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海强， 陈雅凤， 余 晓， 陈璐璐

(福州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传统村落是乡土文化的主要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价值，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1].但在城乡关系剧烈变动下，传统村落不断消亡，全国230万个村庄中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不到5 000个，仅占总数的1.9%[2].传统村落消亡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根源在于人们居住行为的变迁.“城乡候鸟式”居住形式的出现以及新的居住需求，不断改变着传统村落的空间.目前，大量偏远山区的村落出现“空心化”，古建筑处于无人监管状态，不断损毁[3]；近郊型村落由于受城市扩展的影响，拆旧建新成为常态，建设性破坏突出[4].因此研究村民的迁居行为，对引导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住行为是多学科研究的领域，其中，社会学与管理学主要研究人类居住方式与居住行为的变化，探索居住行为理论[5]；地理学关注居住行为的空间特征，如居住空间的分布、演变及驱动力[6]；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研究居住行为与空间设计的关系，并根据人的居住行为特征，探讨住宅空间(户型)、居住区环境以及城市空间的设计[7—10].城乡关系的变革推动了农村居住行为的变迁，也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问题[11]，但有关村民居住行为变化对传统村落空间的影响研究较少.笔者从村民迁居行为入手，探寻它与传统村落空间演变的耦合关系，可为传统村落空间的治理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为获取村民迁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问卷设19个问题，主要分5部分内容：①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②受访者的家庭状况，包括家庭代数、家庭人数、收入来源、家庭支出、增加收入的方法.③受访者的居住条件，包括房屋大小、住房结构、居住的年限.④受访者的满意度，包括对环境情况、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传统民居的态度.⑤村民的迁居行为，并给出3个选项，即A在原宅基地建房、B到村外新宅基地建房、C到县城买房.同时，给出这3个选项对村落空间产生的影响，即A拆旧建新、B推动村落空间外延、C空心化.上述①～④是影响因素，⑤是迁居行为.同时，为获取有效信息，采取访谈式调研.

1.2 调研基地的选择

为获得迁居行为与村落空间演变的关系，采取横向比较的方式，取3种地域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基地：①近郊型村落——林浦村，位于福州市近郊区，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因林姓族人聚居而日趋兴盛，故名林浦.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名人众多，保留有尚书第、宗祠、明清时期的民居，是典型的传统村落.在城市扩展过程中，林浦村的传统建筑不断被拆除，建设性破坏日益突出[12].②乡镇政府驻地型村落——南阳村，位于寿宁县南阳镇，保留有大夫第、朝议第、报祖祠、岳阳桥、回澜桥、龚子杰墓、赤陵洋革命遗址等，还有“元宵福”、北路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阳村是依托镇发展的典型传统村落[13].③偏远山区型村落——桂峰村，位于尤溪县海拔550 m山谷，始建于唐乾宁年间，历史上商贾兴盛，至今保存40余处明清时期的建筑.该地区四周群山环抱，被誉为“云霞仙境”，但交通不便，是典型的衰落型村庄[14].

2 传统村落村民的迁居行为

2.1 村民的迁居行为

通过访谈式调研，在每个村落收集60份有效问卷共180份，借助Excel对问卷进行总体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在原宅基地建房、到村外新宅基地建房与到县城买房的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8%,21%,31%.选择留在村落的村民最多，约占1/2，且这部分人以年龄较大的留守人口为主，是目前村落发展的主要动力；约有1/3的村民选择到城市购买住房，希望享受城市生活，正积极准备被城镇化，不愿将资金投资在老宅上面；约有1/5的村民既不满足当前的居住条件，也不打算到城市买房，而是选择到村外围新宅基地建房，以获取更宽敞、便捷的居住环境.

从地域差异性看，选择在原宅基地建房、到村外新宅基地建房和到县城买房的人，近郊型村落分别为46%,19%,35%；乡镇政府驻地型村落分别为54%,32%,14%；偏远山区型村落分别为46%,12%,42%.偏远山区的村民选择到县城购房的比例最高(42%)，表明他们对既有的居住环境最不满意，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最强烈，非常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乡镇政府驻地型村民，选择留在村落建房的高达86%(其中，54%的人选择在原宅基地建房，32%的人选择到村外新宅基地建房)，说明这些村民对镇的居住条件满足，去城市购房的意愿不强烈.对于近郊型传统村落，虽然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强烈，但选择迁居到城市的村民不多，仅占35%，仍有近50%的村民选择留在村里建房.因此，城镇化给不同地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使村民在迁居行为上存在差异性.

2.2 村民迁居行为的影响因素

2.2.1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首先对180份问卷进行总体分析，考察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将村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问卷中第1～18问题)作为自变量(Xi),将村民的迁居行为(问卷中第19问题)作为因变量(Yi)，借助SPSS软件的神经网络分析模块[15]，获取每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图1).由图1可知，性别、收入来源、基础设施满意度、对旧房子的态度、收入水平、家庭代数等对村民迁居行为影响较大.从性别看，男性和女性对于建房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更倾向去县城买房，而女性多选择留在村落.个人的收入状况也影响村民的迁居行为，收入较高者大多愿意去县城买房.从家庭因素看，繁衍的代数具有重要影响，一、二代多选择留在村落，三、四代多选择迁居城市.而村落环境状况满意度、受教育程度、房子结构、房屋面积、家庭人数等因素对村民的迁居行为影响较小.

