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宇

(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陈朝从陈文帝天嘉末到陈宣帝太建初的政局变化，是研究陈朝政治史不可忽视的内容，然论者多以简单的梳理为主。近年朱时宇、张金龙等人分别从政治特征和军权的角度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但对事件发生过程的考察仍有不足。(1)朱时宇，王嘉川：《从陈宣帝的废侄自立看陈朝的政治特征》，《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张金龙：《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54-666页。由于史料本身尤其是正史帝纪中相关时间记载的缺漏，导致事件过程混淆不清，尚须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考辨：其一，陈文帝对皇位继承人以及对陈顼的真实态度究竟为何，应如何看待所谓的“吾欲遵太伯之事”相关记载？其二，矫诏事件的爆发以及刘师知、到仲举等人被处死到底是在光大元年还是天康元年，欧阳纥的起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相关事件及人物又应如何定性？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对陈朝中期的政局演变加以进一步考证阐释。

一、 “吾欲遵太伯之事”——陈文帝后期的朝局与皇位继承人问题

永定元年(557)，陈霸先受梁禅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然而此时“湘州之东，扬州之南，含整个江州，几乎山头林立，朝令不行。因此陈氏建国之初，实际所辖不出江东千里之地”。(2)周振鹤主编，胡阿祥、孔祥军、徐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陈朝政权统治的稳固是在继任的陈文帝时期完成的，通过清除地方割据势力和以军事胜利换取和平外交，直到天嘉五年(564)十一月章昭达克定闽中，陈朝的内外形势才算基本安定下来。但与此同时，陈文帝的身体日渐恶化，严重时已不能亲政，权力的日常运行，逐渐落到尚书系统的尚书右仆射到仲举和中书系统的安成王陈顼的手中。

天嘉中期的尚书省统领分为左右仆射，左仆射王通不过以名族领虚职，尚书省的实权在右仆射到仲举手中。到仲举早年即追随文帝，为其心腹，故在文帝即位之后深受重用，“文帝嗣位，授侍中，参掌选事……迁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参掌并如故”。随着文帝身体每况愈下，到仲举的权力越来越大，“是时，文帝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但到仲举本人“性疏简，不干涉世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且其行政能力并不足，具体事务其实是吏部尚书袁枢在运作，“仲举既无学术，朝章非所长，选举引用，皆出自袁枢”，“是时，仆射到仲举虽参掌选事，铨衡汲引，并出于枢”。(3)《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卷一七《袁敬传附兄子袁枢传》。此外，五兵尚书孔奂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时世祖不豫，台阁众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奂决之。”(4)《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与尚书省类似，中书省的统领名义上为第二品的中书监陈顼和第三品的中书令谢哲，但谢哲也只是以名族领虚职。需要注意的是，南朝时期“中书监、令逐渐演化成清闲无事的荣誉头衔”，(5)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陈顼虽然担任中书监，其权势却并非是靠此获得。陈顼作为陈文帝惟一的弟弟和当时除文帝外惟一成年的皇室男性，陈文帝不惜以牺牲部分领土为代价将其从北周换回，并迅速委以重任，其权力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史。寻授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余如故。四年，加开府仪同三司”。(6)《陈书》卷五《宣帝纪》。因此陈顼的权势主要是凭借皇兄的信任和身兼多职而形成的。中书系统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书舍人，该职“专掌诏诰，兼呈奏之事”，(7)《通典》卷二一《职官·中书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4页。在诸大臣中与皇帝最为亲近，其中尤以刘师知最被宠任。

与到仲举、陈顼得势相对的是，太子陈伯宗的势力十分弱小。陈伯宗虽然早在天嘉元年就被立为太子，但文帝并没有刻意加以培养，多年下来几乎没有形成独立的势力，这在《南史》卷七一《顾越传》中有所反映：“越以宫僚未尽时彦，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夺宗之兆，内怀激愤，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板荡，窜身穷谷。幸属圣期，得奉昌运。朝廷以臣微涉艺学，远垂征引，擢臣以贵仕，资臣以厚秩，二宫恩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罔怀报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养善春宫，臣陪侍经籍，于今五载。如愚所见，多有旷官，辅弼丞疑，未极时选。至如文宗学府，廉洁正人，当趋奉龙楼，晨游夕论，恒闻前圣格言，往贤政道。如此，则非僻之语，无从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怀此不言，则为有负明圣。敢奏狂瞽，愿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8)《南史》卷七一《儒林·顾越传》。鲁力认为，东宫势力薄弱在南朝时期是个普遍现象，“这在其他朝代也许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太子本不是以个人力量来维持皇位的”，但由于南朝“宗室的内部矛盾、宗室与异姓的矛盾格外突出”，(9)鲁力：《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太子势力薄弱的问题才显得尤其突出。

