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就要出来了”

提議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

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马叙伦（1885-1970），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1948年11月从香港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随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马叙伦感到无限幸福，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晚，他写下“得宿”二字抒怀，以寓其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大半生后终得归宿。

从广播中听到“五一口号”，欢呼“太阳就要出来了”

1948年4月30日，马叙伦从广播中听到“五一口号”，非常兴奋，认为口号“给新中国前途带来无限的喜慰”。5月5日，由马叙伦起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等12名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号召。

随后，马叙伦在《群众》杂志撰文《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欢呼“太阳就要出来了”，并说：

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折时局的曙钟……全国人民一致期望着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期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以启示，现在实现了。

“五一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它震撼了反动的独裁政权和他的集团的魂魄，等于一篇胜利的“檄文”。

5月间，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香港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表示：“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指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首次公开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在台湾的二哥和小弟，一定要通知他们快快出来”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平安抵达哈尔滨后，方方、潘汉年等香港分局负责人和钱之光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随后启动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钱之光回忆：“刘昂同志等在大连又租了苏联的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来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这艘苏联货轮名为“阿尔丹号”。

按计划，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应该在1948年10月底前后动身。但“阿尔丹号”货轮在进入香港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与一艘英国商船相撞，搁浅在海湾，不得不入船坞修理。第二批民主人士启程的时间也不得不随之延宕。钱之光说：“我们只好另租一艘挂葡萄牙国旗的船回解放区。”这艘货轮就是“华中号”。

马叙伦和郭沫若都参加了香港分局1948年八九月间在李济深寓所召开的两次北上准备会，应该属于原计划第一批北上者。但皆因家庭等原因，未能成行。因此，作为第二批北上人员，离开香港前，他们的出行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比起其他民主人士，要更加充分一些。

马叙伦动身北上前，最大的牵挂是尚在台湾的两个儿子。临行的前一天深夜，他迟迟不能入睡，写了一张留言条，并嘱咐女儿：“在台湾的二哥和小弟，一定要通知他们快快出来。来香港后，带着我留下的条子去找中共联系人，设法北上。”后来，马叙伦的女儿以“母病”为由，电召兄弟俩到香港。他们先后抵达香港，由中共香港分局安排转赴解放区。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包括马叙伦、郭沫若、陈其尤、丘哲、冯裕芳、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许宝驹、许广平、周海婴（鲁迅、许广平之子）等，中共方面陪同的是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一共是17人。其中，冯裕芳因为年老，长年多病，到达东北解放区后再度病倒，1949年1月27日在沈阳去世。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

罗培元作为香港分局统战委的工作人员，参与护送前两批民主人士上船。他曾忆及丘哲得悉将要北上时的心情：“丘老高兴得好像个小孩子遇上过春节那样，欣喜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刚满18岁的周海婴在采购自己和母亲北上日常用品时，缩减了棉衣等方面的开支，用省下来的钱购买了一架照相机。这一举动意义重大，为记录这段历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48年11月23日深夜，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乘坐的“华中号”货轮起航。

“华中号”航行至台湾海峡时，遭遇了强台风。好在船长富有应付风浪的经验，沉着指挥轮船航行，有惊无险地闯过了这一关。周海婴回忆：

听船长说，其实最危险的还不是风浪。他说如果那晚的风力再增强一级，这船必须靠岸躲避，硬顶是绝对顶不住的。而这时我们的船正行驶在台湾岛的边缘，即是说只能靠拢到“虎口”上去。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风浪逐渐减弱，船才得以恢复正常航行，否则结局会怎样，谁也难以预测。

此类不可预知也无法防范的风险，正是北上秘密行动最大的隐患。“华中号”幸运地躲了过去，其他批次北上的民主人士也幸运地没有再摊上。

“华中号”的乘客中不乏能诗者，而且海上长途旅行，写诗及相互唱和，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打发时间的方式。郭沫若一路留下几十首诗作，在他的提议下，“华中号”上还办起一个“波浪壁报”，“以俾诗词传阅”。在10天的航行中，郭沫若不断有新的诗作张贴在“波浪壁报”上，马叙伦、丘哲等也不甘落后，三人频频唱和，构成了这趟旅程中的一道景致。

