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丽，黄耀苇

(延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企业社会责任(CSR)不仅包括企业对股东、员工、管理层等承担的责任，还承担着对社会环境、消费者、供应商以及纳税主体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社会各界对环保、公众利益以及消费者权益等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也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的关注。赛迪智库中小企业研究所指出，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为133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企业(121家)，[1]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存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为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以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相关机制值得深入探讨，从而通过市场调节作用促进企业管理层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社会责任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根据《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的规定，企业规模以企业从业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作为衡量指标。文章依据大量文献的做法，以企业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衡量指标。企业总资产有三个直接的影响因素：企业获利能力、企业筹融资能力以及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如政府补助、营业外收入等)。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更高的估值和较低的风险(Ghoul，2011)。[2]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密切的关系，进而获取稀缺资源，最直观的体现是财务报表中资产的增加。这些资源以及密切的关系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水平，还可以缓解已经发生的风险对企业的影响。企业风险的降低，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加也能通过资产总额的增加直接体现。目前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长短期CSR业绩均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社会责任具备的累积效应使得长期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Cheng，2014；[3]高凡雅等，2017；[4]花拥军等，2020[5])。针对于获取政府补助而言，地方政府在补助发放时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在官员晋升与地区经济角逐下，政府官员偏向于能帮助自己完成政绩目标的企业并发放更多的补助(周黎安，2007)。[6]研究表明污染企业环境责任评分越高，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王薇，2020)。[7]因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积极，企业规模越大。

(二)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从企业自身角度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间接促进研发投入的目的(宋岩2020)，[8]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当利益相关者存在自己的社会偏好时，例如消费者，更愿意支付高价购买履行了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进而提升产品毛利，提高企业业绩；以委托代理问题作为切入点，认为社会责任有利于业绩的实现，但是基于成本效益的视角，提高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郝喜存，2011)。[9]企业基于自身战略角度，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将合理运用成本效益原则。因此，提出假设H2。

假设H2，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提高企业绩效。

(三)企业规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企业创新能够极大地提高企业业绩，而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积极性(Blundell，1999)，[10]无论是其技术效率还是最终的利润率都显著优于中小企业(张莉，2016)。[11]通过对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公司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偏向于保守的战略，从而能够获取更高的业绩(张立，2015)。[12]因此，提出假设H3。

假设H3：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业绩越高

综合假设1、2、3，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H4。

假设H4：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是通过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实现。

(四)企业性质的作用

我国企业可主要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类，冯丽艳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比私营企业更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国企所有者名义上是指国家，但是对于抽象的概念而言，国企的所有者存在着虚位的问题，同时，国企较为复杂的层级结构也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13]此外，国资委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企业业绩，实际上加强了管理层脱离企业自身战略，为完成考核任务而加大社会责任的动机。国有企业成立时就承担了一定的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及政策优惠。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凭借其天生的优势和性质，在与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交往中，已经获得了有关声誉的高边际收益阶段。而一般企业相比于前者，处于弱势地位，通过社会责任建立起社会名声和信誉，将会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以及达到更好的业绩(涂红，2018)。[14]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经营业绩并不显著相关(单春霞，2018)。[15]因此，提出假设H5。

假设H5：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相对较低。

二、数据与模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我国2010年至2018年被“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SK)”列入评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ST、*ST、以及证监会2012版分类为金融业的企业，剔除企业业绩，资产规模信息不全的企业，最终得到857家企业的观测样本共5169个观测值。本文选择润灵环球责任评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CSR)；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业绩等信息均来自于国泰安财经数据库(CSMAR)。

(二)模型与变量设置

虽然企业业绩可以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本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通过影响企业资产规模从而间接影响企业业绩。因此，本文构建以企业规模为中介变量的模型，主要检验资产规模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主要依据(温忠麟，2014)的检验模式进行检验。[16]

首先，构建企业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方程：

EPSBITit=α1+β1CSRit+κiXit+Year+Id+ε1

(1)

其次，构建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方程：

LnAssetsit=α2+β2CSRit+κiXit+Year+Id+ε2

(2)

最后，构建企业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的回归方程：

EPSBITit=α3+β3CSRit+γ1LnAssetsit+κiXit+Year+Id+ε3

(3)

被解释变量：息税前每股收益(EPSBIT)，息税前每股收益可以剔除所得税以及相关金融费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相比总资产净利率(ROA)而言，能够剔除企业因金融投机因素产生的收益，更为切实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产生的经济利益。

解释变量：润灵环球责任评级(CSR)从企业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和行业性四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级，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企业规模(LnAssets)选取大部分文献的处理方法：以企业当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X)：选取文献中常用的指标——资本结构、大股东持股比率、企业性质、企业创新水平、可持续增长率、资本密集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等作为控制变量。

