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变庭 梁韵彦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亲祀汾阴。这一事件与泰山封禅、圣祖降临等系列活动一道，在“澶渊之盟”后，昭示着北宋的“太平”景象。然而，自提请之日起，西祀就遭到了众多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宋史》对此评价极为负面，叹当时“一国君臣如病狂”。(1)(元)脱脱：《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2页。学术界对此研究众多，不少沿袭北宋仁宗以后士人的观点，认为此系列事件源于真宗以“城下之盟”为耻，因强化自身“威权”而作政治表演，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北宋朝廷的“三冗”问题。(2)刘静贞：《威权的象征——宋真宗大中祥符时代(1008-1016)探析》，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三辑，“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第43-70页；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56页；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42页；杨高凡：《宋代“三冗”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173页。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对真宗朝各类大型礼制活动的评价，由负面逐渐转向理解。有研究指出，“东封西祀”有“尊王攘夷”的政治目的，符合中古社会“神圣政治”的特性；(3)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中国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9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1-326页；闫化川：《论宋真宗时期的“东封西祀”》，山东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亦有学者认为东封遵循了儒家经典中“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的传统，能帮助强化真宗皇权的合法性；(4)张维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禅》，(中国台湾)《清华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