听到这个故事时，感觉真的是不可思议。有些时候，相遇和重逢是那么的突然，离别与消失也是那么的迅速。个人的情感命运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虽然火箭发射基地的干部很多都是品学兼优，但找老婆与他们计算火箭参数相比，有时还要显得复杂和困难。

同样是一位技术干部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他来自某名牌大学，身体也很棒。虽然工作上没说的，球场上也是一个跨步投篮的高手，可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后来却成了部队的老大难。在发射基地这个小圈子，女少男多，僧多粥少，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晃他就成了30岁的人。此人1967年在北京学习新型火箭的发射操作期间，其亲友出面将物色的几个人选以工会组织职工游览的名义将她们带到北京，后来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谈成，一拖又是好几年，部队也只能忍痛割爱，让他转业回到了地方。

相比，还有一位姓张的技师则要幸运得多。由于他的爱人在老家工作，长期解决不了两地分居。后来，部队出面调整他到家乡的一个军工厂当军事代表。因为这个工厂涉及要给导弹生产一些零配件，协调过程相对顺利。

当时的基地幼儿园有一个女老师，是从外地调入的。她的年龄、身高、长相都很不错，并且学习能力也很强，很快就成了基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基地一位大龄干部经过与其交往，很快结为伉俪。可是，后来由于工作原因，这位女教师到了西北某市工作。为了解决其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基地在西北某市正好有个留守处，部队就把这位干部安排到了留守处工作直到转业。

不管怎么说，基地对每个军官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超过32岁的老大难干部婚姻大事从来都是倾力相助的。还有一个大龄干部，他的婚事部队可是没少操心。由于此人个头比较矮小，身高也就一米六多一点点，加之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戈壁滩，风刮日晒，人显得又黑又老，胡子拉碴的，三十出头的人像四五十岁的老农民，唯一的区别农民的特点就是戴了个眼镜。由于他是高校分配来的高才生，又立过功。部队领导对他的事情特别关心，先后托人给他物色了好几个。一次发射任务完成以后，部队特批他一个月的假给他相亲，考虑到火车太慢，来回奔跑并且还要深入交谈。部队首长特批他坐飞机，还指派政治机关一个干部陪着他，最后在各方面的撮合下把事情给办成了。

前面谈到了干部结婚是要对另一方进行政治审查，他们对战士的结婚对象同样是认真对待。那时的新入伍战士年龄普遍偏小，一般不存在服役期间结婚的情况。但也有少数服役年限稍长的战士，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发射连有个战士，家里介绍了一个对象，他知道自己从事的属于保密程度极高的工作，不知道找的对象合不合适，他便给中队提了出来。当时正值部队司务长休假，中队便专门给出时间，让这个司务长顺便去考察考察。

在这里服役的女军官和其他地方调去的女大中专学生，通过领导、战友撮合成功组建家庭的也为数不少。当然，随着岁月流逝，她们后来也随着爱人转业和退休来到了内地安度晚年。

就拿时任副中队长李西川来说吧，他的爱人也是老家中原某市的，本来是一所学校的老师。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工作就到了部队。开始几年随军的干部家属，部队还能安置到幼儿园、服务社等就业。后来人多了，就安置不下了，就只能住在家属区。说是家属区，其实相距好几十公里。当时管理相当严格，不让家属区的家属到部队营区去，干部也是一个星期才能回家属区一次，有些在外学习和公干的干部，一年也回不了幾次家属区。后来，李西川调到了新组建的某发射中心，一同前往的爱人也只是在一家五七工厂干了个临时工。

火箭燃料加注技师张积华，他的爱人远在东北某市，因患恶性肿瘤，10多年间做了3次手术，去掉了5根肋骨，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组织上批准他爱人随军，可是发射驻地偏僻，远离机关，外边输送也很困难，生活物资匮乏，官兵们全靠自己种地补贴生活，生活和医疗条件都不利于家属康复。后来，部队也只有忍痛割爱，让其转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事情都要政治挂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从事“两弹结合”试验工作官兵的爱情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个部队的军人找的对象必须经过政治审查，家庭出身和成分不好的是不能获得结婚批准的。

有一位技术干部是1959年就来到基地的老兵，近30岁的人了，女朋友的事还八字没有一撇。部队上上下下都为他操心。中队长的老婆是个随军家属，也是个热心人，费了好大劲儿才做通了基地医院一个护士妹子的工作。可是这个干部去相亲见面后就是不表明态度。不表明态度也无所谓呀，但是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坐班车到距驻地数十公里的基地医院去走一趟，过了一周又一周，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用民间的话说就是把这个女护士“吊起”。这让红娘很着急，给当中队长的老公发起了脾气。中队长也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批了这个干部，逼着让他表明态度。眼看再也拖不下去了，他只有说出了实情：原来他在东北老家已经结婚，并且小孩都已会走路奔跑买油盐了。由于老丈人是地主成分，他的老婆自然就是地主子女。他之所以隐瞒了婚史，就是不想让部队知道他老婆的家庭出身。怕一旦事情败露，很可能面临离婚或者离开部队的痛苦选择，大好前程就得毁于一旦。部队知道此事后，为处理这事可是费了一些心思，念在他是个技术人才，平时表现也不错的份上，没有过分为难他。此时，恰好遇到部队要抽人去组建新的单位，给了他一个处分后，将其调整到了新的部队工作。

还有一个从大学分配到基地的技术干部，找了个心仪的对象，对方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他们青梅竹马，感情深厚，结果很明朗，他们的婚事没有被批准。他知道，如果错过这段姻缘，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要想找个如意的对象是很难的。他只好提出了转业申请，部队也只好忍痛割爱，让他转业。

从事导弹事业的老兵们，他们牺牲的不仅仅是青春年华，还有对家人的情意和爱……

神秘世界的保密故事

档案是一个人工作、学习和生活履历的真实记载，也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生命痕迹。它包括了身份信息、工作经历、职级调整、薪酬变化以及相关时期的各种表现。军人档案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人们更看重的里面是否有立功受奖情况。因为那个东西是个人辉煌成绩的推荐书，也是走向地方用人单位的敲门砖，重要关头还有可能成为人生清白、左右个人命运的有力证据。

