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大典上度过71岁生日

黄炎培在60岁之后，才有了与共产党人往来的机缘

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一行抵达北平

巧的是，毛泽东也在这天下午率中共中央进京“赶考”

黄炎培（1878-1965），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1949年3月从香港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9年4月30日上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周恩来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茶话会，受邀者都是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与会的政协委员将几十年来的亲历、亲见、亲闻以及知识和经验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就是后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篇一幕。

会上，年逾八旬的黄炎培告诉周恩来，他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八十年来》。这本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记述了给黄炎培晚年带来重大人生转折的一次旅程：

1949年2月14日，我与爱人姚维钧乘汽车出弄，扬言赴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我们自公司前门入，后门出，坐上王艮仲预留的汽车到吴淞口，由中共同志陪同，搭特备轮船去香港。为了遮掩特务耳目，家中还大宴宾客三天。到第三天，报载黄某离开上海了。我呢，3月14日偕维钧和女儿当当从香港去天津，3月25日来北平，参加欢迎全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行自石家庄来到。

其实，在这段简短文字的背后，有更纷繁的背景和更曲折的故事。

七旬高龄的黄炎培决定迈出人生中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黄炎培在60岁之后，才有了与共产党人往来的机缘。1938年5月，黄炎培与周恩来在武汉国民参政会上第一次见面，同时期还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王若飞、陈绍禹、邓颖超等共产党人。

黄炎培在武汉和重庆生活期间，时常出席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各类聚会，或与他们私下交往，共论时局，促膝深谈，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他后来回忆：“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1943年12月，从不给自己庆生的黄炎培为董必武的六十寿辰写了一首贺寿诗。在这首诗的后面，黄炎培还附了一个跋语：

余与兄自民纪廿七年七月十八日汉口中路八十三号寓庐握晤订交，六年以来，一月数晤，乃至一旬数晤，晤必纵谈时局，深佩兄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吾人理想，大致相同，欲从国家民族达于全人类，平其不平，乐其乐而利其利，意兄亦谓然也。中华元气，凋敝已及，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兄将何以教我？

这显然是一段发自内心的感言，从中不难看到，黄炎培除了对董必武这位中共第一代党员的品格和见识深怀钦敬和推崇，似乎也已在思想意识上更接近和认同共产党人的主张，甚至有一种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期盼。他后来决然脱离国统区，奔赴解放区，从因果脉络看，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两年后，黄炎培有了一次延安之行，见到了毛泽东以及更多的共产党人，对中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延安之行中的见聞、谈话、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对话不仅流传甚广，而且传诵至今，已成经典。这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周期率”的著名的“窑中对”。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思想深处的一个转折点。很多年后，黄炎培总结说：“我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黄炎培就到虹桥疗养院与张澜、罗隆基、叶笃义聚会，“甚注意中共五一广播第五节”。5月17日，“访努生（罗隆基），共表方（张澜）、笃义听取张云川港归报告”。6月15日，他又在虹桥疗养院与张澜、罗隆基、叶笃义“商关于时局某一大问题”。

此时，香港正在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接连表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而“新政协运动”这个概念，正是由民盟提出来的。黄炎培所谓“时局某一大问题”，当与此相关。此前，他也曾与民建同人“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黄炎培在这两处日记中，都以“某问题”来替代中共“五一口号”中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可见在当时，即便是在最具私密性的日记中，他也不能不有所隐讳。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环境已恶劣到极点。

此时的黄炎培，表面上虽然还能与各方走动，但实际处境已每况愈下。杜月笙曾派人来告诉黄炎培，当局可能要对他下手;张治中也曾派人告诉黄炎培，黑名单中的第一人就是黄炎培。经再三斟酌，他以七旬高龄，决定迈出人生中重要而关键的一步：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解放区。

离开上海前“为了遮掩特务耳目，家中还大宴宾客三天”

王艮仲是协助黄炎培离开上海的关键人物。他此前已在香港面晤潘汉年，并与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黄炎培的秘密离沪方案，正是他一手策划的。王艮仲为此还向外界传言，将邀请黄炎培去南汇农场参观，以扰乱特务的视听。

王艮仲为黄炎培秘密离开上海所作的设计，与李济深离开香港类似，用的也是“金蝉脱壳”的方式。黄炎培曾两次用文字记录这段经历，一次是即时所写的日记，另一次便是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1949年2月14日下午，黄炎培离开特务环伺的荣康别墅，第二天上午登船启程。他在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下午即离家，我、维、当当易名王正方、谢信君、王小妹。明日化装走香港。是为第三次亡命：（一）清光绪廿九年七月去日本，（二）民十六、五、十九去大连……

将近十年后，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再一次回忆：

1949年2月14日，我与爱人姚维钧乘汽车出弄，扬言赴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我们自公司前门入，边门出，坐上王艮仲预留的汽车到吴淞口，由中共同志陪同，搭特备轮船去香港。为了遮掩特务耳目，家中还大宴宾客三天。到第三天，报载黄某离开上海了。