虽然太子势力薄弱，但陈伯宗既为文帝嫡长子，又早早被立为太子，皇位继承人似乎不应有疑义。可正史中却多次出现文帝欲以弟弟陈顼继承皇位的记载：

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每虑不堪继业。既居冢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及疾将大渐，召高宗谓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后寤，乃拜伏涕泣，固辞。(10)《陈书》卷四《废帝纪》。

及世祖疾笃，(孔)奂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世祖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奂乃流涕歔欷而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王介弟之尊，足为周旦，阿衡宰辅，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世祖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11)《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这些记载历来受到史家质疑，清人王鸣盛就称：“此沿陈代史臣曲笔。”(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五《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三·伯宗凶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页。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此等皆高宗之党所造作的言语。”(1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93页。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帝想要传帝位于弟弟陈顼这类的故事，很可能是陈顼在夺位过程中进行的话语改造，建立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以掩盖篡逆的实质。

但这种质疑只是以情理度之，并不能以之抹杀这场对话存在的可能性。诚然，太子的个性虽然仁弱，但此时朝局已经稳定下来，内外皆无大忧，足可守成；且陈文帝有十一个儿子在世，即使太子柔弱，也不至于想将帝位传给弟弟陈顼。但除《陈书》外，《南史》卷二七《孔靖传附孔奂传》也有这场对话的相关记载，《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天康元年》对此亦有保留。换言之，文帝当着陈顼等人提出所谓“吾欲遵太伯之事”，不一定是完全捏造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对话更像是一种试探，颇类似于前燕慕容儁与慕容恪的对话：

儁寝疾，谓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儁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14)《晋书》卷一一〇《慕容俊载记》。

《资治通鉴》则直接将慕容儁最后的反应记为“儁喜曰”，(15)《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十二·升平三年》。一个“喜”字，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展露无疑。陈文帝内心的意愿恐怕亦是如此，如朱时宇就认为：“文帝提到传位于弟既是为了试探安成王陈顼是否有篡位野心，也是为了试探亲信大臣对皇太子陈伯宗与安成王陈顼的态度。”(16)朱时宇、王嘉川：《从陈宣帝的废侄自立看陈朝的政治特征》，《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说到底，无论文帝生前是否当着陈顼等人表达过“吾欲遵太伯之事”“近则晋成，远隆殷法”这种言论，遗诏中的“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临，王侯将相，善相辅翊，内外协和，勿违朕意”(17)《陈书》卷三《世祖纪》。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其实，不仅是陈文帝，陈顼和孔奂又何尝不是在试探文帝。孔奂正是揣摩到了圣意，说出一番无懈可击的对答，因此得到陈文帝的赞赏并被任命为太子詹事。陈顼也因为泣涕固辞最终得到信任。

由于宗室力量的薄弱，文帝十分倚重陈顼，形成了太子势力和陈顼势力的严重不对等，这是天嘉中后期朝局的最大隐患，也使得陈文帝在最初部署身后之事时，尤其是在对于陈顼的安排上出现反复不定的情况。天嘉六年(565)，“夏四月甲寅，以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安成王顼为司空。”(18)《陈书》卷三《世祖纪》。但同年又因为鲍僧睿事件免去了陈顼侍中、中书监二职。(19)《陈书》卷二六《徐陵传》。从天嘉六年底开始，随着病情的加重，文帝又对禁卫军统领进行了调整。陈代的禁卫官职以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卫尉为首。(20)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9页。十二月丁巳，文帝将郢州刺史与中护军对调，吴兴太守和中领军对调。中护军程灵洗为宣毅将军、郢州刺史，军师将军、郢州刺史沈恪为中护军；中领军沈钦为云麾将军、吴兴太守，镇东将军、吴兴太守吴明彻为中领军。(21)《陈书》卷三《世祖纪》、卷四《废帝纪》。沈钦之变动正史中虽未明言，然天嘉六年正月庚戌，“卫尉卿沈钦为中领军”，天康元年五月丁酉，“云麾将军、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将其前后职位交待得比较清楚，可以推断其变动当与中护军变动一致。沈恪有忠名，在梁陈禅代之际不做攻逼旧主之事；吴明彻也比较受文帝赏识，天嘉五年任吴兴太守时，文帝还特意叮嘱：“吴兴虽郡，帝乡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因此文帝在“弗豫”时征拜其为中领军。(22)《陈书》卷一二《沈恪传》、卷九《吴明彻传》。约同时，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卫尉三职也进行了调动，这虽然在帝纪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参考其他史料是可以确认的。韩子高，文帝“甚宠爱之”，本任东阳太守，“(天嘉)六年，征为右卫将军，至都，镇领军府”；周宝安，文帝“深器重之，寄以心膂”，本任南徐州刺史，“征为左卫将军，加信武将军。寻以本官领卫尉”。(23)《陈书》卷二〇《韩子高传》、卷八《周文育传附子周宝安传》。周宝安入为左卫将军虽然没有时间记载，但《世祖纪》天嘉六年十二月云：“戊午，以东中郎将、吴郡太守鄱阳王伯山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24)《陈书》卷三《世祖纪》。则周宝安被征的时间当与之相差不远。禁卫官职的五个首领全部调换，文帝为太子完全重建了禁卫系统。