按照常理说，像徐虹这样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行动中作出过贡献的功臣来说，档案分量自然不轻，自然可以大书特书。然而恰恰相反，他的个人档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简单得找不到他军旅生涯的一点真实过往。

据徐老本人介绍，对军旅生涯这段他特别看重的历史，他的个人档案里几乎没有什么记录，里面就是几页“入伍登记表”“体检表”和“退伍登记表”。在档案里，就连人们最看重的二等功卡片里的事迹介绍就是“训练成绩显著”这么几个字。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当过兵、干过什么具体工作和相关表现的内容都没有具体记载和描述。

作者开始听到这段故事的感觉像是天方夜谭一般，心想怎么可能的事情，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立功受奖可是大喜事，都是要大书特书的，对三等功的事迹评价一般是“成绩突出”， 对二等功的事迹评价一般是“成绩显著”之类的用语，看了都是让人心服口服的。没想到，更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徐老把那本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受奖证书”摆在作者面前时，在主要事迹介绍栏里不要说什么“突出”和“显著”之类的评价，竟连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真的是一片空白！

这本发黄的立功证书带给作者的震撼，不仅仅是对一个老兵经历特殊的诉说，更是对那段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严肃表达……

50多年之后，徐虹依然能够回忆退伍时制作档案内容的情景。当时要填“退伍登记表”，还好，连队的文书李西正曾在自己手下当过战士。对方开始准备在“退伍登记表”里给他的专业名称填一个“步骑枪手”。当时有一种枪是步兵能用，骑兵也能用，意思是档案记载的你徐虹当兵期间还是个拿步枪的。7年的军旅生涯、默默无闻的牺牲奉献、轰轰烈烈的举世壮举竟然突然间变得荡然无存，这是他以前未曾想过的，心想这下拿什么给家乡的父老交差呀？

老徐灵机一动说：怎么能这么填呢？这含金量多低啊？我们不是穿蓝裤子绿军装的假空军吗？怎么不填个“操作手”呢？我们空军有雷达呀，我这个“操作手”可以说是在操控雷达的呀。

中队长是从空军调过来的，他说：行，就填个“操作手”吧。于是在档案里，徐虹就成了“操作手”，这和他从事的导弹发射操纵还有点关联，心里面也勉强能够接受。从此，拥有类似经历的基地复转军人都改成了“操作手”。

自然而然，在“退伍证”上，徐虹就是“操作手”了。后来到了地方单位，根据部队的纪律要求，他也从来没有说过部队期间工作和生活的事情，领导也不问，只知道他是西北某空军部队回来的，立过一次二等功，至于为什么立功，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更不会联想到他与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有关。他的立功证书上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训字431部队政治部”的印章。一般有过从军履历的人一看这个印章就会发出种种疑问，因为当时的部队代号都是4位数字，后来变成了5位数字，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训”字开头带3位数字的部队。徐虹从不炫耀，也没有人向他问起过。

由于保密的需要，他不能向组织伸手要待遇，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安置与他在部队和国防事业中的贡献没有多大关系。退伍回到家乡的时候，各局委办就剩个空架子，学生基本都是下乡，干部到了五七干校。退伍安置也没有去處，只有到工厂，于是徐虹就被安排到当地一个灯泡厂工作。

在综合试验靶场基地，特别是在复员退伍的时候，部队专门要对他们进行认真的保密教育，重点嘱咐他们回到地方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说自己在部队干过什么，以及从事过的具体工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徐虹和他的战友们都秉持执着信念，为国家保密，为自己保密。这些年一直没说，包括自己的家人，严格执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规定。

时隔半个世纪后，当时任发射中队副队长李西川的爱人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当年她虽然是随军家属，但对爱人在部队从事的具体工作均一无所知。李老转业地方几十年，也从没说过他干过“两弹结合”的事情。时任加注技师张积华、舵机操作手赵符修等所有战友，回到地方后都对自己的履历一直守口如瓶。

要把火箭送上天，肯定要涉及种类繁多的专业技术，在基地从事各专业的人员也不少。每当他要去机关取个什么材料时，或者到保密室归还和领取有关的学习资料，记录本上必须注明几点几分起领取，几点几分归还。退伍的时候，学习笔记本全部烧毁，把一切记忆封存。

那时，每个月要用半天时间进行保密检查。其中对学习资料和笔记本的检查特别严格。平时，他们以班为单位，每个班设有一名保密员，保密员每天上班前，按时到保密室把本班的笔记本领回来。每个战士都有一个保密包，保密员不能打开的，部队规定每个战士要自己做好印记，以防泄密。战士拿到自己的保密包后，必须本人亲自打开，逐一检查每个本子的序号，一页不能少。学习资料在上完课、吃午饭前必须交回保密室;若下午还要上课，由保密员再次前往签字领取。

每个战士的保密包都是根据内装物品种类，分别采用铅封、漆封、蜡封和封条的方式进行密封，每个箱包都有编号。保密员交接领取时要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保险柜，首先要查看密封标签是否完好。

每次的保密检查，由分队长组织，先是自己查，然后互相查，最后还要领导查。每到一定的时候，要组织对过期资料进行销毁，由保密员和相关领导多人现场督促。这里面的东西包括学习笔记，乃至学习心得。所以课后及晚上的学习拿不到资料，完全凭借记忆，学习难度可想而知。退役的时候，经检查，保密包内有用的东西，就移交给另外的战友，本子改成新主人的名字，其余的全部销毁。那时保密要求相当严格，徐虹当班长时的班委会记录本也都上交存档了。

如果某个战士的记录本少了一页，不仅仅是说个原因就能了事了的，得找，一定要找着才能交差。找不着就上报，就由保卫部门来找，那就成了案件了。

当然，丢失笔记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年，某兄弟部队派人来学习发射技术，其中一个干部的笔记本不见了，找了一阵找不着，又让大家帮着找，还是没找着。最后，他本人又找着了。本子虽然是找着了，但是还是背了个处分。

