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美国的经济政策对话，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被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在税收方面，默许全球竞相压低税率的做法已被淘汰，并以针对跨国企业制定的全球最低税率取而代之。直到最近还有点上不了台面的工业政策，也已经报复性回归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流行语曾经是放松管制和灵活性，而今谈论的却是优质岗位、纠正谈判能力不平衡以及向工人和工会赋权。曾经被视为创新和消费者利益来源的大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如今成了需要被监管甚至分拆的垄断企業。原本贸易政策都是关于全球分工和提升效率，现在都是关于抗冲击能力和保障国内供应链。

这些变化中的其中一些，是对新冠冲击的必要调整，或许也是美国经济中长期的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安全和市场力量集中所催生的不可避免逆转。但这理所当然要归功于总统乔·拜登，他为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团队，也顶住老一辈人的批评，迅速采纳了新想法。

自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经济政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模式，是有一个知识渊源的。它先是在学术殿堂里发展起来，再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公共知识分子推而广之。

但这一次，学术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后面。尽管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有所减退，但却并未出现凯恩斯主义或弗里德曼保守主义这类提纲挈领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