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龙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自然灾害，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委托斯诺带给居里的信中，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1]这是中共首次比较明确地向同盟国提出获取美援的要求。此后，中共继续通过官方或民间的方式进行争取美援的工作。《新华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党报，是向国统区、全国乃至世界传播党的声音的重要窗口，而对争取美援的宣传也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笔者以1942—1945年间的《新华日报》相关报道为考察对象，通过这种管中窥豹的方式，可以对当时中共争取美援的动因、争取美援宣传的内容和意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为当前党的舆论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争取美援宣传的动因

1941年2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来华协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居里抵渝的消息，还发表了题为《增进中美友谊——特向居里先生致词》的社论。社论一方面强调日寇南进的方针，来迫使美国援华采取积极的行动；另一方面则意在明确援华物资不能被蒋介石挪作制造摩擦使用，“它自然也应该注意到援助的正常使用，使实际的结果，不致和原来的目的相违反”。[2]仅仅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对美援表达出明确的争取和分配意向，并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争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对美英政策的调整

苏德战争的爆发，推动了中共对英美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早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了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必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体现在外交上，就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3]1941年7月7日，在中国抗战四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宣言中重申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在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决斗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只有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战火得以熄灭，挽狂澜于既倒。宣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美英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4]由此可见，与此前将英美称为帝国主义国家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相比，此时中共对英美及战争性质的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个转变又是中共争取美援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的划分只解决了人们认识上的问题，而反法西斯阵营的真正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苏、中、美、英四国。但就中、美、英三国情况来看，则各有不同。中国和英国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比较复杂的是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英国很快就与苏联合作。美国非但没有对德意宣战，却在东方正与日本进行谈判，有对法西斯妥协的倾向。但是，美日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美国反法西斯的态度日趋积极。体现在外交上，就有1941年7月24日，美国国务卿威尔斯发表的针对日本由法国政府攫取越南南部之陆海空军根据地行动的强硬声明，指出日本政府的行动不仅威胁着太平洋上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威胁着“美国向太平洋上获取其平时经济及国防计划所需之主要原料”。[5]同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晤，并于8月14日公布了联合宣言。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6]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随即又对德意宣战。次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7]可见，中共对美国在战争中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强化。

(二)争取的可能：苏联积极争取美援的示范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苏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在极力维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一贯的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怀疑和偏见态度，苏联无意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则由于美国对苏联在二战初期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极为不满，而且还在1939年12月由于苏芬战争对苏联采取了“道义禁运”，美国也无法向苏联表示友好。但是，随着“美国在美日矛盾加深，对欧洲援英日急，美国日渐掘起反轴心斗争的帅旗的时候，为了自己利害，不得不对苏采取较友善的态度”。[8]1941年1月22日，美政府宣布撤销对苏“道义禁运”，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苏惊人友好姿态”。[9]此后，美苏关系逐渐缓和。2月7日，美国国会“众院否决在军火租借法案中，将苏联除外”[10]的提案，而且这是政府方面请国会将修正案否决的。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主动向苏联接近，逐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政府即发表了谴责德国进攻苏联的宣言，“美国政府认为，为抵抗‘希特勒主义’起见，任何力量之团结，不论来自何方，必可加速德国现政府之崩溃”。[11]美国合众社分析认为，“美副国务卿威尔斯之声明，显然暗示美国欢迎苏联作战，以消灭‘希特勒主义’。”[12]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决尽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13]此时，美国援助苏联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友好姿态，苏联政府也给予了积极回应，“美国政府表示准备援助我国而发表的声明，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内心里，惟有唤起无上感激而已”。[14]8月4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宣布，“美国正发给无限制之凭证，准许多种物品运苏，以增强苏联之防御力。威氏又宣布美苏所缔结之基本商务贸易协定，将延长时效一年”。[15]8月15日，美英驻苏大使亲呈罗丘致斯大林函，提议在莫斯科举行三国会议，商讨原料军火援苏问题，苏已同意并力促早日实现。9月21日至10月1日的三国会议签订的议定书规定由美英向苏联提供军火，由苏联向美英提供原料。11月7日，美国把租借法案正式扩展到苏联，苏联向美国争取军事援助的渠道畅通了。

