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文化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文化符号具有记忆功能、沟通传播功能和凝聚功能。2017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其以文物为载体，塑造了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运用多样的媒体语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现代化表达，使大众在畅游文物观园的同时，了解文物所承载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反映了大众对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需求。文物作为文化符号，在时间维度里贯通古今，传承历史文明、孕载当代精神;在空间维度里超越民族，建构中国形象。文物符号在增强文化认同，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塑造国家形象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符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宝藏》

一、符号学概述

符号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以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新兴学科，符号学认为人类世界是符号所建构的世界。而人类历史就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符号化的历史，符号映射人与外界的关系;人赋予符号以意义，符号表征文化，文化经由符号转化成为某种理念和意义的载体。

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原理推演》中明确指出，“符号是指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所有的意义都是符号的意义，意义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从语言学角度对符号进行阐释，认为任何符号都包含“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则是指符号的意义概念。同时，皮尔士在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符号学模式，他主张将所有与符号有关的现象都纳入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从符号、解释项、对象三分来研究符号学，关注某一特定个体对符号的接收。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就是卡希尔的文化符号学，卡希尔对符号的研究是在西方哲学背景下展开的，他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哲学研究分支，卡希尔以“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论断阐述人与动物的不同，人可以利用符号并且可以以符号为手段革新已有的文化。从20世纪20年代卡希尔的符号形式是人类文化本质对文化符号进行的研究，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罗兰·巴特和列维·施特劳斯文化结构主义的形成，这标志文化符号学的成熟。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对文化的定义

是，人类所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符号的总和。同样，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强调，文化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的意义模式，人们通过文化符号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由此可见，文化符号就是在历史选择中沿袭下来的优秀文化所凝练成的意义和理念的载体以及外在表征。

二、《国家宝藏》的文化符号建构

《国家宝藏》是央视联合中国九大博物馆，以“国宝”为节目主题，在泛娱乐时代特征下，以大众精神虚无以及对综艺节目实现文化升级和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为背景，打造的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其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介绍以及概括，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发现文物的魅力，引导民众了解和喜爱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彰显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传承工匠精神，激发爱国情感。

（一） 《國家宝藏》文化符号的编码

符号学奠基者索绪尔认为，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要先通过编码来形成具有蕴含意义的符号系统。法国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的编码理论并提出二级符码理论，第一级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学系统，亦即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称为初级指意系统;第二级是罗兰·巴特将第一级的符号作为第二级的“能指”，并产生新的“所指”，以组合成新的“符号”，这是次级指意系统，意义即“所指”处在不断生成和创新的过程中。

《国家宝藏》开创了综艺记录式表达的新范式，节目的基本形式是集结以故宫为首的九大博物馆，每个博物馆选出三件文物，通过对其前世今生的介绍，由网络投票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来参加在故宫太和广场的国家宝藏特展。节目组选择大国重器作为文化传播中的一级符号，再根据社会需要和大众认同进行第二次的编码，即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巧妙地将一级符号与现代文化选择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在符号原本意义的遮挡与隐藏下，悄然地植入价值观与文化元素，产生了具有全新内涵的二级符号。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湖北省博物馆选送的第二件文物，节目组另辟蹊径地由撒贝宁演绎秦代基层官吏喜的一天作为切入点以编码秦简的前世传奇，讲述了秦吏的工作生活，并且透过对手下官员律法的考察展现了秦律的严谨和细致。秦简是研究秦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医学以及书法的重要文物，其今生故事的讲述并没有停止对秦简意义即所指的探寻，而是将秦简象征的法制、公平和正义作为能指，借以基层执法者为代言人。这不仅阐明了现代法律对秦简中户籍制度、现场勘查和死亡诊断的批判继承，更是将全面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要求融入其中，形成次级指意系统的编码。云梦睡虎地秦简代表的不再是历史的沿袭，而是借助故事跨时空对话之后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现代中国公正、法治价值观转换为文化符号的缩影。

