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祥　肖伟坤　刘美君　葛志远　汪全莉

[摘要]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整体性保护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析其丰厚的意涵特性、经验坐标及未来面向，将有效助益非遗活化传播的创新实践，也可完善非遗活化传播利用体系和健全非遗现代化治理体系。

[关键词]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地方考察调研时都格外关注非遗项目的发展状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表述，高度诠释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不可或缺性，也充分彰显党和国家对其中非遗活化传播的重视程度。2021年，正值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提出的第十五年，值此特殊时间节点，文章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意涵特性、经验坐标及未来面向展开研讨具有必要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新世纪非遗整体性活化传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凝结着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标识，寄寓着中华儿女世代传承的集体记忆，不仅有效助益了非遗活化传播的具体实践，而且其建设经验在完善非遗活化传播利用体系和健全非遗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意涵特性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寄托着繁富的价值蕴意，其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由此可知，公共性、完整性、存真性、历史性及特色性等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特性。

（一）公共性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本质属性

就目标指向而言，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公共利益，以绵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为核心要义。从主体构成来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政府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型公共政策，该政策工具的逻辑起始和价值归属始终紧紧围绕公共非遗活化传播利益展开[1]，同时其广泛寻求社会力量踊跃参与建设，这也佐证了其参与主体的公共性。

（二）整体性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客观属性

从举建依托出发，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本身是一种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其需要将符合评建标准的特定客观空间，通过完善的规划，合理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植土壤。就肌体构筑来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囊括区域内的各类非遗及其活化传播设施，而且包罗了当中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精神谱系、文物遗址等因子。

（三）存真性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关键属性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旨在维系非遗活化空间的真实存续，存真性可谓其秉本执要的关键议题。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力图以更加完满的制度优势鲜活地呈现非遗活化传播的突出成效，达到切实培植人民群众家国情怀的时代使命。然而，由于其不同参与主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差距，可能存在多元主体的话语权博弈现象，且趋向激烈，导致区域内原真关系日益失衡[2]。因此，其有必要统筹协调各外来主体与原生主体关系，发挥共建共享能动作用，规避多元主体潜在的价值竞争而招致非遗活化传播水平降低的风险。

（四）历史性与特色性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必要属性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创建取向并非追求千人一面，而必须要树立特色鲜明的旗帜方符合其以评促建的条例规制。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历史性与特色性要求各创建地区需隽永诠释各地区别具一格的独特非遗文化历史，高度明晰其非遗活化传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血脉关联，重点突出其非遗活化传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逻辑思路。

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经验坐标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创建时间最早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求访其建设经验将能够积极助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活化传播的提质增效。

（一）构筑基础性设施，营建非遗传播新空间

非遗活化传播应当重视立体化展示与体验的有效赋能，因此，其必须加快建构赋彩非遗展示与传承的基础性功能空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的各创建地市积极打造非遗活化传播基础性设施，为区域内非遗展示与传承搭建了宽广而坚实的舞台。譬如，泉州市以创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契机开展“十百千基础工程”，为非遗活化传播建设了一大批非遗展示与传承馆（点）;厦门市有机更新原有文化馆（站）的资源禀赋，构建起市区两级非遗展示与传承网络，并特别关注各类非遗项目的主题馆（厅）配置。闽南文化生態保护区关注并实行非遗基础性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了非遗活化传播的展示与传承，为其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强化末梢性规划，细化非遗传播新脉络

非遗活化传播既要重视宏观层面的规划、编制，又需关切微观层面各神经末梢的畅通、互联。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各创建地市在全面贯彻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制的基础上，对各地市富有非遗活化传播特色的历史街区予以着重关照。例如，泉州市在全国范围内较早甄别出二十余个非遗活化传播引领示范区域并施行整体保护，生成非遗活化传播的全景视图;厦门市则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信仰、曲乐舞蹈、旅游体艺等各具心裁的历史村落，形成非遗活化传播的卓绝参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将宏观规划与微观细化有机联结，不但增强了整体性规划的纵深性，而且细致梳理了非遗活化传播的重点区域，为进一步打通非遗活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智慧方案。

（三）推进引导性教育，培育非遗传播新生力

非遗活化传播不仅需要加强非遗传承人群体的继续教育，而且应当通过多样化教育形态来补充传承的后备力量。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高度重视教育在引导非遗活化传播中所饰演的重要角色，试图以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培养非遗活化传播的“新苗子”。譬如，泉州市既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主动将多项非遗推广至全市范围内的多所大中小学校，又支持高校设置相关专业;厦门市在修缮各中小学校非遗存续的方言环境的过程中，注重非遗传承人的终身学习。人才是兴区大计，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十分关注非遗活化传播的“人的培养”这一核心议题，通过引导性教育努力赋彩非遗活化传播的深刻实践，为非遗活化传播造就时代新人。

（四）注重生产性造血，供给非遗传播新血液

非遗活化传播不能仅依循政策性“输血”来维系，而更应以生产性“造血”为其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既通过政策工具保障非遗活化传播发展，又经由生产调控来大力培育“非遗+”产业。譬如，泉州市挖掘各县优势支柱产业的文化基因，开创了“一县一品”的“非遗+品牌”共生共荣路径，将各县的石雕、陶瓷、藤铁工艺等非遗项目成功塑造为举世闻名的非遗品牌;厦门市积极推动非遗活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形成较有市场竞争力的非遗文创新产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生产性“造血”为非遗活化传播涵养起更加稳健持久的生态环境和消费市场，使其因拥有更具时代性的特质而获得大众的认同。