苏联积极向美国争取军事援助的实践，使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无动于衷。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重新判断，只是解决了党内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而真正向美国争取援助，才是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大力呼吁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但从未提出直接援助中共。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考量有直接关系。而当苏联开始积极争取美援的时候，自然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着美苏谈判的进程和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就时刻关注着苏美谈判的进程和美国对苏联的援助情况。

1941年《新华日报》关于美国援助苏联的评论文章一览表

1941年，《新华日报》关于美苏关系的新闻报道达103次，而与美国援助苏联直接相关的评论文章亦有10篇之多。如，1941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就发表了题为《美国撤销对苏“道义禁运”》的时评。文章在分析苏联取得这一外交成功原因的同时，认为苏美邦交的增进，对远东有很大帮助，希望中苏美的坚强团结。同样，1941年8月6日，《新华日报》又编发《美苏更加接近》的短评，认为美国援苏的行动，是正义的，因为是帮助苏联反对民主自由的共同敌人希特勒的德国。我们也和美国人民一样，希望美国更以巨量的物资援助苏联，援苏即所以援英，抑亦所以自助，这是很显然的道理。1942年6月11日，美苏互助协定签字。事实使中国共产党相信，美国的援助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

(三)争取的必要：应对敌后困难局面的现实需要

1941以来，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对美援的争取。

从1941年起，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在这一年里，仅在华北敌后战场，敌人出动1000人以上至7万人不等兵力的‘扫荡’即达78次，其中1万人以至7万人兵力的大‘扫荡’就有9次之多。”[16]与此同时，敌寇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并结合“扫荡”“蚕食”在1941—1942年间对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地区，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除采用“扫荡”“蚕食”外，还企图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彻底“清乡”，全面摧毁华中的中共及新四军力量。

在日军加紧进行“扫荡”“清乡”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对解放区实行进一步的严密封锁。而且这种封锁由来已久。1940年冬以来，更是变本加厉。国民党政府“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17]而且，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也“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经费、弹药及一切物资供给。至于新四军的各种供给，更因国民党取消其番号而无从谈起”。[18]此间，中国共产党虽然为恢复给养问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交涉，“但时至1942年初，恢复供给之事已全然看不到希望”。[19]

此外，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频繁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40年秋后开始，华北各地接连不断遭受水灾、旱灾、虫灾的侵袭，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太行等根据地延续到1943年。”[20]在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下，民众生活极端困难，依靠农民供给的军政费用难以为继，各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也越来越少。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以上主客观因素的考虑，中国共产党才对美援表达出明确的争取意向，而其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期达到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的目的。

二、抗战后期《新华日报》争取美援宣传的主要内容

在获取美援的意向明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积极的争取工作。《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提供了一个争取美援宣传的有利平台，其宣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报道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面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大力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战事迹，既能鼓舞敌后军民的抗战斗志，又能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了解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部队的力量。因此，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战事迹，彰显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无疑是《新华日报》争取美援宣传动员不可或缺的内容。截至1944年10月，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国土四百多万方里，九千多万人民重回祖国”。[21]

一是报道了华北敌后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攻势作战。1942年到1945年，《新华日报》对华北敌后军民战绩的报道近300篇。内容包括：1942年晋冀鲁豫反扫荡、田家会大捷、冀中展开地道战地雷战、华北反蚕食以及沂蒙反扫荡斗争；1943年华北反扫荡、太行山血战、华北敌后的反抢粮斗争以及鲁西鲁南攻克据点战役；1944年晋西北、晋南、冀中、鲁南、滨海等地战役；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大批城镇的战役，等等。具体而言，如1942年9月14日《冀东我健儿克滦河西数据点，敌联队长田蒲少将被击毙，晋西北我军7月份战果重大》的报道；1943年6月12日《华北敌春季攻势惨败，伪军三万反正》的报道，等等。其中也有针对某一战役的重点报道，如1943年4—8月间的太行山血战，由于该战役持续时间较长、战况惨烈，《新华日报》对该战役的报道达20多篇，而且还专门编发了《太行山血战》《太行山血战又起》的社论。

