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事可做”

“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

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

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49年2月从香港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叶圣陶“落了单”，不在“文化人”迁徙的“潮流之中”。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当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叶圣陶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的奔赴解放区。

北上不是为了“避扰”，而是“为有事可做”

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前，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大规模逮捕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叶圣陶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叶圣陶常以看望母亲的名义住在霞飞路的妹妹家里，以防国民党特务在夜间突然搜捕。严峻形势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邀请叶圣陶离开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并主持出版方面的工作。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和夫人胡墨林悄悄地从华盛码头乘上“永生号”轮船，经台湾基隆，于1月11日到达香港，住在德邻公寓，与陈叔通“比屋而居”。香港工委和文委的负责人夏衍、邵荃麟、宋云彬、杜国庠、李正文等热情欢迎叶圣陶。叶圣陶当时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曾把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进入北平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他在《<北上日记>小引》中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香港成为当时的中转站，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在日记中，叶圣陶记录了他坚决北上的原因：“若不为有事可做，仅为避扰，决不欲有此一行也。”抗战期间，叶圣陶“落了单”，不在“文化人”迁徙的“潮流之中”。而当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叶圣陶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地奔赴解放区。

在香港停留的短短两个多月里，叶圣陶和陈原、邵荃麟一起商量编辑一部小字典，“此字典拟供应工农之略识文字者”，并且他们已在为此作准备了。在一些文艺座谈会上，叶圣陶谈了对文艺创作的看法：“一、文艺勿为社会科学之例证与文艺理论之演绎。二、文艺创作必注重语言文字。”这些主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教育和文学创作都很有意义。

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寄托兴奋的心情，他们不曾料到，这首歌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2月28日中午，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英国货轮——“华中号”离开香港，驶向北方。这一天，叶圣陶从香港乘船动身去解放区，同行北上的共27人，叶圣陶写道：“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禴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

自2月27日下午起，“华中号”的乘客分批登船。所有乘客都乔装打扮一番，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柳亚子等年长者扮作商人，女士扮作搭客。其余乘客则以船员身份上船，宋云彬扮作庶务员，张志让扮作副会计员，郑振铎和傅彬然扮作押货员，叶圣陶、曹禺、刘尊棋扮作管舱员，徐铸成等人也都扮作各种名目的船员。

党组织精心安排，对可能遇到的盘问均预先作了关照，“设想之周，防备之密，至可佩服”。

2月28日上午11时50分，“华中号”起航。每天晚餐后，民主人士都会聚在一起开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消此旅中光阴”。轮到叶圣陶出节目时，大家起哄让他说个笑话，叶圣陶笑道：“我不会说笑话，给大家出个谜语代替吧。”他略一思索，说：“谜面就是我们一批人乘这艘轮船赶路，谜底为《庄子》中的一个篇名。”大家猜来猜去，最后还是宋云彬猜中了：《知北游》。叶圣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知，盖指知识分子之简称也。”猜中的人可索要奖品，宋云彬点名要叶圣陶作诗一首，并请诗人柳亚子和之。

回到船舱，叶圣陶兴奋得久久睡不着。想起宋云彬要的奖品，他深夜起身作成七律一首：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诗中说出了叶圣陶北上参与国事的志向，但是“至于究竟是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第二天早晨起来，风平浪静，晴光满窗。叶圣陶拿出昨夜作成的诗，大家相传观看，交口称赞，说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都有和作。诗言志，这几位尚未踏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抒发感慨，憧憬之情跃然纸上。毛泽东后来的词句“心潮逐浪高”来形容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很恰当的。柳亚子更不愧为南社先驱，连篇赋诗，一路畅吟，尤以开船当天所作最能代表他及同舟人士的心境：“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3月2日的晚會上，大家饮酒作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寄托兴奋的心情。叶圣陶他们不曾料到，这首歌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的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

3月5日午后，“华中号”到达烟台。叶圣陶一行受到徐中天市长和驻地解放军贾参谋长的热烈欢迎。叶圣陶对这两位共产党干部的“印象甚佳”，认为他们“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徐中天告诉他们一件大喜事：国民党军舰“重庆号”于日前起义成功，从上海开来烟台。叶圣陶他们更加高兴了。

3月7日，“知北游”一行乘车前往青州市，虽一路颠簸，可见到土改后的“村人脸色多红润，可见其生活不恶”，心情都很愉快。当晚，一行人住在莱阳西边三里庄的农家，叶圣陶见到25岁的青年干部曾汝，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他感到共产党善于“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义”。