1949年2月15日中午11时，黄炎培乘坐的客轮从上海启航。2月16日，船过台湾海峡，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四时顷，抵台湾基隆口外。此时最危险。”2月19日上午，船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徐伯昕、文汇报采访主任唐海以及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负责人等到码头迎接。黄炎培先被接到雪厂街如云旅馆歇息，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等当天即来拜访，并“约明日上午十时续谈”。当晚，黄炎培入住商务印书馆宿舍，他的楼上住着同样从上海来香港等候北上的友人陈叔通和马寅初。

黄炎培此行的目的，是北上解放区，因而一到香港便在第一时间与潘汉年和夏衍见面;第二天，他如约到如云旅馆又与潘汉年“深谈两小时”。两次谈话后，他的去向已定。2月28日，潘汉年再访黄炎培，就北上行期等具体事项与他交换意见。

3月14日晚，黄炎培一行从香港登船北上。此行除黄炎培夫妇及女儿当当外，还有盛丕华、盛康年父子和俞寰澄。

毛泽东：“黄任老是我进北平后请教的第一位先生”

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一行抵达北平。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半，抵前门车站，大批人来迎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连贯等等，李任潮、沈衡山、章伯钧、谭平山等等，迎入六国饭店，住108号，招待无微不至。”巧的是，毛泽东也在这天下午率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到达西苑机场。黄炎培风尘未洗，便匆匆地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留下了一张后来广为流传的合影。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邀请黄炎培作为第一位客人来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表示“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是我进北平后请教的第一位先生”。

毛泽东与黄炎培交流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黄炎培讲述了1945年创建民建的过程。毛泽东表示肯定，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黄炎培做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民营经济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一方面向他们传递、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他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言谈中，黄炎培感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

3月28日，根据与毛泽东的谈话，黄炎培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朋友们去电，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就邀请陈嘉庚参加新政协会议及组织工商考察团之事拟定电文，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敦促他们前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黄炎培日记》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始归。”

后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周恩来说：“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

黄炎培的信函参政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公然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这引起了黄炎培的极大义愤。他读了白皮书后，无法按捺心中怒火，马上组织民建其他负责人在北平召开座谈会。

毛泽东读到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名义发表的《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后，欣然命笔，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很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在拜读毛泽东的来信后，即于当日挥毫复信。这是黄炎培在建国前夕第一次以书信方式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阐述他的看法和意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润之主席：

读尊示对民建斥美帝白皮书的发言的指示，我们是很感动很兴奋的。

民建自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以来，我们常在奋勉之中带一些悚惧，不是对外倒是对内的教育问题，整个的对外政策的胜利我们确是有信心的。问题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资产阶级迅速了解到建设中斗争，斗争中建设的道理，而鼓起他们的勇气，发挥出力量来，希望主席指教。

此文经过在平许多民建同人开会研究，小组讨论而定稿，执笔起草者是孙起孟兄。谨谢厚爱，并致敬礼。

毛泽东想起与黄炎培的交往，马上欣然命笔，再复一信。8月29日，黄炎培回信：

润之主席：

谨陈三事：

一，近作一文，题目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自己很高兴，环境允许我今天畅畅快快把过去几十年经过，很真实地写出来给大众看看，同时已经安排好一条新的途径，让这一群人继续努力，前者很愿先生更亲切些。鉴察到我们自己乐于陈述出来的长期苦斗中所犯的毛病与自己感觉到这些病根的由来，而赐以指正。后者更愿先生指示，我们这条新的途径有没有错误。因此陈上小册，敬求公余赐览。

二，续奉手示，承对民建办事方式，加以赞许。正触及我心头一点，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作一番具體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据我所读到的，民主集中制初见于1938年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项，而刘少奇先生修改党章报告第五节亦已详确地分析清楚。我意再为具体说明。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及编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送，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天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

三，（略）

毛泽东在收到黄炎培寄来的信及附件以后，当即抽时间阅读，并于9月17日再次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内称：“此文很好，我一口气读完。末两页更好，这是你们的纲领，应该送报馆发表。”黄炎培遵从毛泽东的意见，将民主建国会起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交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

10月1日，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并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

下午三时，天安门上头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秘书长宣布开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各就位。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宣告政府成立，升国旗（五星红旗）、礼炮五十四发（象征政协五十四单位）。主席宣传公告。毛泽东主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阅兵，总检阅朱德总司令。

民众游行。广场三十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

入夜，火炬，五色火焰升宵。

这一天是黄炎培71岁的生日，开国大典的盛举，人民欢乐的场面，使他夜不能寐，心情无比激动。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向北方》，李红梅、刘仰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黄炎培日记》，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双清别墅的客人》，李红梅/文，《人民政协报》2019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路运占/文，《学习时报》2020年9月25日;《与毛泽东书信交往 党外名流黄炎培的信函参政》，窦应泰/文，新华网200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