二是介绍了华中敌后军民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清剿”斗争。《新华日报》对淮南、淮海、淮北、鄂豫边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清乡”斗争，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清剿”斗争以及浙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等也进行了充分的报道。1942年9月3日，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一年》报道中，对敌寇“清乡”的目的、分期以及办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943年9月1日，报道了浙东游击队在宁波、余姚一带屡次打胜仗，使“余姚城内敌伪都感到异常惶恐不安”。[22]1944年12月5日报道的苏北“许多据点被我攻克，敌军伤亡很大，素质变坏，现在百分之七十五是老弱新兵，百分之五十是假鬼子了”。[23]这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把消灭华中新四军和摧垮刚刚建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其在华中的军事战略重点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是分析了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日军除对九龙、香港进攻之外，还加强了对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以及海南岛北部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抗日游击战争。如，“敌占港九后，我游击队即乘机袭敌。自三四月以来，九龙城郊连夜有枪声，袭击敌伪。粉领新界等山岭坡带，亦有我游击队活跃”。[24]广州东北的抗日武装也很积极，“我军某部于19日晚向太平场(广州东北)之敌袭击，首将敌工事及钢丝网三处均予破坏，随即突入敌阵，与敌混战终宵，敌营房仓库，均为我焚毁，并炸毁其运输车十四辆”。[25]琼崖游击队在冯白驹将军领导下，“实力一天天壮大，现在琼山、文昌等县，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26]等等，都在《新华日报》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

四是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意义。《新华日报》对于敌后战场的重要意义曾多次论及：1942年4月23日，在《美国救济中国难民》的社论中指出，“即以中国华北华中敌后军民英勇奋斗的情形而论，他们牵制了日寇五分之三兵力，迫使许多敌军，无法抽调，不断消耗，其有助于中国整个抗战与太平洋战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27]同年7月25日，在《援助中国军事反攻》社论中，在谈到如何加强正面与敌后战场的反攻力量时又提出，“而坚持敌后抗战的部队，五年来孤愻绝域，弹械接济俱断，犹在艰苦万分的状况之下撑持，不断粉碎敌人的‘扫荡’，牵制了在华一半的敌军，策应了正面战场”。[28]1944年10月10日，在介绍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则简讯中再一次强调：“那里的某路军和某某军领导着抗日军民，七年多来进行着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抗击了敌伪军兵力六分之五，树立了民选的抗日民主政权”。[21]

与国民政府后方的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及正面战场的种种败绩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军民不仅抵制住了日伪顽的疯狂进攻，而且创建了广大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收复了国土、解放了人民。《新华日报》对这些战绩的大量报道，有助于充分彰显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有助于引起大洋彼岸美国政府的注意。

(二)生动描述敌后军民面临的悲惨境遇

1941年以来，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在敌伪顽的夹击和自然灾害的侵蚀之下，出现了严重困难，敌后军民在苦难挣扎中度过。《新华日报》将敌后军民在坚持抗战中面临的悲惨境遇通过生动的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激发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同情之心。

一是日寇惨无人道的“扫荡”。日寇在对敌后军民进行“扫荡”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在各个地区的扫荡中，除了继续其“三光政策”，一般的奸淫烧杀之外，“又使用了惨无人道的专门屠杀我婴儿幼童，百般奸侮妇女，对妇女除奸幼辱老，轮奸凶奸等兽行外，并以死逼迫民众兄奸其妹，侄奸其嫂，甚至逼令子奸其母，对婴儿幼童，则斩首、投火、分尸、刺腰、刀削”。[29]也有冀中敌寇先是“决堤引水向低洼区横溢”淹我军民，而后“抢掠屠杀，奸淫妇女”[30]的暴行；还有“榆社敌在圪陀村一寺内，烧死岩良村男女老少六十二人……敌军数人并在该寺广场，将从他处捕来之男壮丁数十，剥去上衣，作为演习刺杀肉靶，一一强杀”。[31]更有最毒辣的暴行，即使用国际公法所绝对不容许的毒气。如，“敌寇迭在我游击区内，投放糜烂性毒气、鼠疫菌，三月间冀中无极、深泽，四月间在清漳河下游武乡一带，均曾发现敌在‘扫荡’败溃后投放此类毒物。敌近又在雁北一带，使用种种方法，强迫人民缴纳虱子、老鼠、臭虫，喂养病菌然后向我军民散放”。[32]