文化符号被视作交流的媒介，传播者利用符号编码将有效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受传者依据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对符号进行个性化解读。因此，符号信息所富含的信息和意义有多少能够传递给受传者，其决定因素在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对符号所指涉的意义认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传播者要和受传者处在相同的意义系统中，否则就达不到传播者所需要的效果。“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文脉”，石鼓的历史故事众多，在其前世传奇中，节目组选取“司马池父子”和“梁家五代故宫守护人”的故事来编码。这一方面展现了至真亲情，另一方面其相同的文化经历唤醒了每个个体对国家的深情大爱。《国家宝藏》的节目编排以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血脉为核心，剖析中华文明的现代内涵，解密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这正是因为传播者和受传者共享知识代码，受传者才更容易与文物产生共振，树立文化自信。

（二） 《国家宝藏》文化符号的解码

皮尔士认为，“指号或表象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当的指号，也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笔者把它创造的这个指号叫作第一个指号的解释者（解释项）。这个指号代表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代表那个对象，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而只是与某个观念有关的方面。”[2]三分符号为第一者、对象为第二者、解释项为第三者，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相较于索绪尔所认为的符号任意性是社会规约下的任意性，皮尔士更加关注解释主体的现实存在性，符号的主体更倾向于个别、具体的现实主体。皮尔士对现实主体的强调体现了符号解码的个性与偶然性，肯定了符号的再生产，符号的“编码—解码”都是符号意义的崭新创造过程，符号一旦产生就需要表征和传达意义。

文化类综艺节目很容易将大量的专业文化知识堆砌在一起，使得科教意味浓厚而丧失了原本初衷，使内容变得枯燥无味，陷入文化精英主义的窠臼。《国家宝藏》通过故事化的综艺表现手法有效避免了这一弊端，故事提供了模拟，还提供了启发，模拟和启发都是以激发受众动力为最终目的的。罗兰·巴特认为，意义总是处在不断地生产过程中，我们所捕捉到的意义只是阐释链短暂的停顿，即延意。《国家宝藏》节目组以文物为主题，以历史为根基，以现实为目的二次创作。这一过程经历了“编码—解码—编码”三个步骤，其今生故事的次级指意系统先是节目组以初级指意系统的符号作为起点解码，再运用修辞和象征的手法扩展符号外延来重新编码的过程。南京博物院文物坤舆万国全图的节目讲述基于地图历史，融入现代科技背景，阐释了现代地图技术的发展趋向，该地图作为多维环境的表达工具不仅是历史的镜子，也是中国人民探索世界的精神映射。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仪式是文化解码一个重要的手段。该节目组不仅以故事解释符号，而且以印信为证、誓词为铭，对文物的精神文化内涵赋予仪式化的形式来批判传承，升华了节目的主旨。其在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塑造民族文化形象与民族文化记忆，激发民族文化活力，实现文化的传统、现在与未来的统一，融入世界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

在符号学的视域中，《国家宝藏》作为整体性文本的同时，在受传者解码中，其获得新的所指，并不断漂浮。不同受众对同一文化符号的解码也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历不同而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受众会根据自己已有的潜文化来对文化符号做注解，结合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这种受众的需求相异也导致了次级指意的相异。皮尔士也曾阐明解释项只是对符号的一部分进行解码。

以哔哩哔哩评论为对象，受众在对彩绘散乐浮雕的解码上，一部分受众认为它是乐籍制度的具象表现，另一部分受众则更关注雕塑中的乐器，燃起了探索传统音乐的热情，获得审美欣赏，还有的受众则从箜篌的失传和重造来树立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符号解码的多意性。个体在生产解释项的同时，也在接收和生产链文本，即“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链接等”。《国家宝藏》在央视播出的同时，其也在哔哩哔哩这样的网络平台上线，弹幕形成的互动文本以及评论回复、社交媒体的讨论，这都构成了《国家宝藏》这一原始文本的链文本。链文本的生成和衍生是受众主动共同参与的结果，构筑出文化意義的共享空间。受众在这一文化讨论空间中，不仅展现对节目本身的意义讨论，而且包含了对工匠精神、文化自信、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民族文化复兴的意义层面的探讨。

编码、解码意义的弥散，文本的狂欢是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这从符号的表征再到符号的繁衍，处在流动和行进过程当中。基于现代传播环境的改变，媒介载体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使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新的表意方式和传播手段，文化符号意义的流转和再创造也呈现新的逻辑自洽形式，并融入符号学的机制。在碎片化时代，文化符号传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有效途径。《国家宝藏》以“器物”出发，其不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而且启迪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局限于表面，而需实现从器物到文化，最后到精神，甚至创新的转变。