文章中所使用的变量、定义见表1。

表1变量的定义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企业中企业业绩(EPSBIT)的平均值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为正，资产规模(LnAssets)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表明样本企业中，资产规模最大为e28.52，资产规模最小为e18.49，企业规模相距甚大。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最小值为13.33，最大值为89，平均值更接近于最小值，说明大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够高。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文章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文中所用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上市企业企业业绩和资产规模、企业社会责任、财务杠杆、大股东持股比例、可持续增长率、资本密集度、总资产周转率显著相关；资产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财务杠杆、大股东持股比率、企业性质、可持续增长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显著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杠杆、大股东持股比率、企业性质、企业创新程度、资本密集度和总资产周转率显著相关，因此，文章推测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业绩存在一定的联系。鉴于样本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考虑到面板回归对多重共线性的缓解因素，依旧对其进行Collin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09，均值为1.29，因此，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避免回归结果中系数出现较小值，对CSR、Ownership、CI、CETR四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Hauseman检验确定，模型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固定个体效应以及时间效应后进行回归。通过检验异方差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使用稳健标准误，最终结果如表4。

表4 回归结果

通过区分不同企业类型，分别讨论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企业类型的影响

(二)模型结果分析

表4为本文主变量拟合结果，根据温忠麟的检验方法，该中介模型属于部分中介效应。根据模型一的拟合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业绩的估计系数为0.081，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说明上市公司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越有效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对该结果，本文认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初心是基于企业自身战略而言，一方面，企业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媒体的关注度也会越高，消费者在同等条件下也更愿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这将直接促进企业的业绩提升；另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是一项效益，在权衡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也符合企业运行的最终目的——企业价值最大化。

模型二的拟合结果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会极大提升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一方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自身在政府部门的形象，在同等条件下有更多机会获取政府补助；另一方面，社会责任的提高会强化企业的信誉，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显著提升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保持能力，提高企业规模。例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获取更高的媒体曝光度，从而树立优良的企业形象，企业的良好形象也会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在日常交往中降低合同交易成本(付强，2013)，[17]加强企业的资产保持能力。

模型三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企业规模中介变量之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CSR估计系数由0.081下降到0.057，且t值也由1%水平显著变化至5%水平显著，这说明在模型一的回归结果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资产规模这一指标进行解释。在中介效应模型中，间接效应为29.3%，直接效应为70.7%，这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约1/3的效应是通过企业规模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综合上述三个模型结果，可以合理推断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在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下的效应图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

基于寻租理论，政府活动对资源配置有着较大影响，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这一寻租活动，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一资源不仅包括政府补助的增加、税负的降低、还包括融资能力的提升等，从宏观角度理解，更多的资源意味着企业的资产增多，企业规模变大，而大企业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也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权，因此，企业业绩也会更高。

(三)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业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对此，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基于其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最终受益人是国家和人民，企业并不会为了自身发展战略而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基于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国企已经度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红利期，更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不会对企业的规模或者是业绩带来更大的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于寻租理论的观点在国有企业中失去了作用。反观非国有企业，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受到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规模、业绩都显著相关，可见，寻租理论在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选择上依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本文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其对企业业绩的正向影响作用也越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业绩。其中，根据实证结果，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直接效用约占70.7%。在企业追求业绩的目标下，理性的企业家做出的战略决策和决定是服务于企业的目标的，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家在传统获利方式下的一项辅助行为，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在公众眼中树立积极正面的企业形象，也能侧面展示企业的经济实力。同等条件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更具备企业竞争力，从而为获取企业业绩添砖加瓦。

2.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对企业业绩有29.3%可以通过企业规模该间接途径进行解释。该间接途径不同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直接影响，这部分影响机制插入了企业规模这一中介，同样是为追求企业业绩，履行社会责任在该机制下最直接的作用是获取资源、降低融资壁垒、减免税负，直接增加企业的资产总量，扩大企业规模。首先，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降低交易成本；其次，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显著高于中小企业；最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跨行业经营上有着绝对优势，且在面临突发状况时，规模越大的企业抗压能力也越强，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稳定性越强，同时获利能力也越大。

3.企业性质的影响。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驱动因素与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差异：非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为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也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而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在于企业自身性质以及满足相关评价要求。

(二)启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不仅包括外部压力，还有内在动力，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不仅包括保障员工福利待遇、积极纳税等日常行为，还包括为贫困地区捐款、实施公益行为等非日常行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归根到底属于企业的一项成本，而其带来的利益显然是非直接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法律约束还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就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代理成本的不同，加之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要求的不同，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图更偏向于政策化。而非国有企业则更偏向于追求利润。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利益导向，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是必须的，但是也需要企业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

就有关政策而言，针对国有企业，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引导，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制建设，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进企业的价值观中，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到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中去，从而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针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为进一步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业绩提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而言，政府应加强对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强化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企业战略的引导，促进企业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业绩，促使企业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