二是药品、外科器材的严重缺乏。敌后地区的医药供应本来就紧张，加之日寇疯狂施毒，这对敌后军民简直是雪上加霜。“而我华北敌后地区，平日对于药物，外科器材等，因受敌人封锁及其他种种阻碍，已极感缺乏，防毒设备，更谈不到。目下在敌寇扫荡地区之广大人民，缺衣缺食，伤病待医之难民，到处皆是。这些难民，待救甚急。”[27]而且敌后医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除了盟邦友人的帮助和捐输，自制少量的药品外，也很困难得到充分及时的接济”。[33]药品和外科器材的短缺，使得大量的伤员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导致死亡、残疾。

三是弹械接济俱断。由于日寇1942年以来对各根据地连续不断地实施残酷“扫荡”与破坏，以及“与五年来长期战争的负担，不能不使根据地民力凋敝，财政经济日趋困难。特别是军用器材更感缺乏”。[34]而敌后战场的许多阵地又与后方隔断，“在那种地区作战的部队，他们不能按时得到后方的接济……而我们军队所需弹药，却要向敌军去索取……这是如何艰辛的打法？我们不能想像：在敌伪的‘第十六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熬煎下，今日华北敌后的健儿，面临着怎样艰苦的一种战斗？”[35]而敌后游击部队的处境则更加艰难了，“他们凭着上述的品质和完全从敌寇手里夺获的胜利品的武器，以及若干比较原始的武器和敌寇作战……而且，前方和敌后的作战配合，还少存在。至于军火和给养等等，都要靠自己设法，得不到充分的和重兵器的供给”。[33]敌后军民抗战的艰辛通过《新华日报》报道出来，促使国际社会、美国政府及民众有所行动。

(三)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美援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1942年6月《军火租借协定》运用于中国以来，《新华日报》对美国政府、罗斯福以及美国访华官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以期通过舆论的方式来引起美国高层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关切，阐明中共在对待美援上的原则立场。

一是争取美援的先决条件是自力更生。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是中共对于外援的一贯立场。1942年5月27日，美国政府当局经由宋子文外长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军火租借协定》的建议。5月30日，《新华日报》编发《美国援华与我们应有的努力》的社论，社论在肯定这一建议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在最艰苦的时候，更要着重自力更生的问题。1943年3月，对于美国当局拟将修改后的租借法对中国的租借物资增加到租借总额的百分之十提案，《新华日报》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中国并不是先有了外援，才发动抗战，而是在抗战过程中，争取到外援。同样，现在中国也决不把友邦加强援助作为自己继续抗战的条件，而是以自己的团结抗战，换取友邦援助的增加”。[37]1944年6月24日，针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演说中关于不管美国运多少物资来，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提法，再次肯定地解释，“这句话绝不表示美国不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困难，更不表示中国经济困难没法解决，而只是说中国有力量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力量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人民”。[38]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争取外援而不是依赖外援，中共争取外援的立场跃然纸上，这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内一些人企图完全依赖外援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注意援华的时效问题。对于美国援华的时效问题，《新华日报》给予了较多关注。1942年，随着腊戌、密支那、婉町等地的失守，我国对外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了，此时国内一些人在日寇的猛烈攻势下不免产生忧虑情绪，而中共在此前的中央全会上已经提出要在两年内打垮日寇的任务。因此，美国援华的时效性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第二次赴华商讨援华问题时，《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指出“美国对华的援助，一定要在今天最困难的交通状况之下，帮助我国开辟一条国际通道，源源将军火运华，以便使我能迅速增强反攻力量，完成两年内打垮日寇的任务”。[39]1943年1月29日，在《加速援华》的短评中进一步指出，“祈望盟国特别是民主国家兵工队的美国，今后更切实更迅速更大量的援助，充实我们的战斗力量，加紧制敌，准备反攻”。[40]同年3月9日，针对美国租借法案发表的短评中再次呼吁，“不过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希望：那就是对我们的援助，要能够迅速而实际的送到；一切运输上的困难，也希望能早一点实行打破”。[41]《新华日报》多次呼吁意在表明，在滇缅路恢复以前，要达到罗斯福、丘吉尔在声明中要求的加紧在太平洋打击日寇，要实现增强反攻力量的目的，就必须特别注意援华的时效问题。