其实部队的保密工作从他们踏入军营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保密规定“三不”纪律。

有件事情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相信，部队在通信方面的纪律要求十分苛刻。时任加注技师张积华告诉作者，当时部队规定一个战士只能给两个地方写信：即一个写给父母亲的，另外一个是写给爱人（女朋友）的。其他的亲朋好友是不能有通信往来的。

常言道：“新兵信多。”这是军队多年来形成的固有规律。新兵思乡恋家心切，喜欢写信。写得多，自然就说得多;说得多，就有言多必失的风险。于是保密教育时，上级领导明确提出了要求，写信的时候不能提到驻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气候。也不能写到戈壁滩，更不能说这里“全年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等等。那时候新兵写信要接受检查的，连队要检查，邮局也要抽查。其中有一个战士，在给家里的信当中说到了地理位置，介绍了戈壁灘的环境，被发现之后给了个处分。

于是，这里寄出去的信件和家书都是千篇一律的固定格式和内容，没有一点新鲜和创意。

这里提到了邮局要检查信件的问题，当时的普通邮局是不具备这个职能的，特别是对现役军人的信件。当时他们的通信地址就是：XX市XX信箱。据说，当时基地内部的邮电局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军用支局。里面的工作人员全是部队自己的人，并且是在编的现役军人。从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刊信件，只能到达他们指定的某一个城市。然后就由部队官兵接收，送到基地。涉及部队内部的所有信件、报刊投递都由这个军用支局负责。就连他们所在的部队代号也是时常更换。

尽管要求如此之严，但还是有人违规犯错。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生活中都不乏炫耀心态的人。在综合试验靶场基地，特别是个别没有从事到这项尖端而又神秘工作的边缘人，面子和虚荣心理还更加严重，有人始终管不住自己那张吹牛皮的嘴。当时有一个基地战士，也不是直接从事发射操作的人员，除了平时喜欢“冒皮皮、打飞机”外，在给家人的信件中谈到了部队即将进行的导弹发射工作。泄密事件发生后，部队给予了严肃处理，这个战士被押送回家。明白人都清楚，那个年代押送回家，为防止他再次泄密，地方对他的管控肯定是十分严格的。

基地在保密工作的措施上还不仅仅是以上这些，当了7年兵的徐虹至今找不出几张穿军装的照片。那个时候拥有照相机是很稀罕的事儿，从事照相业务还要接受公安机关的审批和管理。在他们这个保密程度如此之高的地方，照相是可以的，但必须到指定的军人服务社。军人服务社虽然专门有照相的，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般是不到基层部队去的。需要照相的官兵只能到这里拍个背景多年不变的室内照片。照相馆的同志即使到下面去，也是在房间里面挂上一块大布作为背景，仅从照片上是找不到这个部队任何信息的。所以，徐虹和他的许多战友一样，根本就没有当年的室外照片，更不要说风景照，且室内照片也那么少得可怜。

这里的外界信息少得不能再少。官兵们看到的报纸至少是一个星期以后的，杂志是半个月以后的。

上面说的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保密故事，下面是有关训练和发射中的保密故事。

基地当时配备组建了两个发射中队。每当接到命令后，两个中队虽然是房前屋后，但是都不能互相通报情况，也不能互相打听，谁打听就处分谁。执行任务之前，所有的人员都要进行清理，思想不稳定的，身体出现问题的，保密工作不好的都要调离。家里面有什么重大事情可能影响发射任务的也要调整。如果缺什么人就立马从其他中队调入，缺什么补什么，重要岗位基本不从外部选调。

相信许多读者从各种影视剧和相关报道中都了解到，当年，美国和台湾当局知道我们在西北地区搞高科技研究，千方百计获取有关情报。由于卫星距地面太远，加之有时沙尘暴太浓厚，根本看不清楚导弹和发射架。他们就经常派出U2高空侦察机前来窥探。

为了躲避高空侦察机，基地曾经发生过一个卡车司机“三进三出澡堂子”的故事：

有一次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司机李玉柱要提前将导弹运到发射场地。起运前，各个路口已经布好了警卫岗哨。他要根据有关部门发出的电话指令，才将火箭起运。可是这一天李玉柱的车开到半路，还没进导弹库房，来通知了，说美国的U2侦察机从台湾起飞后可能要过来，他于是打道回府。当时基地洗澡很不方便，澡堂一个星期就开放半天，李玉柱想抓紧时间去洗个澡。可他拿着毛巾，穿着拖鞋还没走进澡堂，又接到通知，说美国的U2飞机拐弯了，可以出发。他刚把导弹拉离库房，上面又来通知，告诉他U2飞机飞到新疆转了一圈后又折回来了，于是又赶快把火箭送回库房。这个时候洗澡时间快过了，他想在澡堂关门前把澡洗了，否则要等到一周后。李玉柱急忙进入澡堂，刚脱了衣服裤子，上面又说U2飞机过去了，让他赶快出发。他直到运送完导弹才去洗澡。就为躲避U2转运导弹这个事儿，驾驶员李玉柱一天三进三出澡堂子。

“两弹结合”有大量的试验要做，包括人员和设备各种各样的试验。这期间，前来做各种科学研究的单位和人员不少。当时的流程就是，各地的科研单位科研团队，想做什么项目就报到中科院，中科院和国防科工委联系，国防科工委认为有必要，就会安排分配到基地来。于是，全国各地来了不少的科学家。徐虹也要经常陪同他们，但是在陪同之前领导都有交代，这个课题的研究内容，能看啥，能到什么地方，都有事先规定和安排。与其研究无关的问题以及保密要求的相关事项均不回答。这些科学家在这里搞研究，每一个窗口都是限定了时间的，如果他的结果没有拿到，他得重新申请。不该他们看见的，就要给相关岗位的人打招呼，把设备给予遮盖。有一个科研团队是做化学油漆项目的，需要不同的燃点数据，相关人员就让他把有关的设备放在指定的地方，让其本人离开现场，不得观看，到了一定的时间再去取数据和设备。搞声学研究的也是指定位置，把仪器放置后就离开。徐虹说，他们还真没有碰到过不守规矩的人，原因是科研单位根本就不敢派出这种人，派到那个地方的人都要经过审查，要绝对可靠。

