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强，杨明悦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1939年，霍乱又开始在西安流行，并蔓延至全陕西。与1932年西安流行的霍乱相比，1939年霍乱显然在流行速度、范围和危害上要轻缓许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显然在1932年以后，地方政府实施的防止霍乱流行的预防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众通过注射疫苗，身体内获得了防止霍乱病菌感染的抗体；另一方面，防疫手段也由1932年的先治后防转为先防后治，如通过宣传手段、疫苗注射以及完善基层防疫体系等措施来提高民众的防疫观念，因此疫病的预防效果较为显著。然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往往突出1932年霍乱流行的相关内容，(1)其中代表作有：张萍《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73-83页；刘炳涛《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第113-124页。此外，有学者也针对内陆城市之外的1932年霍乱流行作了个案城市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崔占龙、夏泉《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举措及评价——以1932年霍乱为例》，《暨南学报》2020年第3期，第21-32页。缺乏长时段的考察，这一弊端导致对西北疫病史的认识出现碎片化、割裂化和片段化的误解，因而无法从贯通性、长尺度中考察我国近代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防疫近代化的历史轨迹。因此，本文拟以1939年西安霍乱的流行与防治为切入点来完善学界在此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

一、西安1939年霍乱流行前的预防措施

1939年霍乱是继1932年后，西安发生的又一次霍乱疫情。因此，想要厘清1939年霍乱的防治过程，首先就要了解1932年至1939年间，西安为预防霍乱采用了哪些预防措施。

(一)增设防疫机构，开展调查统计

1932年前后，西安发生了两件对于防疫事业影响较大的事件。其一，1932年西安改设为陪都“西京”，并直接隶属于中央行政院。西安城市地位的提升，使得城市交通、经济、文化和卫生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二，1932年霍乱流行后，西安地方政府和民众都深刻地认识到防疫对于民众健康、社会稳定以及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西安地方政府积极设立防疫机构，以便及时有效地掌握本地疫情，从而杜绝和减轻疫病所带来的危害。这突出地体现在近代西安第一个防疫机构——陕西防疫处的设立，它在防疫资源协调、防疫力量调动、防疫经验积累和防疫措施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1 1933年—1939年西安建立的防疫机构

1939年前，西安新增的上述防疫机构，其主要负责西安乃至全省防疫工作，特别1939年卫生总队的成立，打破了过去西安没有专职负责防疫工作机构的历史。该机构下设总务科、医务保健科和防疫统计科，并设五个分队，主要与当地卫生院配合处理防疫事务。[1]

总之，1932年后，以陕西省卫生处的设立为标志的防疫机构，在开展日常疫病治疗的基础上，还普遍开展了对疫病的调查统计与预防工作，从而为研究疫病发病规律、制定疫病防治方案和分析城市疫病特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建立了一套适应西安本土运行的疫病调查、统计与预防体系，最终达到了防控疫病，稳定社会的目标。

(二)利用传播媒介，扩大防疫宣传

防疫宣传早在治、防1932年霍乱时便已出现。然而，当时的防疫宣传形式和内容都相对简单，只是张贴和发放一些带有防疫标语和科普内容的画报与书籍。1932年后，鉴于在治防霍乱的过程中，因人民知识缺乏，卫生素养全无，本可以人力防治者竟因迷信而扩大的教训，[2]防疫宣传的范围和内容都较之前有所扩大与丰富。

在宣传形式上，1932年后，幻灯片、卫生壁报、卫生展览会、卫生广播、提灯大会、家庭访视和卫生宣传游艺大会等不同类型的宣传形式都已出现。而在宣传内容上，则不仅仅是对于霍乱常识、霍乱防疫知识和防疫手段的介绍，还扩大到妇婴卫生、营养摄取、环境卫生、病源灭杀、媒介控制和防治技术等各个方面。