到天嘉七年(566)，文帝的身体状况已十分不乐观。正月，每两年一次的舆驾亲祠南北郊活动未能举行。二月丙子大赦并改年号，以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同时部分心腹大臣入侍医药。史料中可见的参与入侍医药者有陈顼、到仲举、刘师知、孔奂、袁枢、韩子高六人。这六人中，陈顼自成一势力；到仲举、韩子高同属文帝早年近臣出身；刘师知“性疏简，与物多忤”，而孔奂、袁枢虽然隶属于到仲举的尚书省，但平日以清正自居，鲜有私交，这三个人都算是中立者。君臣之间“吾欲遵太伯之事”的对话应该就是在此时发生的。在从未真正打算更换皇位继承人的前提下，文帝既想保证太子顺利即位，又不想以牺牲陈顼为代价，只能寄望于群臣的忠贞。这场对话是文帝藉以获得心安的途径，因此即使对话沦为互相试探，文帝也乐于接受表面的虚饰，并由此彻底确立了以陈顼作为首辅的顾命结构的信任基础。随后，“三月己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陈书》卷五《宣帝纪》则记录得更为直白：“天康元年，授尚书令，余并如故。”(25)《陈书》卷三《世祖纪》、卷五《宣帝纪》。二月丙子是二月的最后一天，三月己卯是三月初三，干支时间对应请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即陈顼并非迁官，而是在此前官职的基础上加授尚书令。陈自开国以来，尚书省一直由尚书左右仆射负责，从未设尚书令。由于尚书令统领尚书仆射，使得尚书省的最高权力由此转到了陈顼的手中。与此同时，陈文帝又撤左右二仆射，改置单一尚书仆射。《陈书》《南史》帝纪对此均未有记载，然而《陈书》卷一七《王通传》云尚书左仆射王通“天康元年，为翊右将军、右光禄大夫，量置佐史”，卷二〇《到仲举传》云尚书右仆射到仲举“天康元年，迁侍中、尚书仆射，参掌如故”。(26)《陈书》卷一七《王通传》、卷二〇《到仲举传》。则到仲举成为唯一的尚书仆射，仅次于尚书令陈顼，且身兼尚书、门下两省之职。刘师知则继续牢牢占据中书舍人之位，即所谓“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27)《陈书》卷一六《刘师知传》。以陈顼作为太子即位后的首辅，以到仲举、刘师知为副，这就是文帝最后的安排。

二、 光大元年还是天康元年？——矫诏事件的相关时间问题辨析

天康元年(566)四月癸酉，陈文帝崩，太子陈伯宗即皇帝位。《陈书》中提到受遗诏辅政的有陈顼、到仲举、刘师知三人。此外，徐度虽然也有顾命身份，但其任务主要是在大丧期间“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28)《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卷一二《徐度传》。并不参与权力核心事务。其后不久，三个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激化，由此爆发了矫诏事件。

