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云

在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被许多研究者当成是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代名词。在这种认知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无须再追问其究竟，这在我国相关研究领域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已经预设了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指导中国实践这一前提，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将无从谈起。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做些分析与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认识论命题

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以对问题的理论解决为目的的，因此，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确定的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为更好地理解它，我们先从“中国化”问题的属性谈起。

首先，从“中国化”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它是同我党领导的中国实践密切相关的。要明确问题的实质，须先探究它发生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提出“中国化”主张，主要是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这是我国学界的一种普遍性看法，但这种解释明显将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发生混淆了。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