就连当年钱学森为了这项事业在西北大漠也是一待几个月不能回家，也不能与家中联系，还发生了他妻子蒋英找到钱老单位要人的事情。

“做惊天动地事，当隐姓埋名人”。这是对当年从事“两弹结合”事业众多科学家和基地官兵人生的真实写照。如邓稼先、王淦昌等等，他们都和基地官兵一道耐寂寞、忍清贫，忘我奋斗、无私奉献。在随后多年的岁月里，他们仍严守秘密，绝对忠诚。

“尖刀连”  个个都是英雄汉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原则同意使用东风二号甲导弹搭载原子弹核弹头，进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工作。隨即，徐虹所在的部队接到了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预先号令，进入了精心准备阶段。到了7月份的时候，基地决定让拥有导弹发射“尖刀连”之称的发射二中队担负此次发射任务的具体操作。

发射导弹原子弹，就是把原子弹安装在导弹上进行发射。这种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和国家地位的武器不像普通导弹那样随随便便就能打的，自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将原子弹装载在导弹上，除了美国、苏联各进行了一次试验性发射外，有核国家再也没有其他动作。可见世界各国对导弹核武器发射的慎重。

导弹原子弹的发射一旦出现意外，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两弹结合”发射试验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硬性要求。

1966年8月，经过17次严格测试发射后，东风二号甲导弹正式定型，确定为原子弹运载工具，执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任务。9月国防科工委批准组织“两弹结合”试验临时党委，具体领导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发射试验工作。

基地当时共有两个发射中队，而试验性发射只能进行一次。当然就涉及发射中队的选择，至于花落谁家，基地领导早就心中有数。

据徐虹介绍，训练期间，国家有关部门、科研设计机构都有专家长期驻在发射基地。平时的试验训练、作风表现他们都心中有数。两个中队的精神面貌都是很不错的，一中队在政治学习方面相对突出;二中队技术业务上相对要占优势，他们平时试验任务的成功合格率都是100%。

而负责当时火箭加注工作的技师张积华告诉作者，他们这个发射中队是1959年组建最早的两个发射中队之一。选中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二中队在以前的多次发射任务（包括导弹定型实验）完成得都非常好。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称赞他们中队是“发射导弹的尖刀连”。据说，当时火箭控制系统设计的负责人梁思礼（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之子）等专家也是投了他们的赞成票。本文提到的颜振清、佟连捷、李西川、张积华、徐虹等人是该中队的中坚力量。

从接到发射准备任务后，从上到下都成立了工作组深入到连队班组。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就住在徐虹所在的中队，一住就是几个月。

在那几个月里，不仅仅是徐虹所在班有领导蹲点，24小时跟班作业，凡是参与现场发射的重点班都有上级领导蹲点。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反映，基地能解决的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都及时上报。

现在人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体制优势，其实全国一盘棋那个时候也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说发射基地需要某种设备，肯定会得到优先保障，在技术人员保障上相关部门都是大力支持。

在发射前期的准备阶段，一个计算射程的接点表出现了故障，北京方面很快将崭新的产品送了过来。以防万一，随后还从其他部队调整过来了备份的装备。当时在全国只有两名能够修理这种仪器的资深专家，上级为此专门协调了一名前来给他们进行保障服务。

徐虹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很冷，部队给他们配发了皮手套，质地也不错。但是这种皮手套让5个手指不能分开，中指、无名指和小指3个手指共用一个指袋，其他两个手指分别有个容纳袋，很不方便操作。负责后勤保障的首长当即指示联系上海有关单位，用航空托运方式，很快给发射官兵购置了五指可分开、便于操作的新式尼龙手套。

当年（1966年），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是10月27日。没想到天不作美，在发射前的10月25日晚就刮起了黑沙暴，戈壁滩上的风有个特点，一次刮三天，三天刮一次。也就是只要起了个头，没两三天时间是不会收场的。有时戈壁滩的风好似一堵墙，突然给你压过来，让你根本就站不住脚。如果你此时处于这个低洼地带，就很可能被沙子掩埋。

当天的风沙像一堵又高又大的黑墙，嗡嗡作响地碾压过来，狂风卷起的泥沙将营房的玻璃敲得“叮叮当当”如放鞭炮，那些与房顶和墙壁亲吻的泥沙也发出唰唰的拉锯声音，整个大地笼罩在黑暗中，天昏地暗，室内一片漆黑，如同夜幕降临。发射基地的官兵们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心惊肉跳。

25日晚上10点，发射官兵们接到通知，第二天（26日）早上10点集合出发。到了第二天（10月26日）， 大风还没有停息的迹象，不但室外全是黑的，连室内也是看不清楚，大家在焦急中等待，人们对27日的天气能否发射始终心存疑虑。从北京来的气象专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虽然当地  26日有强寒流和大风，但到27日预定发射时间，风速可降至每秒5米以下，天气将逐步好转。为了保证次日能够按时发射，26日下午，发射二中队的官兵们还是顶风冒寒开往发射阵地。

说来也怪，往日发生沙尘暴的时候，车内人员是能够看见汽车前面道路的。可这次就不行了，能见度不到两米。时任发射中队操纵员佟连捷多年后说，当时车外全是黄沙，感觉就像在黄河里游泳。

两弹结合操纵手徐虹当年照片

发射队伍开始在营区附近还能跟着平时的感觉走。戈壁滩没有路，硬的地方硬得很，软的地方车轮陷进沙沟里就出不来，还可能造成翻车事故。车队进入戈壁滩后，原本就没有路，司机打开远光灯也看不见道路，不敢往前开。整个队伍的几十台车开着开着就停下了。