从事件过程来看，矫诏事件的前后顺序是比较清楚的。谋矫诏者主要有四人，尚书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左丞王暹、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始兴王陈伯茂也是知情者和推动者。(29)《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韩子高并没有参与矫诏事件，各史料中均未提及韩子高参与矫诏事件，其本传记载是因兵权过重而不自安；《陈书》卷二九《毛喜传》所谓“右卫将军韩子高始与仲举通谋”，乃指到仲举被废之后二人通谋事，不能与矫诏事件混淆。众人计议已定，但事关重大，又是背着皇帝和太后擅作主张，因此临事之际“众人犹豫，未敢先发”，最后是“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的殷不佞到相府，当面以矫诏对陈顼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30)《陈书》卷三二《殷不害传附弟殷不佞传》、卷七《世祖沈皇后传》。对于这个突然的诏令，陈顼“当时疑惧，无敢措言”，不敢违抗诏令，准备从命。但其心腹毛喜得知此事后，指出其中有诈。陈顼遂派毛喜前往咨询吴明彻的意见，又亲自询问“常以师礼事之”的许亨的意见。吴明彻和许亨也质疑诏令的真实性，劝陈顼“留中深计”“勿奉诏”。(31)《陈书》卷二九《毛喜传》、卷九《吴明彻传》、卷三四《文学·许亨传》。听了三人的相同建议后，陈顼于是谎称有疾，派毛喜前往沈太后和皇帝处探听虚实。沈太后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废帝也表示：“此自师知等所为，非朕意也。”事情的真相遂得到确认。得到毛喜回报的消息后，陈顼立即“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知罪。其夜，于狱中赐死。”(32)《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之所以在此事的清算中首当其冲的是刘师知，这和他中书舍人的身份有关。中书舍人既然专掌诏诰，出现矫诏自然要把责任首先算到策划此事的中书舍人头上。在刘师知赐死后，王暹、殷不佞随即也被付治，其中王暹伏诛，(33)《资治通鉴》卷一七〇《陈纪四·光大元年》。殷不佞则因“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34)《陈书》卷三二《殷不害传附弟殷不佞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顼此时并没有追究到仲举的罪行，只是迁其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剥夺了实权，“废居私宅”。(35)《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此为事件第一阶段。到仲举废居私宅后，知道陈顼迟早要清算自己，内心不自安，就派儿子到郁与因兵权过重而同样内心不自安的右卫将军韩子高接洽，到郁每次都化装成妇人悄悄联络韩子高。二人通谋的事情遭到前上虞县令陆昉和韩子高军主的举报，陈顼遂采用毛喜的建议先以配人马、赐铁炭等手段迷惑韩子高将其稳住，随后又以召文武议立皇太子为名，将韩子高、到仲举骗入尚书省，执送廷尉，当夜与到郁一同赐死。(36)《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韩子高传》、卷二九《毛喜传》。到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其子女因为是帝甥而获免，这在墓志资料中也有所佐证。宜都王陈叔明娶到郁第三女为妃，见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此为事件第二阶段。

虽然矫诏事件的前后过程较为清晰，但关于该事件及相关人员的惩处时间，正史的记载却是模糊的。原本帝纪是最应明确记载时间的，但《陈书》卷四《废帝纪》、南史卷九《陈废帝纪》皆无相关的具体时间记录，惟《陈书》卷一六《刘师知传》、卷二〇《韩子高传》、《南史》卷六八《韩子高传》对事发年皆记载在“光大元年”，《陈书》卷三四《文学·许亨传》、《南史》卷六〇《许懋传附子许亨传》则分别模糊记载在“光大初”、“光大中”，《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则记刘师知死在光大元年前，韩子高在光大元年后。尤其到仲举、韩子高之死，二书《韩子高传》中均记为光大元年八月，这大有问题，由此也历来遭到史家质疑。这些质疑又分为对月的质疑和对年的质疑两种，并分别形成了“光大元年说”和“天康元年说”两种说法。

对月的质疑即“光大元年说”，该说以司马光为代表。《资治通鉴》注引《考异》云：“《陈书子高传》，死在光大元年八月。按《华皎传》，子高诛后，皎始谋叛。《帝纪》，此年五月，皎已谋反。又慈训太后令，先言刘师知、子高诛，后乃及余孝顷。《始兴王伯茂传》，师知等诛后，伯茂乃进号中卫。然则《子高传》误也。”(37)《资治通鉴》卷一七〇《陈纪四·光大元年》。遂将刘师知、到仲举等人之死俱记载在二月，放在二月辛亥余孝顷被诛之前。

对年的质疑即“天康元年说”，吕思勉就认为：“《华皎传》云，子高诛后，皎不自安，乃有反谋。《纪》亦书其反于光大元年五月。疑子高之死，实在天康元年八月，《纪》误后一年。”(3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689-690页。蒋伯良将这种说法加以扩展补充，他认为：“其一，《陈书·到仲举传》内诏书云：‘前上虞令陆昉等具告其事，并有据验，并克今月七日，纵其凶谋。领军将军明彻，左卫将军、卫尉卿宝安及诸公等，又并知其事。’周宝安亡于天康元年，这诏书下达时周宝安应尚在世。其二，华皎谋反的时间在光大元年五月，《陈书·华皎传》载，华皎反前有一个形成过程：先是因韩子高于八月谋反被诛，‘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缮甲聚徒，厚礼所部守宰’，到了‘光大元年，密启求广州，以观时主意’，‘高宗伪许之’，最后，华皎于五月勾引周兵，扯起了反旗。而刘师知向陈顼发难，比韩子高等人都要早。所以这个政变的过程先后如下：天康元年四月陈蒨去世，子伯宗继位，陈顼入辅，率左右300人入居尚书省，总摄兵权。五六月间，刘师知、到仲举等阴忌陈顼，遣殷不佞矫诏令陈顼出居东府城，谋泄后刘师知被杀，到仲举被废居私宅。七八月间，到仲举又与京中握有重兵的韩子高阴谋政变，事泄，仲举与子高均于狱赐死，这时在天康元年八月。子高伏诛，使华皎深感震恐，于是上下联络，部署反叛，第二年(光大元年)五月，终于勾引周兵进犯。”(39)蒋伯良：《〈梁书〉〈陈书〉舛误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