三、《国家宝藏》文化符号的价值彰显

五千年的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告诉我们从何而来。五千年的文明，创造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文化，时代的印记告诉我们将走向何处。《国家宝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符号，让文物活起来;重新解码文物新内涵，让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让受众参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链的构筑，以增强文化认同、培养文化自信。

（一）增强文化记忆，形成文化共识

20世纪70年代，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从符号学的视角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进行研究，尤里·洛特曼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文化符号是符号系统中等级化的体系，是文本和符号域的组合，抑或是文本生成的机制。其在将集体构建的文化作为复杂个体来研究的同时，认为文化是在储存和再生信息方面则类似于个体的记忆机制的基体结构。《国家宝藏》运用现代化的方式重现历史事件，营造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构成文化景观。受众不再是文化记忆被动的接收者，他们沉浸于文化景观，并且参与重建文化记忆，在时间维度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从文物符号中提取非文物符号的象征，在记录中赋予文物的时代内涵;在恢复记忆中创建事实，建构新时代文化记忆;在文物符号所指的漂浮中增强集体文化记忆，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记忆。

（二）传播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皮尔士将符号分为类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指示符号就是指象征符号。《国家宝藏》不仅是对博物馆文物的历史讲解，而且其在全方位、立体化对文物展示的基础上，运用文化感情的多重表达，实现“情绪到意义的转变”[3]。节目中曾侯乙编钟、筚篥、箜篌、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器乐演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代表，民族乐器综合古曲的传承和借鉴西方新曲的创作，使得演奏过程中也具有现代混音技术的配合;箜篌五百年前的失传和依据壁画的重造，使观众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同时，更多投身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无论是抗日战争中保护文物人士的爱国大义，还是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文物修复师的工匠精神，都凝结成中国精神激励受众，使受众发扬工匠精神，尤为重要的是，在工匠精神基础上变工匠为创造，增强民族创新力。

（三）构建身份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的接受一定要通过解码即“去文本化”，这一过程同样会产生新的文本、构建新的意义。解码是个体根据自己文化背景做出的高度个性化的行为，不可能完全吻合，文化符号不仅是某一确定意义的集合，而更是新意义的能指。斯图亚特·霍尔主张，个体通过仪式对原有的符号文本约定俗成的部分进行重现的同时，也通过新仪式衍生意义，甚至重新赋权，萌发抵抗性力量，以不同文化符号划定圈层，构建身份认同。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它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累积下来的集体文化记忆。我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对相同文物符号的象征意义及由此产生的解释项也是不同的。《国家宝藏》重视民族性的新尝试，使受众在进行文物欣赏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建构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形成文化记忆，树立文化自信。

（四）促进文化出海，塑造国家形象

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交往行为的核心理念是，要从“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实质上交往中的主体互为主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互为主体性是通过符号的互动而定义的。国家形象不是国家自生的，而是在交流的主体间性中建构的，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隐形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媒介。2019年10月24日，我国《国家宝藏》栏目组携手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四十周年为契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国宝音乐会》。这次音乐会以音乐再现历史，牵起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文化有效出海依赖于交往中两个国家主体的文化通约性，同时我国文物出海也应当立足当下。文物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其尤为重要的是对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而不是简单复古，其不仅代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的欣欣向荣。文物出海不仅是简单的展览，更是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输出和中国精神的有效传达。

四、结语

在当今符号化趋势下，一个国家的符号创造能力和符号传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求以文化符号作为起点，围绕符号的编码，创造新的符号表现形式和意义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基于历史根脉融合现代特性的文化创新。《国家宝藏》这类运用融媒体和现代传播技术的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打造由文化符号建构的文化景观，利用文化符号便于记忆和传播的属性，在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依赖于对外交流中的主体间性，是自塑和他塑的共同结果，主体间性的发挥应以文化符号为载体，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要善于利用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生存应当摒弃传统符号的简单表征，牢牢抓住解码多样化、传播场景化的新特征。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皮尔士.皮尔士文选[M].周兆平，涂纪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晏青.娱乐传播研究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尚媛媛（1997—），女，甘肃庆阳人，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