图1 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2.2.2不同地域影响因素分析 对近郊型、乡镇政府驻地型、偏远山区型村落的问卷进行独立分析，以探讨差异性.

1)近郊型村落.通过对林浦村的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影响村民迁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交通工具、基础设施满意度、环境状况、家庭代数、收入来源、受教育程度.从交通工具看，到城市买房的村民以电动车、小轿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他们占受访总人数的87%；而留在村里建房的村民步行的较多.从基础设施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10%选择不满意；留在村里建房的村民均选择满意.说明对基础设施的不满是推动村民进城买房的重要因素.从环境状况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11%选择很满意；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36%选择很满意.说明留在村里的村民对环境状况的满意度较高.从家庭代数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以三、四代为主(82%)；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包含一、二、三、四代.从收入来源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以打工(36%)、经商(24%)、自己经营企业(17%)为主；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以打工(50%)、经商(22%)、养殖(9%)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1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1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图2).

图2 林浦村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2)乡镇政府驻地型村落.影响南阳村村民迁居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住宅条件满意度、收入来源、年龄阶段、收入水平、环境状况满意度及受教育程度.从住宅条件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13%选择很满意；在原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50%选择很满意.从收入来源看，到城市买房的村民以外出打工(46%)、经商(27%)和有农产品收入(27%)为主；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以有农产品收入(50%)、经商(25%)、外出打工(25%)为主.从年龄阶段看，到城市买房、小于40岁的村民占75%；在原有宅基地建房、小于40岁的村民占47%.从收入水平看，到县城买房、中高收入的村民占40%；在原宅基地建房、中高收入村民占25%.从环境状况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均选择不满意；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34%选择很满意或比较满意.从受教育程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2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2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图3).

图3 南阳村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3)偏远山区型村落.影响桂峰村村民迁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环境状况、住宅条件、交通工具、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及家庭代数.从环境状况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18%选择不满意；在原宅基地建房的村民均选择满意或一般.从住宅条件满意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36%选择很满意；在原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80%选择很满意.从交通工具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40%以步行为主；在原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73%以步行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70%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55%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从收入来源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有50%以外出打工为主；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有45%以外出打工为主.从家庭代数看，到县城买房的村民为三代(60%)和四代(40%)；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村民包含一代(9%)、二代(18%)、三代(54%)和四代(19%)(图4).

图4 桂峰村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知，影响不同地域村民迁居行为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主要包括环境状况满意度、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交通工具、家庭代数及住宅条件满意度.村民迁居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选择到城市购房的村民，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外出打工或者经商为主要职业；以电动车和小轿车为日常交通工具；对村里环境状况满意度低；多为年轻人(三代、四代).选择留在村里的村民，对村里环境满意度高；受教育程度低；以从事农业或养殖为主；以步行为主要出行方式；多为年龄较长者.

3 迁居行为与空间演变的耦合关系

村民迁居行为影响传统村落空间的演变，为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村落空间演变划分为明清时期、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3个历史阶段.

1)近郊型村落空间的演变.林浦村空间演变的特征：①明清时期，该村空间增长相对缓慢，由村落中心向外围扩展，向北延伸至闽江岸边，临水而建.村落空间形态紧凑，类似“心”形.由于未经规划，街巷曲折多变，没有秩序.建筑以1～2层为主，高度统一而又富有变化.②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该村空间增长幅度较小，主要向东北角扩展，新增约20余栋建筑，村落形态由“心”形向“勺子”形转变.③20世纪80年代后，村落空间增长加快，一是向正东、东南方向扩展，形成新村，并被规划为严格的方格网，使空间肌理显得机械而生硬，与旧村格格不入；二是旧村的历史建筑不断被拆除，被3～6层的新住宅替代，形成新旧建筑混杂的局面(图5).

图5 林浦村空间增长的风玫瑰图

林浦村的空间演变与村民的迁居行为存在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居住行为变化不大，村落空间增长也稳定，并延续原有肌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村民的迁居行为发生较大改变，使村落的空间发生根本变革：①约有1/2的村民因收入水平限制，或对原有住宅存在眷恋，选择在原有宅基地建房.这种行为促进了村落内部空间的快速更新，使历史建筑和村落风貌受到严重破坏.②约有1/6的村民因对居住条件不满，选择到村落外围建房，推动了新村的出现，且从规模和空间肌理上彻底改变了原有村落的特征，使空间出现极不协调的“两张皮”.③约有1/3的村民对基础设施不满，或者由于职业的影响，放弃对原有民居的维护，选择到城市购房，促使村落空心化现象出现.