以上两种说法都注意到了“光大元年八月”这个明显错误，并依据前后事件过程予以推翻，但由于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流于粗略的推测。按，《陈书》卷四《废帝纪》光大元年七月戊申，已立皇子陈至泽为太子，到八月还议立什么皇太子！这是最明显的问题。《韩子高传》将此事时间记为光大元年八月是绝对错误的，这一点自应毫无疑问。但想要进一步落实具体时间，两种说法都各自有史料支撑，互相矛盾，难以轻下定论。

先来看“光大元年说”，除了《陈书》卷一六《刘师知传》，《陈书》卷三四《文学·许亨传》，《南史》卷六〇《许懋传附子许亨传》分别记事发在“光大元年”“光大初”“光大中”外，该说法最重要的史料支撑就是陈伯茂和余孝顷的事迹，即前文《资治通鉴考异》所提到的两点。《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云：“师知等诛后，高宗恐伯茂扇动朝廷，光大元年，乃进号中卫将军，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是时四海之望，咸归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愤怨，数肆恶言，高宗以其无能，不以为意。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豫其事。”(40)《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则刘师知死在光大元年之前，韩子高死在光大元年陈伯茂入为中卫将军之后。陈伯茂入为中卫将军事在光大元年二月十二日，“癸丑，以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而余孝顷被杀事在该年二月初十日，“二月辛亥，宣毅将军、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41)《陈书》卷四《废帝纪》。若依前者则韩子高死在二月十二日之后，若依后者则韩子高死在二月初十之前，因此这两处史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又，卷九《吴明彻传》云：“废帝即位，授领军将军，寻迁丹阳尹，仍诏明彻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举之矫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谋，高宗疑惧，遣喜与明彻筹焉。”则矫诏事件又在吴明彻任丹阳尹之后。吴明彻兼任丹阳尹事在光大元年正月己卯，“以领军将军吴明彻为丹阳尹”，(42)《陈书》卷九《吴明彻传》、卷四《废帝纪》。《废帝纪》光大元年又云：“五月癸卯，以领军将军、丹阳尹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则正月己卯吴明彻是在领军将军的职位上加任丹阳尹，而不是改任。与《始兴王伯茂传》刘师知死在光大元年之前又相矛盾。

“光大元年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难以解释。《陈书》卷四《废帝纪》云，天康元年五月丁酉，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云麾将军、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不可能此时既有尚书仆射到仲举，又有两个左右仆射，出现三仆射并立的情况。根据这条史料，则矫诏事件的爆发及到仲举被迁为金紫光禄大夫不得晚于天康元年五月丁酉，远远早于光大元年。

再来看“天康元年说”，除了前文蒋伯良提到的“周宝安亡于天康元年”之外，还有两条史料也指向了天康元年。其一，《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云：“仲举子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出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马，是年迁为南康内史，以国哀未之任。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皆不自安。”则到仲举废职是在文帝去世当年。其二，《韩子高传》云：“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又云：“其夕与到仲举同赐死，时年三十。”许福谦认为：“陈文帝出任吴兴太守在梁承圣元年(552年)……若此时韩子高年已十六，逆推其生年，当在梁大同三年(537年)，至光大元年(567年)死，年已三十一岁矣。《陈书》本传云‘时年三十’，盖举其大数也，实当是三十一。”(43)许福谦：《〈陈书〉纪传疑年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虽然该文只是怀疑韩子高的死亡年龄，但这个推断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时年三十”记载无误，韩子高岂不是死在天康元年(566年)。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支撑“光大元年说”的史料自身就存在矛盾，尤其《始兴王伯茂传》载刘师知死在光大元年前，这反而指向了天康元年。但《陈书》《南史》关于矫诏事件相关时间记载中也多次明确提到“光大”或“光大元年”，不会全然无据，《始兴王伯茂传》韩子高死在陈伯茂入为中卫将军之后也能左证这一点。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记载紊乱是源于事件本身和相关人物的处死是在不同年份。正史列传在记载事情前后顺序、尤其在涉及具体时间上往往有所差误，这在《陈书》《南史》各列传中并不鲜见，(44)如《陈书》卷一七《王通传》云王通梁末为尚书右仆射，入陈迁左仆射，而卷一《高祖纪上》禅让玺书原文中王通的身份已是尚书左仆射，《梁书》卷六《敬帝纪》亦载太平二年正月壬寅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则王通在梁时已迁左仆射。又如卷二〇《到仲举传》云到仲举天嘉六年秩满解丹阳尹，而帝纪天嘉三年九月戊辰以到仲举为丹阳尹、天嘉五年正月庚辰以袁枢为丹阳尹、天嘉六年正月庚戌以杜棱为丹阳尹，前后顺序甚明，到仲举解尹时间当在天嘉五年。又如卷二六《徐陵传》先记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事，再记废帝即位、高宗入辅事，而帝纪徐陵迁吏部尚书在天康元年五月丁酉，乃废帝即位、高宗入辅之后。关于矫诏事件的相关记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由于事件前后时间连绵较长，史料中遂出现了将矫诏事件爆发、处死刘师知的时间和处死到仲举、韩子高的时间相混淆的错误，前者应在天康元年，后者才是在光大元年。《吴明彻传》中“废帝即位，授领军将军，寻迁丹阳尹，仍诏明彻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举之矫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谋，高宗疑惧，遣喜与明彻筹焉”这段文字应理解为矫诏事件发生在他任领军将军到丹阳尹这个过程中，而不是单纯的前后关系。而收韩子高、到仲举的诏令之所以要单独提到周宝安，恰恰有可能是因为此时周宝安已经去世，可以借用其名而已。至于许福谦文中关于韩子高年龄的质疑，其实这本不是个问题，许文的错误在于将韩子高与陈文帝结识的时间限定在了承圣元年。《陈书》卷三《世祖纪》云：“承圣二年，授信武将军，监南徐州。”(45)《陈书》卷三《世祖纪》。但承圣二年迁职不等于承圣二年第一天就迁职，承圣二年初的时候陈文帝仍是吴兴太守，二人若在此时结识，则时年十六岁的韩子高到光大元年死时正好三十岁，《陈书》所载岁数本不误。