走了一段实在没办法走下去了，中队长派人折回到最近的营区给基地打电话：“不但看不见路，风沙吹得连人都站不稳，怎么办？”听说基地还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在此督阵的聂荣臻元帅。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根据综合情报分析，27日有个发射窗口，也就是说到时天空云层会有一个缝，如果错过了这个发射窗口，要到什么时候那就说不清楚了。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发射队伍仍继续向发射场开进。五班长赖召明个子虽小，但点子很多。只见他坐到了汽车前面的保险杠上，一只手抓住汽车保险杠上的钩子，一只手挥舞手电，边探路边指挥司机驾驶，后面纷纷效仿。尽管这样，前往发射场地20来公里的路程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据当年亲自带车前往发射场的副中队长李西川介绍，当天（10月26日），他带领3台车前往发射场进行准备，由于风沙很大，一台控制车，一台电源设备车，一台测量（仪表）车，走着走着就散了。一个小时后，当他和另外一台车到了发射场后，才发现仪表车跟丢了。在茫茫戈壁滩什么也看不见，即使有哨兵，在大风狂沙下面也是毫无踪影。他们找了一阵找不到，没办法，只有把汽车上面的大灯打开，用汽车喇叭使劲鸣号寻找。过了好一阵子，仪表车才顺着通往发射场的电缆沟慢慢地找来了。

当天晚上，导弹和原子弹的转运分队分别由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和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带领。据有关人士说，就因这恶劣的天气，包括李福泽自己的座驾、装运原子弹的牵引车、设备车、警卫车辆等10余台车也是行进艰难。平时1小时的路程，他们用了满满的3个小时。

先期到达的官兵们在狂风中开始铺设各种电缆管道。发射所需的瞄准仪、视准仪、经纬仪都必须按规定的位置架设，才能测量出精確的坐标点。但由于风沙太大，为防止损坏精密的光学设备，战士们便脱下自己的衣服，在凛冽的寒风里，把设备牢牢地捂在怀中。

为了保证导电性能良好，几名战士还脱下衣服，将两个连接电源插座插头的操作手团团包裹住，一面用衣服给他们遮挡风沙，一面协助他们将每一个插头插孔擦拭得光光亮亮。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活，整个发射场总共要铺设100多条电缆，有的电缆里面的导线多达100多条，若有一个接线头或插线板出现问题，很可能就会导致发射失败。

电缆铺设完毕后要进行测试，查看每条线路的连接是否完好。可在这恶劣条件下，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完成操作。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向代司令员李福泽汇报了相关情况，李福泽指示他的驾驶员把车开到发射架下，操作手郝解放、吴宽把电缆和测试设备抱到小车里，用工作服把车门挡严，进行测试操作。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居然通过测试，还是一次成功。

担负此次原子弹搭载任务的导弹是东风二号A型，也称“东二甲”，也就是东风二号的改进型。弹体长20.9米，重量达到了29.8吨，射程1500公里。当这个庞然大物运抵发射场的时候， 肆虐狂风没有一点停息的迹象。导弹运达发射场后，首先要用高架起重机把它从运输车辆的托架上吊装到起竖架上。官兵们将高架起重机展开的时候，此时的风速达到了每秒20米，全班七八个人根本就掀不开覆盖设备的帆布。有关人员提出等风停了再吊装。但现场指挥王世成说不行，因为每一项工作，都一环扣一环在那儿等着呢。于是大家拼命拖住绳子，还让两名战士爬到设备上，慢慢地把帆布挪开。可是风沙实在太大，分队又临时抽调了8名战士，大家一点一点地拖拽，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高架起重机展开。

此时的风仍“扑哧扑哧”刮个不停。为防止导弹离开运输托架后在狂风中摆动，战士们就在导弹两端各拴了两条绳子，中队抽调了10多名战士在两边拉着，防止弹体晃动，慢慢地将导弹吊起，缓缓地将其移动到发射起竖托架上。

紧接着，最危险的两弹对接马上展开。两弹对接就是将原子弹与导弹进行固定，危险很大。为了安全起见，对接的时候所有无关人员都要撤出。

三班负责此次的两弹对接。班长田现坤从四川入伍已有5年，作为兵头将尾的他当然是走在危险的前面。

李西川说，为了防止辐射，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服用了防止核辐射的药品。当时两弹对接的时候，具体是由班长田现坤进行对接具体操作，另外两个操作手协助。

此时，个人安危乃至生命显得都不重要。由于弹头和弹体之间的缝隙不到50厘米，田现坤只能侧着身体进入导弹内部，将弹头和弹体里面的导线一根一根地连接。由于操作空间狭窄，穿着皮工作服很不方便，他索性脱去外层工作服，在近-20℃的环境中，只穿着绒衣进行两弹对接。要将众多插头线路连接正确，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连接完成后，田现坤又对固定软管和信号电缆、弹头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等进行仔细检测，平时40分钟的操作工序这次用了80分钟。两弹对接完成后，他已冻得全身麻木，站在附近观察的聂荣臻元帅上前握住他的双手，亲自为他披上大衣。

理想和信仰成为他们的唯一追求。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田现坤复员回到四川老家后，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工作经历，连他老婆都不知道。

据徐虹介绍，当时还有两名战友在外面协助田现坤进行两弹对接，其中一位骑在原子弹头上面紧固螺丝。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当年的操作工具是比较简单和原始的，扳手不可能像现在是电动的，尽管手冻得要命，也只能是一下一下地拧。

如果火箭一旦离开发射架，在飞行途中出现了问题，就意味着发射失败。如果导弹原子弹因发射失败而发生爆炸，造成的灾难难以想象，将会严重危及飞行区域内几十万百姓的生命安全。发射基地和弹着区又地处边境地区，如果导弹偏离设计飞行路线，飞到了境外，极有可能引发重大外交事件和国际纷争。

一旦出现发射失败的情况，就得想办法让火箭实现空中自毁。就是在导弹舱的指定位置安装专门的设备，让导弹弹体在空中自毁解体，以防止原子弹头从空中掉下来发生爆炸。

为了保证导弹在运行过程中，遇到异常情况发生时能够实现空中解体，在此之前，基地进行过导弹自毁试验。解体不仅包括火箭空中解体，还要引爆裂变部位，保证核弹头不发生核爆炸。当然这种模拟核弹头的“冷试验”是没有装载核材料的，只是在空中进行一般的炸药爆炸。