三是美国援华应集中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苏联、英国忙于欧战，中国西南交通线被切断的情况下，美国成为当时更具可能，也最有力量来援助中国抗战的一个同盟国。但是，具体援助什么？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而且不断强化其重要性：在中美拟签订《军火租借协定》时就提出，“中国的雄厚的人力，都需要美国的重兵器的装备和飞机的援助”。[36]在欢迎居里访华的社论中则将这一要求更具体化，“一切援华的实施，均应集中全力于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方面，换句话说，便是飞机坦克大炮第一。今天的情形，物质的援助，大大超过精神上的鼓励；而物质援助方面，亦以有关军事的方面，有关增强反攻力量的方面为最迫切”。[39]在威尔基访华时再次强化这一要求，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援助什么？我们的重工业很薄弱，当前尚未能制造飞机、大炮和坦克。所以希望威尔基先生所说的‘以最迅速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武器运到中国’，在事实上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反攻的力量”。[42]

四是希望国民政府公平合理地分配美援。无论是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战事迹，还是描述敌后军民的悲惨境遇，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争取美援、分享美援。但在舆论宣传方面，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42年5月30日，在阐述争取美援的先决问题时才用比较委婉方式表达道：“我们相信中央从友邦取得来的援助，对抗战得力的部队，是能够而且应该予以合理的公平的分配的。”[36]这里所说的“抗战得力的部队”，当然是指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部队。在居里第二次来华期间，也只是含蓄地提出，“如何来加强正面与敌后战斗中的军队的反攻力量，如何合理地充实其配备，皆为准备反攻，必要妥慎应对的先决条件”。[28]直到威尔基访华前后，《新华日报》于9月24日、10月7日先后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关键》和《人民战争在敌后》两篇社论，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呼吁，“请给坚持反蚕食斗争的华北英勇军民以应有的援助，使抗战的胜利能早日到来”，[43]“他们将握紧这个胜利的关键，继续奋斗到底。他们也以极大的热忱，期待经济和军火的接济”。[44]同盟国在太平洋上准备反攻的时候，进一步明确提出，“在补给物资上，应该使远隔大后方的敌后战场，得到充分的补给，特别是在战役战斗上有决定意义的补给”。[45]这里的“有决定意义的补给”显然是指军火物资的援助。

(四)深切希望美方装备中共敌后作战部队

1944年以来，中共对美援争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上。为此，《新华日报》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以期盟军在登陆后可以装备中共领导的敌后作战部队，增强反攻力量，加速战胜日本。

一是保证配合盟军登陆作战。为了回应美国军方关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登陆作战的表态，中共方面也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和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早在尼米兹提出这一战略之初，中共舆论就表示，“我们敢于保证，在美国陆空军进攻中国海岸沦陷区的战斗中，或者在登陆之际，或者在登陆之后，只要那里有游击部队的存在，他们就能获得配合作战”。[46]而且在敌后方面，中共在敌后边区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大反攻的时候，一定配合作战，协力消灭敌寇，完成民族解放”。[47]1945年初，当尼米兹再次肯定其战略时，《新华日报》也积极发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的七十几万大军，二百三十万民兵和广大人民，一定能够配合盟军登陆，配合盟军反攻。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48]中共也以实际的数字证明自己有这个配合作战的能力，“解放区已准备好七十九万能征善战的正规军，和二百三十万训练有素的民兵，还有几千万有组织的自卫军，而且仍在不停地一天天扩充之中……他们控制了七百公里的海岸线，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里加紧布置着武装起义的地下工作”。[49]