因此矫诏事件前后时间顺序应为：矫诏事件及刘师知之死当在天康元年五月丁酉之前，五月丁酉是五月二十二日，距离文帝驾崩的四月癸酉(四月二十八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双方矛盾的激化如此之快，确实令人扼腕。《韩子高传》中赐死韩子高及到仲举父子的“光大元年八月”是绝对错误的，二人应死在陈伯茂入为中卫将军的二月癸丑之后。与《陈伯茂传》事迹的详细记载相比，单凭《慈训太后令》中的罪名顺序就认为韩子高死在余孝顷之前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慈训太后令》所列罪名顺序并不能作为事件前后过程的凭据。《资治通鉴》将刘师知、到仲举等人之死俱放在二月辛亥余孝顷被诛之前，是轻信了《慈训太后令》的罪名顺序，而未察《始兴王伯茂传》所记刘师知死在光大元年之前、韩子高死在陈伯茂入为中卫将军之后这一史实。《陈书》卷二〇《到仲举传》收到仲举父子和韩子高三人诏中有“并克今月七日，纵其凶谋”语。二月壬寅朔，二月第七日是戊申日，早于癸丑日，既然陈伯茂暗中参与韩子高谋反是在其入为中卫将军后，则到、韩三人之死不会在二月。又，卷二〇《华皎传》韩子高诛后，华皎始有反意。华皎之反在光大元年五月，则到、韩三人之死又必在五月前。因此到仲举、韩子高之死当在光大元年三月或四月，考虑到华皎从韩子高死到正式举兵反中间还进行了一系列试探和部署，则到、韩之死以三月的可能性最大。

三、 矫诏事件的后续及对相关人物的再评价

在矫诏事件第一阶段即刘师知、到仲举分别被处死、“废居私宅”之后，原有辅政体系彻底破裂，“自是政无大小，尽归高宗”。君臣关系由此逐渐恶化，沈太后、陈废帝开始多方面寻求打击陈顼。根据《慈训太后令》中所列罪名，包括征召南豫州刺史余孝顷、使宦者蒋裕联结建安人张安国据郡反、使华皎妻吕氏联结旧部、使陈顼帐下的荡主侯法喜与荡主孙泰等联结以图陈顼。(46)《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卷四《废帝纪》。总体而言，这些图谋都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大部分都被扼杀在摇篮中，而真正对陈顼产生过威胁的是湘州刺史华皎和广州刺史欧阳纥的先后起兵。华皎的起兵及相关战役过程于史料记载甚详，本文无需赘述。但关于欧阳纥起兵相关事迹的记载则颇有疑窦，需加以考辨。

(一) 欧阳纥起兵时间考辨——兼论华皎起兵与欧阳纥起兵的异同

欧阳纥起兵事迹在《陈书》帝纪及相关列传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建元年)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辛未，遣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二年)二月癸未，仪同章昭达擒欧阳纥送都，斩于建康市，广州平。(47)《陈书》卷五《宣帝纪》。