安装自毁设备的操作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此时的原子弹与导弹已经对接完毕，特别害怕意外引发灾难事故。这个时候，除了两个操作人员外，其余的要全部撤离现场。由于时值冬天，是最容易产生静电的时候，要重点防止静电产生而引发的爆炸。当然，官兵们除了穿上防止产生静电的服装外，还有一套处理静电的专门方法。

当时为了搞好“两弹结合”试验，前前后后共进行了多次试射。对导弹的稳定性、弹道的可靠性和弹着点的准确性都进行了系统测试。而实弹发射前进行的一次空爆自毁试验，则是检测空爆的真实效果。此次的空爆试验效果很好，火箭在空中解体后，碎片落在了周围方圆5公里，发动机弹回来掉在了发射场附近的一个山脚下，达到了预期目标。

空爆主要是防止火箭发射之后偏离预定轨道，坠入城镇居民区或者邻国地域，对核武器实行空中爆炸采取的补救措施。

在实弹发射前，发射操作现场共有两次人员疏散撤离。第一次是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时候。为防止发生意外，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员外，现场的所有人员要撤离。第二次撤离就是要在导弹仪器舱里安装相应设备，能够让导弹原子弹实现空中自毁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在两弹对接之后，也是发射前最危险的操作。当时是由发射中队的一班专门负责吊装，再由箭上班仪表组技师周明带领王群柱、王世杰两个操作手进行安装操作。

为保证做到万无一失，还要准备万全之策。就在实弹发射之前，基地还先后进行了3次人员撤离演练。第一次，基地能够走动的人都参与了。第二次，包括基地幼儿园的小孩也一块儿参加演练行动。第三次，将基地所有人员，包括在医院里打吊瓶的病员也一同进行了转移。

假若出现发射失败，那么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为此，有关部门还准备了转运撤退的专列和相关清洗车辆，把基地有关人员全部转运了出去。就连导弹飞行经过的区域，也对民众进行了相应的撤离和转移，仅在一个人口密集区就撤离了3万人。

……

“尖刀连”的士兵，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几十年来，在这个特殊的革命熔炉里，“尖刀连”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向兄弟单位输送了数百名技术干部和指挥人员，磨炼出数十位师团领导，诞生了5名共和国将军，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

发射倒计时

“加注”是导弹原子弹发射的重要程序，也是真正进入发射倒计时，当然也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

担负这次加注任务的是发射二中队的火箭发动机分队。当时，张积华是这个分队的技师，主要负责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当时火箭推进剂的原料有三种：

一是液氧。它的沸点是-183℃，必须在槽罐车里压力下进行保存。因为它的蒸发非常快，有时加注出现溢泄时，只能看见水滴下落，但不见地面痕迹，也就是说它在下落的极短时间内就完全蒸发了。

二是酒精。酒精是人们比较熟悉的物品。但火箭发射使用的酒精浓度相当高，达99.9%以上，接近100%，在化工原料里边属于一级易燃品。

三是过氧化氢。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消毒水，只不过这里使用的浓度很高而已。它属于一个化学介质。将其与另外的物质发生反应，以此推动火箭发动机内的涡轮泵驱动。其特点是浓度比较高，不太稳定，一旦遇到金属（特别是铁和铜）马上就会分解，遇到木材、棉布会立即着火，甚至引起爆炸。具有一定的毒性，操作时沾到身上，皮肤就会立即变色起泡。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如今的火箭有的还用起了固体燃料。

发射前，操作技师张积华和操作手邵世义、袁留成要将这几样东西分别加注到火箭内的不同箱体里。当时，东风二号甲属于中近程导弹，射程虽然不是很远，但装填量还不少，仅装运液氧的槽罐车就用了4台。

火箭燃料加注的危险在于燃料容易出现燃烧爆炸和毒气泄漏。由于液氧不容易保存，每次加注训练完毕之后，还有很多剩余液氧在火箭里（因为加注训练不需发射火箭），就要泄出重新注回加注车里，然后再把加注车开到戈壁滩上将液氧进行野外排放（因为液氧挥发太快，槽车也不能长时间保存）。由于易燃，要求操作人员不能带明火，连钉钉子的鞋都不允许穿，并且规定操作员在操作途中或者操作过后8个小时之内不能接触明火。

李西川、张积华、徐虹等几位当年的操纵员都给作者讲述过有关液氧引发的严重事故：

1965年，东风二号甲导弹计划于11月进行首次试射。10月20日，发射前最后一次合练顺利完成，加注中队的几位操作手到戈壁滩上处理剩余燃料，但在处理过程中，液氧突然起火，引燃了旁边的红柳丛，致使一名周姓战士着火。操作员王来、武润喜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帮助着火战友脱离了险境，但他们二人却双双着火，壮烈牺牲。

另一种原料酒精，也是比较危险的东西，主要是易燃，弄不好也要出事。当时部队驻地蚊子很多，有时训练结束后，有的战士就保留一点儿用以驱蚊，在使用过程中，一个战士不慎失火，也差一点就把他整个胳膊都烧了。

你别看这几种材料里面的过氧化氢危险性相对较小，但是张积华告诉作者，他们曾在一次实弹发射中，就因加注过氧化氢时出了问题，导致发射推迟。

原因是过氧化氢的加注连接器和其他的连接器不一样，口径很小，不到10厘米。再加上这个加注连接器端口是铝质的，螺纹又很细，细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就是几根头发丝那么细。人们都知道，铝制品是容易变形的，既然不好操作为何选择铝质呢？原因是过氧化氢与铜和铁容易起化学反应，选择铝材作为加注连接器的原材料也是迫不得已。加之这个连接器端口又较长，大概有20厘米。所以，加注连接时需要非常谨慎和小心，稍微不慎，就会导致比如開盖后拧不上，老是卡着连接不好的情况。由于铝材非常软，它就容易黏合，导致拧不上去，也卸不下来。在此次“两弹结合”发射之前的东风二号导弹定型试验时，操作手由于太紧张和不太熟练的原因，就出现了火箭发射时还没能加注完毕的事情。幸好，当时有关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都有人在现场，多亏厂家备份了一个弹体上的加注后门，加注分队手头也有一个备份的加注连接器。他们只好把导弹上的加注后门整个给卸了下来，重新安装了一个新的，并使用新的加注连接器。