3月10日，他们到达青州市。当时渡江战役尚未打响，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在国民党手中，青州便成为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所在地。党政军不少负责人都到车站迎候民主人士，叶圣陶有“如归之感”。他“听吴仲超君谈收藏保管文物之情形，头头是道，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次日，在华东党政军机关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叶圣陶说：“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的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解放区的一切都令叶圣陶感到新鲜，感到振奋。

3月11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驱车来到华东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孟家庄。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主持大会，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致欢迎辞。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司令官名许世友者，发声宏大，措辞简洁，余萧语同座者，此莽张飞也。”

3月12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来到青州城北40里外的萧庄，参观解放军官教导团——即收容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的场所。《徐铸成回忆录》所记甚详：

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面……有一次，文彬告我：“王耀武想见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见。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断问我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问”。也可见那时他已有雄心，抗战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那时，他已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任山东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直至济南围城被俘）。

这次我去“军官团”时，身着一件旧棉袍。他大概俯首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绍到我时，他抬头注视，并对我微笑点头。舒同在旁边看得清楚，轻声问我：“你和王耀武认识？”“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儿参观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解他目前的思想情况。”会晤后，柳亚老对他们“训话”，劝他们“回头是岸”。

3月13日下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解放军用卡车送至招待所，诸民主人士与其谈话。杜聿明因名列战犯，加戴脚镣，与王耀武等不同。叶圣陶观察，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民主人士纷纷历数并质问其罪，杜聿明则“皆言不知其详”。叶圣陶在日记中分析：“一般印象，渠或亦知必将判罪，故态度与王耀武不同，王因希望能得安然释放也。”十年后，上列被俘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等都陆续被特赦，后来又陆续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与此行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同堂开会，共商国是。

“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

3月18日上午10点，叶圣陶一行经过近20天的海陆兼程，抵达北平。先期北上的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几十位民主人士及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车站迎接。随后，民主人士一行被接入北平六国饭店，“知北游”行程至此结束。

柳亚子、叶圣陶、宋云彬等人的日记及徐铸成回忆录都没有对这二十来天的旅程留下多少附加的感慨或反思，但这段经历对他们每个人都“决非寻常”。到北平四五天后，友人许宝驹来探访时，叶圣陶在日记中提了一笔：“许昂若来谈，与同饮于云彬室中。共谓我人经历艰险，而今犹得在此饮白酒吃花生米，未尝不可慰。昂若在沪，为特务人员监视，前后门各有一怀枪之人，历时半月，居然能溜走到香港，亦为幸事。”40多年后的1981年，叶圣陶为即将出版的《北上日记》写了一篇“小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谓对此行进行了总结：“从香港北上的二十七人中，大多数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加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

叶圣陶到北平后，立即投入到文艺界、教育界的社会活动中去。到北平的第二天，他就和周扬一起商谈组织全国文艺界协会的事，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是七名常委之一;他还出席了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会。

3月25日，叶圣陶和各界知名人士一起驱车前往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迁来北平。周恩来是叶圣陶的“旧相识”，而毛泽东则是第一次见到叶圣陶。检阅军队时，“所见军容军械甚盛，军械大多系国民党送来之美式装备”，叶圣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诚意义深长之大事也。”

6月，叶圣陶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委员，参与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9月21日，人民政协开幕，他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政协会议，并被推举为政协常委。随即，叶圣陶被委任为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

1949年8月，叶圣陶等编写的《初小国语课本》《高小国语课本》《初级中学国文课本》和《高中国文课本》就由新华书店出版了;9月，《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又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联合出版。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与新的国家同时诞生！这是叶圣陶为草创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一天，叶圣陶一大清早就来到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会所主持升旗礼。“大殿前原有一旗杆，全体同人东向立，唱国歌，注视国旗上升。”他们以这种方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之后，叶圣陶驱车赶到车站，欢迎以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

下午2时半，叶圣陶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凭栏而望，群众之盛，红旗之密，颇有壮观”。3时，开国大典开始了。叶圣陶在城楼上亲耳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目睹了“海陆空俱备”的大阅兵和群众队伍游行的盛况。到了晚上，“所携之纸灯皆点燃，或则持火炬，殊为大观。五彩高射花炮齐发，亦殊可观”。

葉圣陶回到家已是晚上9时了，他兴奋地写道：“如此场面，如此意义之盛事，诚为生平罕见”，却又觉得，此时，文字都显得如此的贫乏：“余谓文字之用有限度，如此之光景，唯有五彩电影可以摄其全貌与精神，文字必不能也。”

（责编/黄梦怡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向北方》，李红梅、刘仰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叶圣陶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日子里》，庞旸、叶永和/文，《中国政协》2009年第8期;《叶圣陶1949年的山东之行》，刘书龙/文，《齐鲁晚报》2014年9月12日;《涓泉归海复何求——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商金林/文，《传记文学》2018年第1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