二是希望美军能够装备敌后作战部队。美国军方人士的表态、美国媒体的声援以及中共自身的判断，使中共有理由相信，美国登陆中国海岸时会装备中共的武装力量，而中共也表示了热情的期待。1945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在《敌后我军准备迎接盟军登陆》的社论中援引纽约《大美晚报》消息，“将来美军无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在中国海岸登陆，决将转备他们所遇到的友军”。[49]社论还强调，“在华中华北，从舟山群岛到山东半岛的沿海全线，以及华南的广州湾与琼崖，某路军和某某军正在埋头作战扩大解放区，他们正以充满了同盟精神的热望引领东向，欢迎英勇的盟军的到来！”[49]中共对美国政府的诚意已经最大限度地表示出来了。

三、抗战后期《新华日报》争取美援宣传的重要意义

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50]以赫尔利的谈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争取分享美援的计划失败了，《新华日报》争取美援的宣传也正式告一段落了。尽管争取美援未果，但《新华日报》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并非一无所获。

(一)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了解

《新华日报》在争取美援的宣传过程中，对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敌后军民的英勇事迹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宣传，对扩大中共在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积极地发动对敌斗争，反而把在艰苦环境中与敌展开斗争的共产党看作异己，继续加紧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行为，《新华日报》反复宣传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而且认为，“团结是最重要的。团结是不进则退的。要不断增进团结，就得表里一致。老实说，没有真正的团结，抗战也抗不成，外援也要不来”。[36]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虽然处在日寇连续不断的“扫荡”“蚕食”之下，但是他们没有屈服，反而不断取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广大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对中共团结抗战和敌后军民战绩的报道，既增加人们对抗日战争的信心，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世界的政治影响。包括《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内的大部分外国记者，“他们在重庆就经常从《新华日报》上，得到不少中国解放区的资料……他们采访了大量真实材料，除写新闻、通讯外，还撰写了文章和出版著作”。[51]

(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外援的原则立场

在对待外援的态度方面，中国共产党有其一贯的立场，“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52]全面抗战之初，《新华日报》在为整个中国抗战呼吁外援的过程中就坚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的方针。抗战后期，在进行争取美援宣传的过程中，更是将这一原则运用得当。比如针对美国再三剖析援华运输之困难的言论，《新华日报》也阐述了明确的立场，“我们虽需要外援，但并不依赖外援。有外援，中国要抗战；没有外援，中国也要抗战。有充分的外援，中国可能比较顺利地、迅速地获得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没有充分的外援，中国也依然要奋力争取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37]即使在争取美军登陆时装备我敌后作战部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忘记自力更生，“他们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把那热切的希望和自己现实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他们决无依赖之想，只有加倍努力之志，当他们根本还没见到盟友的时候，就想着怎样献出自己应做的一份”。[49]

(三)赢得了美国媒体对敌后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美国官方援助方面失败了。但是，美国媒体和人民对中共敌后部队给予了很大的同情与声援。1943年以来，美国媒体不断关注中共敌后作战部队的动态。据《新华日报》报道，1943年7月10日，《纽约时报》社论对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游击战进行了报道，强调了这是中国战场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战场的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敌后的大片土地，依旧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中国最英勇而坚决的游击部队之手。六年以来，敌人的“‘所谓’占领，纵未妨害彼等之活动”。[53]1944年1月23日，纽约《前锋论坛报》发文称：“‘现在有从远东方面来的两种新节目，表示首先由中国所适用的游击战，在打败日本的时候，其作用之大，超过了一般所预期的’。”[54]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体的声援无疑给了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信心。

抗战后期，《新华日报》在配合中共进行争取美援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争取美援而推动抗战的诚意得以表达，中国共产党驾驭媒体的能力、智慧和策略得以提升。中国共产党争取美援宣传的经验说明，国际社会的相互帮助和支持是应对共同危机的关键所在，积极正面的宣传报道对于危机的解决则更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