这一次的教训非常深刻，从此以后，他们的训练就专门针对薄弱环节，时刻紧绷安全操作这根弦。

特别是受领发射准备任务之后，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多种设想。重点针对加注过程中可能出现泄漏、燃料箱后门不能正常关闭等情景，分别制定了清洗清洒、灾情预防、材料备份等相关预案并加强训练。

1966年10月27日早上5时许，天蒙蒙亮。张积华技师和士兵操作手邵世义、袁留成都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他们首先将加注连接器两端分别连接在运输车辆和导弹上方的加注口，然后进行了细致检查。

加注本身就有风险，如果出现某种问题，整个发射任务就要推迟，因为加注就是导弹发射的倒计时。

现年81岁、时任现场加注技师的张积华接受了作者采访。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确实对生和死看得很淡，觉得能够给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作出一点贡献是很光荣的事情。为此他还特地写了火线入党申请书。由于深感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每一过程都亲自操作。因为，他的头顶上方就是货真价实的原子弹头。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发射前夕的动员大会上，他高举拳头表决心时，基地李福泽代司令员亲自鼓励他，“是英雄，是好汉，发射场上比比看”那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场景。

燃料加注也是有时间规定的，因为有的工作要等燃料加注过后才能开展。尽管加注的时候风也小了，但天气依然十分寒冷，坐在驾驶室里等待他们撤离的驾驶员冻得不行，只有下车不断地原地跳动。而此时的张积华技师等人在防护服笼罩下，正全神贯注，身上还流着汗水。他们小心小心又小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好任务，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操作纰漏而出现状况。

为了以防万一，推进剂加注由他打主力。加注时间用了将近90分钟，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堪称完美。当加注结束，要把加注连接器的管子从弹体上取下时，张积华已是行动不便了，脚上的两只靴子已牢牢地冻在工作台上。导弹的尾部在液氧和寒风的作用下，早已冰层包裹覆盖，冒着白色的烟雾。

事后，张积华带领的加注小组荣立集体二等功，两名加注手分别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他本人也因表现突出，在荣立三等功的同时并光荣入党。

27日上午8：30，发射倒计时进入30分钟准备阶段。而负责调整舵机精度的副班长赵符修已经保持他那独特的姿势一个小时了，仍然坚持对舵机的电位做最后的调试。

前面说到，徐虹这个班是“箭上班”，就是直接跟火箭接触的。除了负责火箭上所有的控制仪器，还有火箭尾部的控制系统。

尾部的控制系统主要控制火箭飞行方向，为了保证火箭正常飞行，这就要求要把控制系统的电信号和电机的电信号两者之间的系统误差控制在0.3之内。

这个精度调试舱口在火箭尾部，操作人员要将手伸到箭体里面去调整相关设备的具体位置。实际上这个方法也是当年老一辈们的创造发明，其精度完全靠操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手感来掌握。刚开始是没有仪器测试的，后来才有了仪器测试。当然，现在的火箭早就不需要技术人员这样人工调整了。在具体调试过程中，最后要求精确垂直到中间线上，也就是说的零位上。由于工作环境的原因，既不能坐、也不能站，只能蹭在那里。

徐虹是发射班的班长，他要负责临射检查，也就是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结了的时候，对控制系统进行综合检测调试。这里面就涉及副班长赵符修负责的精度测试。那一天，赵符修已经把舵机系统误差中的两个参数调到了“0”，另外两个调到了0.1。其实，调整到了0.3以内都是符合要求的。

这时距发射只有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需要检测人员关闭仪器检测口，收拾工具，坐车撤离现场。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对现场人员来说，撤离越早越放心，越远越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活儿，也是对现场官兵心理的一个极大考验。那个时候还没有心理测试这一说法。发射中队到部队选调兵员就是先挑人，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今后工作生活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决定你是否拥有参加发射任务的资格。如果你能在这样危急的环境里静下心来那就容易成功，如果你心有杂念、紧张不安那肯定调试不好。

此时，赵符修耳边再次回想起钱学森对他的专门叮嘱：“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次任务，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精益求精。”于是提出让他再调试一次。分队长同意给他3分钟。赵符修很快把第3个参数调整到了“0”，最后还剩下一个“0.01”。其实，这个精准度已经是相当高了。

据徐虹介绍，赵符修此时调试的手已经冻得麻木，感觉不到误差了。而在地下操作室的他依靠测试仪还能感觉得到微小的误差。徐虹告诉赵符修：“0.1，可以了。”

赵符修知道，他调试的精度越高，火箭飞行的轨迹和弹着点的精度就越高。他没有停下，全身心地投入，没有丝毫的杂念，硬是把最后一个舵机参数也归了“零”。虽然天那么冷，但他的头一直冒着汗。“四个零”不仅仅是对工作的精益求精，也是对一名革命战士生死的考验。发射任务完成后，他荣立个人二等功。

调零工作完成后，此时距发射时间只有15分钟了。在发射前夕，负责接应撤退的车辆一台台在旁边静候着，谁的工作先干完谁就先走，并且要求10分钟必须撤到指定地点。舵机组的其他人员都已撤离，那天赵符修是最后一个，其他操作人员撤离时至少也是4个人一车，而他则享受了专车待遇。他一跨上马达轰鸣的汽车，撤离的车辆立马就飞起来了，整个人有种完全失重的感觉。