表2 1939年—1940年西安卫生展览会各类宣传统计表

由表3可见，在1939年至1940年的卫生展览会上，家庭访视有1098次，示范2186次，共计发散宣传品16682张，参与人数达109881人。此外，当年西安还利用电影院举办幻灯片宣传5355次、电台演讲7次、提灯大会1次以及卫生宣传游艺会3次等多种不同形式的防疫宣传活动。

表3 1939年西安夏令卫生宣传周广播时间分配表

除上述形式和内容外，利用当时新的宣传手段广播、报刊进行卫生宣传也是扩大卫生宣传的重要方式。1939年，为了确保市民健康，并使更多人接受近代防疫知识，西安地方政府开始大力利用广播来进行卫生宣传。期间，由于“新生活运动”的推动，西安更加重视无线广播的防疫宣传职能。当年，由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发起的卫生会议就决定“兹定自六月七日至十三日为宣传周，函请本市卫生专家及名流学者前往陕西广播电台播讲有关夏令卫生的各项问题”。[3]自此，卫生广播讲演成为政府宣传防疫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据档案资料显示，当时西安在每年举行的夏令卫生运动期间都有关于防疫方面的广播宣传。

此后不久，陕西广播电台逐渐将防疫宣传常态化，每天都设有防疫讲演的广播，且都集中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同期，西安地方报刊也顺势刊登和报道涉疫知识和推广防疫技术，如《陕西建设公报》刊登的《麟游牛疫流行甚烈编发防治法》。[4]据统计，当时在西安创刊的医学专业学术期刊有近十种之多，其中尤以西医期刊最多。

总之，上述宣传方式的实施，使防疫知识和技术在1932年霍乱后的西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并起到了引进先进医学理论、启发民智的作用，为西安市民特别是城市居民逐步认识和接受西医防疫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自制疫苗，普施注射

1932年霍乱结束后，陕西省在陕西防疫处的基础上于1935年在西安又增设了陕西卫生委员会。1937年，又将陕西卫生委员会进一步扩充完善，最终组建了陕西卫生处。陕西卫生处的成立大大增强了西安乃至全陕西疫病的调查、统计和监管能力。这一时期，由该处负责，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民众注射疫苗。

前主席杨公谓饭宁可一日不吃，而疫不可一日不防……今由本处酌定，先与关中区各县，每县发给虎疫疫苗五十瓶。但临、渭、二华、潼数县，交通较便，应照此数加倍，每县各发给虎疫疫苗一百瓶。其它南北两区，每县各发给虎疫疫苗六十瓶。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迅即具领回县，随时注射，藉以预防，至要至盼。[5]

从这段材料中可见，陕西卫生处要求全陕各地都要认真履行注射霍乱疫苗的任务。而这一时期，陕西也已经能够独自制造霍乱疫苗了。虽然陕西可以独自制造霍乱疫苗的起始时间暂未可知，但其源于1932年的陕西防疫处确是毫无疑问的。陕西防疫处之创设，本就为诊疗1932年霍乱，因此创设之时便设置了防疫科。1933年，该处又增设了制造科。该科成立初，最先只能制造牛痘浆，后通过学习和购买上海、北平等地的疫苗制造器械从而仿制出霍乱疫苗。[6]随着业务的扩大，该科最晚至1933年底时，已可以仿制各类疫苗血清。

从1937年抗战开始，在对外交通被阻隔的情况下，1939年霍乱之所以未在西安城内流行，这与当时陕西疫苗自制并普遍注射有着很大关系。对此，史料记载：

1939年9月，卫生试验所制就霍乱原苗九四〇〇公撮，分装霍乱疫苗五五六二瓶，其中每瓶容量四十公撮。后省卫生处将这些霍乱疫苗分发给该年份设置在西安城关的七个注射点，每日注射人数将及3000人。至该年9月底时，省卫生处将注射工作继续扩大办理。计卫生处注射室及卫生总队往本市各机关共注射人数为1609人，在火车站注射人数为991人，城关内挨户注射人数31145人，城关南郊注射82558人。此后还前往长安南乡注射28515人，蓝田注射8023人……总计注射人数257422人。[7]