高宗即位……降号车骑将军。欧阳纥据有岭南反，诏昭达都督众军讨之。昭达倍道兼行，达于始兴。纥闻昭达奄至，恇扰不知所为，乃出顿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舻造拍，以临贼栅。又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而擒纥，送于京师，广州平。(49)《陈书》卷一一《章昭达传》。

异平，以功拜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轻车将军、都督东西二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高宗即位，征欧阳纥入朝，纥疑惧，乃举兵来攻衡州，道戢与战，却之。及都督章昭达率兵讨纥，以道戢为步军都督，由间道断纥之后。纥平，除左卫将军。(50)《陈书》卷二二《钱道戢传》。

从以上材料来看，欧阳纥起兵前后经过比较清楚，但《陈书》卷二六《徐陵传附子徐俭传》又提到：“太建初，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反，高宗令俭持节喻旨”，被欧阳纥拒绝并扣押，“置俭于孤园寺，遣人守卫，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于是遣俭从间道驰还。高宗乃命章昭达率众讨纥，仍以俭悉其形势，勑俭监昭达军。”(51)《陈书》卷二六《徐陵传附子徐俭传》。则从欧阳纥反到朝廷下诏征讨，中间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缓冲，其起兵时间要早于太建元年十月。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光大二年(568)十一月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慈训太后令》就已经提到过陈废帝“又别勑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记在华皎事之后，张安国事等之前。难道是欧阳纥在光大年间和太建元年先后两次起兵？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其一，《欧阳纥传》和《钱道戢传》都只记载了一次欧阳纥攻打衡州的举动。其二，如果欧阳纥在光大年间已经以忠于陈废帝的姿态出过兵，那么陈顼不可能仅仅是颇疑之，更不可能还要派徐俭前往宣旨安抚。由此也可以看出，《慈训太后令》中“又别勑欧阳纥等攻逼衡州”是强加给陈废帝的罪名。

此外，在明知道欧阳纥已经起兵的情况下，陈顼还在太建元年正月丁酉任命“护军将军沈恪为(镇)【安】南将军、广州刺史”，(52)《陈书》卷五《宣帝纪》。“安南将军”原文作“镇南将军”，按，同卷太建二年六月戊申，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沈恪方进号镇南将军，则此应改为“安南将军”。并且是按照正常状态下的职位交接模式前往，而不是像之前华皎起兵时派吴明彻明为交接、实欲率军袭取，导致沈恪因为“前刺史欧阳纥举兵拒险”而“不得进”。这说明陈顼对于徐俭前往喻旨一事还抱有希望，一开始并不想以战争形式解决。

经过梳理，欧阳纥起兵时间之所以产生疑问，其原因与矫诏事件的相关记载是类似的，出现了把光大年间的征召、起兵和太建元年的安抚、征讨混淆的错误。欧阳纥起兵的前后时间顺序应为：光大二年陈顼征欧阳纥入为左卫将军，欧阳纥拒绝并起兵攻打衡州，衡州刺史钱道戢将其击退同时上报朝廷，陈顼在该年十一月的《慈训太后令》中将此事作为陈废帝的罪名之一。陈顼此时还不想以战争形式了结，于是在太建元年正月即位后立即遣徐俭前往广州宣告旨意，同时任命沈恪为广州刺史，但再次被欧阳纥拒绝，徐俭被扣押，沈恪也不得南进。徐俭在被关押数月之后，成功说服欧阳纥将其释放，于太建元年十月回到建康，将实情告知陈顼。在确定欧阳纥坚决不从的态度后，然后陈顼才正式宣布欧阳纥举兵反，并于十月辛未诏令章昭达率众讨伐。

(二) 对矫诏事件及相关人物的重新定性

在陈顼翦除异己的过程中，废帝王皇后之父侍中、金紫光禄大夫王固以外戚身份，“妳媪恒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情败露后，“比党皆诛”，王固因为“本无兵权，且居处清素”得以免死，但被免官禁锢。顾越在华皎起兵时请假东还，也被以企图“扇动蕃镇”的罪名免官。(56)《南史》卷二三《王彧传附王固传》、卷七一《顾越传》。说话漂亮的孔奂则从始至终都在自保，对保住陈废帝的皇位而言没发挥过任何作用。而原来在文帝时期与陈顼对抗过的徐陵彻底倒戈，陈顼“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57)《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君臣关系已经无可挽回，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想再回到最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从光大二年正月开始，陈顼正式将篡位提上日程，“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58)《陈书》卷四《废帝纪》；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九《陈上·废皇帝》。五月，陈顼又效仿陈武帝篡梁之前就曾玩过的献玉玺故事，到十一月甲寅，陈顼正式拉出太皇太后，以其令废皇帝陈伯宗为临海王，同时废始兴王陈伯茂为温麻侯，并派人装作盗贼在路上将陈伯茂杀于车中。(59)《陈书》卷四《废帝纪》；《南史》卷六五《始兴王伯茂传》。此后皇位在形式上空缺了一个多月，陈顼一直等到第二年正月甲午才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太建，并通过一系列升职来笼络官员和安抚文帝其余诸子。陈废帝本人在退位后不到一年半就于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年仅十余岁，(60)《陈书》卷五《宣帝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果良死乎？”意指陈顼所使也。至此陈朝中期政局的变动告一段落。