（五）锐意融合性发展，打造非遗传播新模式

非遗活化传播应当适时实施融合发展策略，不能圉于狭义的文化范畴而裹足不前。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跃迁、文化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文旅融合理念愈发受到非遗活化传播的青睐，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创建地市也与时俱进，努力把握其精髓。例如，漳州市紧抓文旅融合，以全域旅游模式串联起遍布全市的旅游景点，铺设起星罗棋布的非遗活化传播图景，持续打响“花样漳州”文旅融合品牌;泉州市和厦门市针对非遗项目，调动探索文化与旅游深度联动和合作的积极性，为文旅融合缔造新平台。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锐意探求文旅融合新发展模式，为非遗活化传播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与旅游良性互动的发展通途。

（六）鼓励社会性共建，富集非遗传播新载体

社会力量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公共非遗活化传播服务的重要提供方，因此，切实推进非遗活化传播需要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创建主体千方百计地寻觅多元社会力量，各方一同参与共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创建地市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遗活化传播，借助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的专业技术能力，提高非遗活化传播的科学性。例如，泉州市大力培育相关非遗活化传播团体，建立起了千余个专门从事南音、高甲戏等非遗项目活化传播的民间团体，激活了社会力量参与非遗活化传播的主人翁精神;漳州市主动邀请众多互联网意见领袖或权威媒体人赴漳州开展相应的非遗活化传播采风活动，以互联网意见领袖或媒体人的叙事逻辑为视角推动非遗活化传播。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其建设，有力地催发了社会力量参与非遺活化传播的使命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七）突出外部性交流，架构非遗传播新网络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全球闽南人的精神家园，促进其发展与建设离不开国际性交流与合作。这既可向世界主动宣介其建设经验，又可汲取世界上先进国家或地区的非遗活化传播发展成果，助益全球非遗活化传播的互学互鉴。譬如，泉州市踊跃主办与非遗活化传播相关的系列国际性文化对外艺术交流活动，如“世界闽南文化节”等;漳州市聚焦闽台同文同种这一理念，扩大对中国台湾地区的非遗活化传播交流，举办海峡两岸民俗信仰、传统诗词等交流活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内外非遗活化传播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增强了闽南文化在全球闽南人心中的影响力和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的民族向心力。

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未来面向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了新时期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发展的着力点，驱动非遗活化传播工作迈进新时代。

（一）努力加强整体保护，形塑非遗传播新机制

整体性保护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立区之本，无论其创建工作的未来轨迹向何处延伸，其发展建设的重要关切都在于捍卫非遗活化传播空间的整体性。因此，未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仍然要将整体性保护作为首要任务，描绘人与社会、历史、文化及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怡然画境。当然，有学者指出相关组织和个人仍按制度予以维持和运作，但实践活动存在可能与制度压力产生脱耦脱节的现象[3]。也就是说，有关地方政府及部门、机构在落实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的主体责任层面上仍可能存在力有不逮的现象。因此，未来其需要形塑起非遗活化传播新机制，以克服各层级主体建设力度不足等潜在问题，抓实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的主体责任。

（二）积极促进工程衔接，铸刻非遗传播新格局

促进关联性较高的大型工程的有效衔接，能够避免因重复建设而产生的资源耗损，同时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射于工程本身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国家文化公园都是立足于普惠公共文化福祉而推进的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文化性是它们共同的符号，有序助推两者协同合作具有相应的政策语境。因此，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各创建主体可试析两大文化工程的偕行路径。譬如，淮安市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创建主体之一，其以设立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契机，全面摸查相关非遗资源，提升了两项大型工程的协同作战性，归集起更多关乎非遗活化传播的资源禀赋，铸刻起更加明朗的非遗活化传播新格局。

（三）加快推动乡村发展，挖掘非遗传播新内涵

乡村非遗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广泛而深厚的原乡祖地之一，而充分挖掘乡村非遗资源是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之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注重区域内乡村非遗资源的高质量发展，结合时代发展，主动发掘农业文化中璀璨瑰丽的非遗资源，以“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工程打造各具特色的非遗活化传播村落，赋予非遗活化传播更为丰厚的新内涵，守护中华儿女最初的感情寄寓。

（四）全面开展社区教育，营造非遗传播新氛围

伴随非遗活化传播工作的深入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目标已产生跃迁、嬗变，逐步从关注量的积淀转向重视质的发展。同时，实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赖于制度设计的完满，也应当更加注重社区力量的参与及其质量的提升。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4]。因此，若想更好地提高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公共治理水平，则应该通过全面普及与非遗活化传播相关的社区教育，使充沛的社区及其居民力量参与其中，以科学的非遗活化传播理论推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入脑入心，形成全社会“人人护非遗、人人学非遗、人人传非遗”的共建、共享的生动氛围。

[参考文献]

[1]谢林刚，赵艳喜.深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公共治理[EB/OL].（2021-07-08）[2021-09-10].http：//www.cssn.cn/zx/bwyc/202107/t20210708_5346003.shtml.

[2]王秀伟，延书宁.从场所到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J].民族艺术研究，2020（01）：152-160.

[3]Tim Hallett.The Myth Incarnate：Recoupling Processes，Turmoil，and Inhabited Institutions in a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01）：52-74.

[4]李东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条件、机制与路径[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82-91.

[基金项目]2021年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项目“农村青少年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服务供给与利用——基于福建省惠安县的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陈瑞祥（1995—），男，福建惠安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肖伟坤（1998—），男，福建惠安人，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美君（1997—），女，河南鹿邑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葛志远（1995—），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医药职业学院药学院辅导员;汪全莉（1974—），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