从上述注射人数来看，当时西安城区内霍乱疫苗的注射人数已近12万人，加之1932年霍乱流行后通过卫生运动等方式强制注射霍乱疫苗的市民人数，可以推测至1939年9月霍乱传入时，西安已注射霍乱疫苗的人口总数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60%以上。而在霍乱传入后的1939年9月5日，西安市政府又实行强迫注射霍乱疫苗政策，其注射方式不仅有医院定点注射，而且还组建注射队采用流动注射的方式进行。

一、注射队以2人计算，全市共编54队，每队派1名警察协助，以联保为工作范围开展注射；二、拟定9月5日开始强迫注射；三、注射期间，另派人稽查，如有工作不力者，则登报警告……。[8]

此外，当时由省卫生处所办的公共卫生稽查训练班也是1932年霍乱后西安疫前预防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在应对1939年霍乱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抗战爆发与1939年西安霍乱的传入与流行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让全国民众深刻意识到日本的侵略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存亡。此后，日本继续加紧其侵华的步伐。到1938年，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一线均被日军侵占，这使得西南、西北当时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作用凸显。为此，日军也加紧破坏以西南、西北为主的抗战后勤补给线。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日军便开始对重庆、西安等主要内陆城市展开了大规模轰炸。

轰炸是造成这些城市大量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难民居无定所、不重卫生等因素往往又会引发疫病的爆发和传播。据《四川省志·卫生志》记载，抗战爆发后，四川出现了两次危害较大的霍乱流行，分别发生在1939年和1945年，而1939年西安霍乱便是由战争造成的川、渝两地难、流民所引发的。[9]

(一)霍乱由川军输入西安

1939年的这场霍乱，最初并非是在陕西流行的，而是在与陕西南部毗邻的四川、重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重庆作为陪都，在抗战初便遭受了日军猛烈的轰炸，这一过程产生了很多本地和外来的难民。据史料统计，1937年时重庆人口不到30万人，而至1939年后重庆人口增加到47万人。这说明仅两年内重庆人口增加了17万人，年人口增幅为近57%，而增加的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战争造成的难民。[10]另据《四川省志·卫生志》记载，1939年四川爆发的霍乱，即是由抗战所造成的难民引起的。难民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注重个人卫生，加之重庆遭受轰炸期间，城市破坏严重，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污染。据记载，当时重庆街区“弹坑里停滞的水孕育蚊虫，垃圾、老鼠、污水和粪便随处可见”。[11]在这样的公共环境之下，难民往往是疫病传播的易感人群，具有流动与临时性、季节性和回返高的特点，[12]导致1939年4月霍乱在重庆流行。

重庆霍乱流行后，便向周边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同年6月，霍乱向西已传入四川东部城市自贡。7月，霍乱向北传播至成都、德阳等地。[13]至8月，霍乱疫情已蔓及全川。

而毗邻四川的陕西，早在重庆、四川发生霍乱时就已开始关注两地霍乱流行的状况，并饬令毗邻各县严加防范，杜绝流传，这也侧面反映出1939年西安霍乱并非省内自发流行。

据报，成都发现虎疫，当即饬令卫生处迅筹预防方法。经该处电令驻宝鸡第一卫生分队暨第六区中心卫生院，严予防范，并令由宝鸡、南郑两县县长协助办理。一面电四川内政部卫生署、绵阳卫生站，严加防范，以杜流传。[7]

从上述内容可见，陕西省政府为防止霍乱自川渝地区传入本省，不仅密切关注着霍乱流行状况，还饬令本省卫生管理机关要做好预防措施。然而，1939年8月以后，霍乱仍不可避免地由宝鸡、陕南传入西安。