在航行中，大家通过收音机得知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欢欣鼓舞。船上还自发地举办过几场晚会，以打发晚饭后的空闲。周海婴回忆：

有时晚餐之后，睡觉尚早，大家并不急于回舱，这时便有沈志远、黄振声等几位较年轻又活跃的组织文娱晚会。可惜这批人里没有演艺界的成员，只配当个观众，谁也出不了节目。无奈之下，只能搞些大众化的内容不外乎唱些解放区的歌，讲些笑话。这当中，唯独许宝驹先生的京剧清唱很精彩，最受大家欢迎。他身材并不高，但嗓音洪亮，唱的是老生，“秦琼卖马”之类，韵味十足，唱了一段又一段，欲罢难休。直到他的压轴戏结束，大家才回舱休息。

参观东北解放区，使民主人士深受震动

第二批民主人士出发时，东北已全境解放。1948年12月6日，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抵达沈阳，入住铁路宾馆。马叙伦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沈阳时，沈钧儒等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以及朱学范、李德全、王绍鏊等还在从哈尔滨去沈阳的路上，李济深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仍没有离开香港。因而马叙伦一行是最早到达沈阳的民主人士。

马叙伦的孙女马今回忆：

祖父一行到达东北时，正值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祖父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祖父用“爝火”形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充分表达了他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

到沈阳后，祖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

1949年1月1日，毛主席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祖父立即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表示完全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坚决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摒弃“中间路线”，坚定地站在人民革命一边。

1月26日，祖父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34位民主人士应邀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在平安座剧场（现址沈阳市文化宫）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发表演说。“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反动未消怀怒忾，和平有路扫尘埃。后至防风须就戮，末朝封建定成灰。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这首即席而赋的诗，代表了祖父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初心，以及对胜利的信心。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众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地点，由哈尔滨改为北平。

2月14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到沈阳迎接马叙伦及其他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林伯渠带给马叙伦和许广平，信中写道：“彝老景宋（马叙伦的字及许广平的笔名）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谦忱，并祝康健！”

这期间，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还组织民主人士参观了东北解放区。恢复生产的工厂，农村土改及选举场面等，使民主人士深受震动，此前曾有人对共产党的主张有过怀疑，参观之后，他们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跟随共产党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月23日，先后三批从香港秘密北上，以及个别零星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共35人，在林伯渠、高崇民、田汉等陪同下，登上专列“天津解放号”离开沈阳，于2月25日抵达北平。

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马叙伦担任第六组组长，主持草拟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和纪年方案。

1949年9月21日到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叙伦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四个重要决议。其中，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提议是由马叙伦提出。

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随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马叙伦感到无限幸福，热泪盈眶。当晚，他写下“得宿”二字抒怀，以寓其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大半生后终得归宿。

因为有这样的“一路走来”和对新中国的无限热愛，才有了马叙伦充满感情的0001号建议案。

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当时马叙伦生病在家休息，但已经亲笔写好了关于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案，并委托许广平向会议提出。

会上，许广平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林伯渠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

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提议，由政府决定。”

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宣告：“自一九五零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马今说：“祖父的这个0001号建议案所代表的是一组群像，是一段岁月，以10月1日替代旧国庆日也不是简单的日期更迭，它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创。”

马叙伦对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病情十分沉重之际，护士见马叙伦精神稍好，就请他写几个字，当时他已不能正常书写，但仍然勉强地提笔写了：“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既是马叙伦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是他留给民进的政治遗嘱。

（责编/黄梦怡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向北方》，李红梅、刘仰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马叙伦孙女深情回顾人民政协0001号建议案的诞生》，姜虹/文，《沈阳晚报》2020年1月3日;《听取传书奏凯回——马叙伦祖孙三代的“北上”情缘》，马今/文，《团结报》2021年6月18日;《协商建国》，丁云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