2)乡镇政府驻地型村落空间的演变.南阳村空间的演变经历了缓慢增长与爆发式增长阶段：①明清时期，该村落的空间增长缓慢.南阳溪在村落东头分叉，形成2条小溪，又在村落西头汇聚成1条溪流.村落沿着该溪流向东西扩展，形成“带”状发展模式.村落主街与溪流平行，呈东西向布置.小巷与主街垂直，呈南北向布置，整个空间肌理呈“鱼骨”状.②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村落继续沿溪流向东西扩展，形成狭长的空间形态，但总的增幅不大.③20世纪80年代后，村落空间以爆发式增长，规模增加了2.8倍.主要是西侧新村大规模建设，新住宅沿着S301省道向南北扩展，改变了原有的肌理，与旧村构成“T”形格局.新住宅以3～6层为主，打破了民居原有的尺度和风貌，使传统村落空间发生根本变革(图6).

图6 南阳村空间增长的风玫瑰图

南阳村空间的演变与村民的迁居行为关系：明清时期，村民的饮水和洗漱均依靠溪水，民居也依水而建，并沿溪流扩展.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该村落的空间以爆发式增长：①由于村民对基础设施、村落环境满意度较高，有86%的村民选择在村里建房(含在原宅基地建房和到村外建房)，大大推动了村落空间的快速增长.②有54%的村民受收入水平限制，或者对原有宅基地有感情，选择在原宅基地建房，使大量传统民居被拆除，现仅剩10余栋传统民居被保留下来，是保留历史建筑最少的村落.③有34%的村民由于对原有居住条件不满，选择到村落外围建房，推动了新村的快速发展，且新村规模明显大于其他2个村落.④有14%的村民选择到县城买房，所占比例最少，因此，村落空心化现象不突出，闲置住宅较少.

3)偏远山区型村落空间的演变.桂峰村空间的增长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增长：①明清时期是该村空间增长的主要时期.该村落最初选址于山间谷地，而后不断沿着溪流向南北扩展，侵占山谷平地.同时，建筑也向山坡推进，形成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风格.②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村落空间的增长较小，仅有少量建筑在村落外围出现.③20世纪80年代后，村落空间的增幅不大，仅有20余栋新增建筑，明显少于其他2个村落.新增建筑零星分布在对外道路的两侧，空间变的较为疏散，且有效利用面积也不断萎缩(图7).

图7 桂峰村空间增长的风玫瑰图

桂峰村空间的演变与村民的迁居行为关系：明清时期，外迁的村民数量较少，因为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村落空间的稳定增长.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村民对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低，选择到县城买房的村民占42%，明显高于其他2个村落，空间没有出现大规模增长.仅有12%的村民选择到村外宅基地建房，因为数量少没有形成新村，这与其他2个村显著不同.因人口外流现象严重，村落内部空间更新较慢，保留了大量老房子，较好地延续了传统风貌.但村落空心化现象非常突出，废弃的宅基地和民居随处可见.

传统村落空间演变的分异研究有利于分类保护：①对于近郊型传统村落，由于空间增长较快，建设性破坏突出，受城市扩展影响大，保护既要延续自身的空间特色，又要融入城市空间.“社区营造”是有效途径，即在保留原有空间的格局、肌理、尺度、特色基础上，改变村落功能，营造适应城市的社区，并积极融入城市空间.将传统村落(社区)打造为城市特有的空间元素，在肌理上有机联通，在功能上与其他城市空间互惠共生.②对于乡镇政府驻地型村落，由于空间增长较显著，“老街”和“新街”是构成村落空间的主要元素.因此，整饬老街，梳理新街，实现空间的互惠共生是空间治理的关键：首先，转变老街的功能，遏制萧条的态势，并对濒危建筑进行抢救性修复.其次，有效控制新街建筑的规模、体量、色彩，保持与老街的协调性.最后，有机串联新街、老街的空间，构成互惠共生的整体.③对于偏远山区型村落，人口外迁与空心化是突出问题，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只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因此，可实施“空间集约，土地复垦，重点保护”的策略.首先，拆除村落外围无序发展起来的零星建筑，使空间趋向集约.其次，将置换出来的土地进行复垦，以保障耕地的集中连片.最后，对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的建筑进行维护，予以重点保护.

4 结语

从村民的迁居行为出发，揭示它与村落空间演变的耦合关系.近郊型村落的村民约有1/3选择到城市买房；乡镇驻地型村落的村民则更愿意在村里建房；偏远山区的村民到城市买房的意愿最为强烈.影响村民迁居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状况满意度、住宅条件、交通工具、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家庭代数等.在村民迁居行为的影响下，传统村落的空间演变表现出不同特征：近郊型村落与乡镇驻地型村落的内部更新以及外部扩展均较强劲，建设性破坏问题严重；偏远山区型村落的空间更新缓慢，空心化现象突出.这对于传统村落的分类保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有关的具体保护措施仍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