宝鸡和陕南是陕省通往四川和重庆的两个重要区域。在近代交通工具没有普及到川、陕两省之间的情况下，由宝鸡入川，中途必然还会经过陕南的略阳、汉中等地。因此，相对于宝鸡而言，陕南是与四川、重庆最为毗邻之地，霍乱故率先传入了陕南。对此，民国档案中亦有明确记载，“本年六月，川军过境带来霍乱，首致洵阳霍乱大流行，县城有三、四成人殒命，川军尤为惨重，死人如麻，棺木无馨，尸体无人掩埋”。[14]

上述记载表明，陕南的霍乱是经由川军传入的。那么，霍乱由川北进入陕南后，是否是由陕南越过秦岭传入西安？民国《老百姓周刊》登载的报道为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据记载：

今年陕西虎列拉的来路是这样的：据报上看，先从湖北起身，传到川北，又传到陕南，现在传到关中道了！省城南乡、汤峪一带，这几天虎列拉凶的不能说了。[15]

由此可见，1939年西安的这场霍乱是沿着交通道路由川、渝两地逐渐蔓延至陕南，最后传入关中道的省城西安的。那么，其传入途径又是什么呢？据1939年陕西卫生处防疫科的工作总结可知：

本年八月，由安康送省壮丁，路经长安南乡引镇、韦曲一带，内有患虎疫者，死葬该地，掩埋不周，因而传播居民。[16]

抗战期间在陕南招募士兵是霍乱由陕南传入西安的主要途径，这清楚地解释了1939年霍乱传入西安的原因。故综上所述可以得出，1939年在西安流行的霍乱，是由川、渝两地军队中病菌携带者北上抗日而传入陕南的外源性霍乱，后又经在陕南招募的士兵北上抗日而越过秦岭传入西安。

(二)西安遭日军轰炸，使霍乱日渐流行

抗战爆发后，西安也遭受到了日军的轰炸。据档案记载，日军最早对西安进行轰炸是在1937年11月13日，直至1944年10月7日方才结束，历时近七年。期间共计出动轰炸机560余架次，轰炸145次，投弹千余枚，炸毁各类建筑物43000余栋，死伤市民达万余人，其余造成如难民、流民及火灾等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7]从史料看，1939年，日军对西安共计出动109架次，6天次轰炸，[18]是抗战期间次数最多的年份。

西安流行的这次霍乱，由陕南的汉中、安康传入。陕南发生霍乱时正值8月，天气炎热，霍乱因此流行迅速。8月21日，霍乱疑似已流行至东距西安60公里的白鹿原上，且蔓延甚快，死亡者每日均有数人之多。但只因乡民猜想为虎疫，尚未被证实，[19]故仅为疑似。同日，西安以南的韦曲、杜曲一带，亦发现疑似霍乱病例。随后，由陕西卫生处据报，派医师前往防治，并上报称：该地所报病症甚似霍乱，但未经准确之科学方法检查前，便未确定其为真性霍乱。[20]到8月25日，经省卫生处人员再次检查，从而确诊西安南乡的确发生了霍乱。8月28日，霍乱又向关中地区的朝邑(今大荔)、凤县流行。[21]

直至9月中旬，先前在西安南乡发现的霍乱，通过省卫生处派往该地的医师进行广泛的疫苗注射防疫后，蔓延趋势大为减弱。[22]此后，霍乱在省、市地方卫生管理部门的有效防治下，逐渐减弱。9月12日后，西安的霍乱疫情亦随着全省疫情的减弱而逐日削减。

三、1939年霍乱流行时的救治及危害

此次霍乱最初在7月陕南的安康、白河、平利、洵阳等地发现。陕西省卫生处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派遣工作人员携带相关药品器械分赴上述各地开展防治工作。进入8月后，霍乱已渐次向关中蔓延。8月8日，朝邑县长发电文给设置于兰州的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并要求“发给疫苗一百瓶，俾资注射在案”。[23]随后，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电令当时派往陕南的军政部第一防疫大队第二支队，令该队刻日派员前往协助防治，并将遵办情形随时报查陕西省卫生处处长杨贺庆。[24]就在军政部第一防疫大队第二支队赶往朝邑途中，朝邑的霍乱已在8月11日至13日间蔓延至该县东北乡村提浒小伏坡及东南乡村赵渡镇等处。待防疫大队赶到后，立即会同该县卫生院并组织县城内各类西医院开展防疫工作。