打开当年的影像资料，人们都知道地下发射控制室里总共有7个人。这7个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仔细甄别、优中选优挑出来的。这些专业人员不仅仅是会操作的技术骨干，还需有判斷和处置紧急情况的决策能力，决定危急情况下的发射继续或中断。他们就是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史册的“阵地七勇士”。他们分别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第一试验部参谋长王世成（发射阵地指挥）、发射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和徐虹。而真正的发射操纵员只有两名，就是佟连捷和徐虹（作者注：第一试验部是指该基地专门从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的部队，“阵地七勇士”全部来自该部）。

发射操纵员是选了又选才确定下来的，可在实弹发射前几天，操纵员佟连捷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老是拉肚子。

为了搞好导弹核弹的发射工作，基地针对可能出现的异常状况都有预设方案。针对佟连捷拉肚子这个问题，据说制定了多项具体的措施。一是事到临头佟连捷需要住院就得换人，他们准备了后备的人员。二是针对他在操作期间拉屎撒尿的问题，专门让警卫战士给他挖了一个临时厕所。当然这个厕所比较简陋，也就是在发射井外面10多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并用草帘子简单地围绕遮盖着。还有针对他身体不佳，爬不出发射井的问题，让警卫排拿来了几个大的罐头盒，以便在发射井里解决问题……部队领导还想到了更绝的一招，害怕到了发射操作时突发内急没有时间拿罐头盒子。特地为他准备了两根橡皮筋把裤腿扎上——关键时刻即使拉到裤裆里也不得离开岗位……

发射前两天，代理司令员李福泽专门叫来卫生队长和内科主任，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要保证佟连捷在24小时后不得拉肚子。医院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军医跟着佟连捷，监督他按时服药。功夫总算没有白费，发射那天，佟连捷还真没拉肚子。

……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也是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由于对原子弹的不熟悉等原因，一些战士开始还是产生了害怕心理。部队及时请核工业部的专家排忧解难举办讲座，还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成功发射导弹原子弹的重大意义，传达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对广大官兵的关怀。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导弹原子弹的成功发射，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道理。帮助大家克服恐惧心理，从心底里感受到参加这样的任务是极其光荣和自豪的事情。通过教育引导，部队官兵爱国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空前高涨。发射前夕，人们纷纷向组织写了保证书，发射中队自然也不例外，集体保证表了决心。中队也组织了动员会议，官兵们都在会上宣了誓。“地下控制室”的同志也向党委写了决心书，大家纷纷立下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豪言壮语。

数十年后，加注技师张积华说，其实他们当时自己也清楚，如果发射失败，他们的决心书就会成为遗书。

发射阵地距基地生活区50公里，自然是考虑了通电、通讯、通路等条件，以及点号设施安全等因素，这也是代司令员李福泽查看三个备选地点后拍板决定的。由某工程兵部队抢建完成的。

在距导弹发射台160米处，工程兵们在地下5米深的地方修建了专门的发射控制室。控制室由竖井、潜望镜和主控制室组成。直径一米的竖井是唯一出入口。通过两道防护门，每个防护门由20厘米厚的铅板制成。潜望镜位于两道防护门的中间，主控制室约15平方米的球形建筑以防止冲击波。整个建筑全是钢筋混凝土浇筑，墙壁上面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四周写有“我们需要的是强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等醒目标语。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这个点火发射导弹原子弹的工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十分牢固而神秘。

当年，在地下发射控制室7人当中，只有徐虹一人系战士，他是发射班的班长。其余都是技术干部和相关首长。他们亲自操作和见证了我国第一枚导弹原子弹的成功发射。

在这7人当中，操纵员徐虹和佟连捷在10月26日下午就提前进入了地下控制室。其实地下控制室的工作不仅仅是按一下发射按钮那么简单。发射台与控制室的电缆连接要配合，接好电缆后要对导弹上各控制单元进行内部测试。由于各分队与各分队之间相对是独立的运行体系，首先要保证控制系统的完好，然后在和其他系统相配合，测试工作量其实是很大的。

为了以防万一，有关部门特地給他们配备了防护服和放射剂量检测盒。事先还进行了方向辨别、风向测定、手势手语的联系方法和疏散方式系统培训。事实上，如果发射失败，那要看距离远近和损坏程度。如果现场发射失败，他们要从地下控制室出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为此，为了防止意外，基地组织了战地抢救和消防分队，他们还在地下控制室准备了能够维持一个星期的饮水和食品，安装了氧气再生设备。高震亚政委也剃了头发以表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决心，整个部队呈现出一幅幅壮士出征的悲壮画面。

……

1966年10月27日上午8时45分，阵地指挥王世成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然后同中队长颜振清又到发射阵地上仔细检查了一遍，才下到地下发射控制室。

10月27日上午9时，阵地指挥王世成在得到聂帅的命令后，现场向操纵员下达了“点火”口令。在众人的注视下，佟连捷果断地按下了“点火”开关，火焰一下就喷了出来，然后逐步加大进入到初级状态。此时的操纵员佟连捷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下一步口令。阵地指挥王世成用潜望镜观看了火焰的喷射情况，确定“当前情况正常”后，就由中队队长颜振清下达了“发射” 命令。

佟连捷果断按下了发射按钮。随着一声轰鸣，装载着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喷着浓焰，腾空而起，载着国人的梦想，载着民族的崛起，也搭载着基地官兵和无数人的奋斗历程直冲云霄，飞向大漠……

控制室里静得出奇，大家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吸，人们纷纷注视着控制台上各种仪表的电流电压等各种参数。此时，10多公里外的聂荣臻元帅指挥所和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和他们一样，都在默默地紧张地等待弹着区的消息……

9分14秒后，捷报传来：核弹头在经过894公里飞行后，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569米处成功热核爆炸，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

后记：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发射导弹原子弹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我们只用了两年。在西北大漠，当年亲自操作将导弹原子弹成功发射的有功人士数十年来都隐功埋名、默默无闻，他们当中虽多已作古，健在者均年逾古稀耄耋，然更显功盖千秋、伟业长存。

他们是青春年华的奉献者，伟大历史的书写者，惊天事业的创造者！他们平凡而普通，伟大又神奇！

作者简介

张仲全，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报告文学作家班）学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重庆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50多万字。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