一、分赴县辖各疫区内进行调查、统计、注射和诊疗工作；二、因朝邑临近黄河，因此在黄河西岸陕西一侧及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通往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共设立检疫站四处，进行严厉检查过往人群；三、在城、乡举行宣传防疫知识，普及防疫方法；四、进行捕灭蝇虫、清洁和扫除垃圾的运动。[16]

在救治过程中，该县共计接收霍乱病人502人，注射霍乱疫苗20453人，进行井水消毒60余口。而经过上述的防治，最终治愈350人，死亡仅152人，[16]治愈率近70%。

此后不久，由于人员往来，这场霍乱自1939年8月中旬开始在西安发现后迅速流行，并导致西安成为当时霍乱在全陕流行最为剧烈的城市之一。最初，霍乱逐渐蔓延至临近西安的长安县温家山一带，随后在该县南乡引镇、韦曲一带流行。因其陪都地位，此时西安城内各项防疫设施相对于其它市、县以及乡镇完备，所以当时西安城内的霍乱防治效果明显，并无大规模流行的态势，然城郊乡镇却流行异常猛烈。据1939年8月23日的《新秦日报》报告，8月中旬，霍乱在西安流行时，主要集中于城南外的樊南岗、王蟒村、温家山和南寨等乡村，当地乡民因恐慌联名向省府上报并请求赶来防治。至8月23日，霍乱才向北蔓延至距西安东南六十里的白鹿原与皇甫川交界的村镇以及临近的杜曲、韦曲等村镇。

省卫生处得知后，随即派该处卫生第四分队第二组主任张义为率队于8月24日前往防治，并发出“唯我西安市民，今后尤应加强对防疫事业之注意，服从防疫人员之劝告，协助卫生机关执行一切必要手续”的呼吁。[25]这是1939年在西安所辖区域进行霍乱防治的最早记载。[26]

至8月25日，经省卫生处前后两次派员前往上述村镇调查检验后，确定该地所患确系为真性霍乱。[5]于是，省卫生处将这一疫情又上报至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该处得报后立即令省卫生处指派卫生技正会同省防疫医院院长携带药械和人员前往防治，并首先在王莽村、刘秀村一带，施行防疫消毒和救治患者。

卫生处据报已派遣医护及检查人员前往调查检验，以便确定诊断，从事防治。据发言人称，该各地所报病状甚似霍乱，但未经准确之科学方法检查前，未便确定其为真性霍乱。[5]

与此同时，省卫生处积极在西安各处着手进行防疫注射工作，全城共在七个入城门口设立注射点和检疫点，严行检查往来民众健康状况和注射霍乱疫苗。

进入9月以后，省卫生处鉴于霍乱流行减少的新情况，开始从病源和传播媒介处入手，开展了杀灭病源、切断传播媒介的防疫工作：

按网形组织，由疫区四周进行捕灭蝇虫，举行环境卫生清洁运动、井水厕所等消毒、按户开展强迫注射等工作。同时，还将城市辖区划分为三线，以杜绝蔓延，以期一举消灭霍乱流行。其中第一线为患者治疗和霍乱流行区，第二线为施行严密预防工作区，第三线为隔绝交通、制止蔓延区。[27]

因政府防治得力，加之天气逐渐转冷，经过上述防治措施后，此次霍乱在西安城内的流行也逐渐消弭殆尽，但仍在部分城郊乡村中流行，致使防疫人员继续在疫区进行救治。直到当年10月中旬，此次霍乱在西安的流行方才减杀殆尽。[28]

从危害程度上看，1939年西安霍乱流行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从西安首次发现霍乱的8月21日算起，至减弱时的9月12日，共历时23天。而据民国陕西省卫生处统计，此次霍乱全省共计死亡3000余人，其中西安死亡289人，[29]约占全省总死亡人数的10%，因此西安成为全省霍乱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但上述死亡人数与1932年霍乱死亡的人数相比，致死人数明显下降，相差接近3倍。[30]

从空间分布上看，1939年的这场霍乱，首先在8月初陕南之安康、商县、白河、平利和旬阳等地发现，[16]至8月21日时，又蔓延至省府西安南乡一带。随后，西安及其周边乡镇又相继发现霍乱流行。其中8月21日，霍乱分别在西安南面的樊南岗(今西安长安区五樊之一的南樊)、王莽村(今西安长安区王莽村)、温家山(今西安长安区的温家山村)、南寨(今西安长安区与蓝田县交界处的南樊)等处流行。至8月23日前后，霍乱又进一步在西安南部的白鹿原南塬与皇甫川接壤的村镇(今蓝田县皇甫川孙家坡村)和韦曲(今西安长安区韦曲)、杜曲(今西安长安区杜曲)一带流行。

到9月中旬时，随着天气日渐转冷，霍乱疫情逐渐减缓，加之省卫生处的积极预防与治疗，西安流行的霍乱已无在西安周边继续扩大流行的记载。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其危害因此也大为减弱，呈现出“大为减杀”的趋势。

表4 1939年霍乱流行的危害及时、空分布表

从上表中可见，1939年霍乱在西安流行的范围不是很大，且主要集中在西安南部的城郊乡镇，城内基本上无流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1932年霍乱大流行后，西安城市防疫体系的进步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至少在1939年时，西安周边乡镇尚未普及近代西医的防疫观念与体系。乡民大多还秉持着我国传统的驱疫、避疫的防疫观，而西医所提倡的一切防疫设施也都尚未建立，此两点使得乡民身体内并没有可以抵御霍乱病菌的抗体，从而直接导致1939年霍乱在西安流行时主要以乡镇流行(2)由于当时西安城郊及其乡村在近代医疗条件、卫生状况和居民观念上都与市区有较大差距，因此普遍而言，各类疫病的流行相对集中于西安城郊及其乡村周边。参见吕强、苏津津《民国西北城市的疫病种类与时空分布——基于西安地方档案的梳理与分析》，《浙江档案》2020年第12期。为主的分布特点。

四、防治效果评价及其成因探究

1939年霍乱前、后共在西安历时近2月，但却造成了危害不大的实际效果。因此，从结果上看，1939年霍乱在流行过程中，其防治效果是明显的。而这种防治效果的形成是建立在疫前预防、积极防控以及治防经验等措施之上的。这种疫果已初步达到并完成了近代西安城市以及地方社会霍乱防治由先治后防到边治边防，再到先防后治的近现代疫病防治体系构建，从而标志着西安逐渐开始了疫病防治的近代化转型。

1939年的这场霍乱，之所以流行范围仅局限在陕南、关中部分地区，在西安城内也未见流行的相关记载，其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比如笔者先前提到的霍乱疫苗的普遍注射等。通过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其成因主要在于疫前预防、基层预警以及防疫手段转变等方面。

(一)应对能力提升：基层卫生院及疫情预警机制的创建

1939年霍乱中基层卫生院和疫情上报机制的创建为霍乱的预防和救治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疫情信息，从而为政府有效组织预防及救治措施提供了现实参考。当时各县卫生院肩负了基层的防疫工作，其工作内容上至治疗、预防和监管疫病，下至宣传防疫常识，甚至如华县卫生院这种经费较其他卫生院充足的省立卫生院，还继续承担起向乡、镇基层设置卫生所的职责。这些基层卫生院，不仅起到了对本地疫病进行有效监管、调查和统计的作用，而且肩负起了将当地疫情及时上报的行政职责，从而充分调动起当时有限的社会防疫资源进行霍乱治、防工作，最终起到了疫情预警的作用。这从霍乱防治的过程中即可看出，比如1939年7月27日洵阳县政府电告省卫生处的电文。

西安卫生处杨处长鉴：顷据洵阳县县长施德广本月号电称：“本县入春患红汗、伤寒、死者逾二千。近发现霍乱，城、乡死者已数百，请令防疫处派医生带药品、疫苗速来县疗防”等情。[30]

省卫生处收到该电报后，随即制定了防治方案，并派遣医生赶赴该县进行霍乱治疗。

综上，1939年霍乱防治效果之所以是明显的，政府应对霍乱能力的提升是其重要的成因之一。而基层卫生院的创建，并由此衍生出的疫情预警机制，是其中最能体现这一能力提升的方面。

(二)防疫手段转变：从先治后防到先防后治

1932年的霍乱，政府最基本的防疫过程是先治后防，即便是到了霍乱快要消亡时，其防疫的过程也只是治、防同步。而此后，作为防疫主体的政府、社会和民众都深刻地意识到避免霍乱发生，其疫前预防的作用尤为重要。于是，从1933年开始，政府逐渐重视起疫病发生前的预防工作。据当时报刊登载，1933年，由陕西防疫处专门组织，编纂了有关西安的疫病预防办法：

一、编辑疫病讲话，以备宣传预防之资。请能文之医生，先将法定急性热性疫病，如鼠疫、虎列拉、伤寒、赤痢、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膜炎、斑疹伤寒、破伤风等，逐一叙明定义、历史、原因、症候、诊断、预防、预后、疗法等印成单行小册，按各病发生时月，分发各县公、私团体，以资宣传，而便预防。

二、设立传染病院，隔离疫病患者，以防传染。对于霍乱病人需进行强迫隔离，隔离之后禁止擅入他室，以预防传染他人。

三、制造痘浆疫苗，以备预防之资，是此项之难，实一劳永逸之计。

四、开办防疫人员训练班，培养预防检验、消毒、注射等专门人才以资防备。

五、筹募防疫基金。[31]

上文所述内容大多都体现了对疫病进行预防的特点。此外，西安的西式医院也由1932年时的9所发展到近20所。[32]西医的发展，促使社会逐渐将应用西医作为防治霍乱的主要手段，并在政府的推广下逐步扩大影响。西医防疫影响的扩大，也推动着普通民众防疫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其外在表现就是，普通民众从对西医的陌生和排斥，逐渐转变为对西医的了解和接受。这促使在疫病流行时，民众一改往日祈求神灵的迷信防疫，逐改为前往医院或诊所就诊的行为。

泾阳中医有名者数人，一般人在过去时，都以为西医可治外科，内科是靠不住的，所以有病都请中医诊治，现在则不然，无论男女老少以及内外科概来卫生院医治。[33]

1939年西安疫病防治手段的历史转变，主要体现在从先治后防转变为先防后治，从传统的中医防治为主逐渐转变为西医防治为主，而普通民众则是从祈求神灵的防疫行为发展到以西医诊疗为主的近代科学医疗行为。

综上所述，1939年霍乱治理效果的显著离不开对1932年霍乱经验的反思。基于1932年霍乱的教训，在面对1939年霍乱时，西安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疫情预警机制，并且在防疫手段上由先治后防转为了先防后治，公共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这段史实表明，在近代海洋文明中，虽然沿海城市往往是新思想、新技术的主要传播阵地，但内陆城市并非始终处在落后之列。以西安为代表的内陆城市在全面抗战时期，其针对疫病的调查、统计以及防治则均表现出先进化、文明化和科学化的特点。这进一步表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带给中华大地战争苦难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西医的内地化传播与应用起到了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