对于发动矫诏事件的刘师知、到仲举等人，历代的评价都是以正面为主。姚思廉在《陈书》“史臣曰”评价称：“刘师知博涉多通，而暗于机变，虽欲存乎节义，终陷极刑。”“仲举、子高亦无爽于臣节者。”(61)《陈书》卷一六《刘师知传》、卷二〇《到仲举韩子高传》。李延寿在《南史》“论曰”评价刘师知称：“晚遇诛夷，非其过也。”(62)《南史》卷六八《刘师知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称：“刘师知之事，大类杨愔。”(63)《资治通鉴》卷一七〇《陈纪四·光大元年》。都是将矫诏集团诸人与陈废帝忠臣对等起来，认为他们都是因为忠于陈文帝、忠于陈废帝，因此被后来篡逆的陈顼加害。王夫之评价称：“刘师知、到仲举奉诏辅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衔口敕入相府，麾王使退，内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与群臣谋，而不虑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为者，身为托孤大臣，谋君国之安危而漫同儿戏。”(6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八《临海王》，中华书局1975年版。乃是就刘、到等人的能力而言，其本质仍是认同他们为陈废帝的忠臣。

然而从矫诏事件的前后过程看，这样的评价恐怕有失其实。《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云：“时高宗与仆射到仲举、舍人刘师知等并受遗辅政，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而高宗为扬州刺史，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见高宗权重，阴忌之。”(65)《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尤其“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和“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二句，说明尚书省事务被陈顼及其亲信全面掌管后，导致刘师知对陈顼权重感到不满，同时到仲举在尚书仆射位置上的权力因此被架空，使其更多只能以侍中的身份出入禁中参与决策，最终与刘师知合谋。矫诏事件爆发的时候，群臣中所谓“朝望有归”的情绪应该理解为支持陈顼辅政，这是基于天嘉中期以来文帝所赐的，包括沈太后和皇帝此时都对其信任有加。支持陈顼辅政还没有转移为支持陈顼篡位，两者此时还不能等同而论。从过程看，矫诏事件是刘师知、到仲举等人背着太后和皇帝的擅自行动，陈顼对此事完全是被动应战，如果不是遇到毛喜的干预，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如刘、到等人所愿。刘师知、到仲举等人纯粹是因为自身的权力被削弱，而弃太后、皇帝于不顾。也正因为没有太后和皇帝的支持，才会在面对陈顼的反击时一击即溃。对皇帝自身而言，矫诏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刘、到等人鲁莽的举动，导致陈顼不得不加以反击，反而间接推动陈顼走向了以诛除异己为开端的篡位之路，最终君臣关系破裂、皇位易主。因此无论是从其行为本身还是该行为造成的结果来看，刘师知、到仲举等人及其发动的矫诏事件都不应得到正面评价。

韩子高因自身权重而不安，欲自损而不得，最终选择接受与到仲举父子合谋，其情虽可悯，但系自保而已，与忠何关？同样的，关于华皎、欧阳纥二人的先后起兵，虽然《慈训太后令》中称“于是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叶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黟、歙。又别勑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将引起战乱的罪名扣到陈废帝身上。但二人的起兵真的是受陈废帝指示吗？《华皎传》和《欧阳纥传》都丝毫没有与陈废帝联系的内容，纵观两次起兵过程，二人也从始至终都没有打出过拥护皇帝或“清君侧”一类的旗号，华皎更是投靠西梁及其背后的北周政权，引敌入寇。由此而看，华皎、欧阳纥的起兵也都是因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而采取的自保行动，《慈训太后令》乃将其作为罪名强加给废帝。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不能把对抗陈顼与忠于废帝简单划等号。

至于孔奂、徐陵等人无所作为、甚至倒戈相向则无足深怪，这些人本就是随势而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孔奂及其获称“古之遗直”的那段回答大加批判，认为是谄媚奸谀、首鼠两端的典型，未免对孔奂寄望过高。(66)《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天康元年》。最后再看历来以反面形象示人的陈顼，从其在矫诏事件爆发时的反应和后续处理来看，诛杀刘师知等人实际带有自卫反击性质。然后篡心渐启，层层冲突，君臣反目，其势已然。陈顼虽不欲篡立，其可得乎！而且文帝诸子中除陈伯宗及其同母弟陈伯茂外，其余都得到了善待和重用，共同维系政权直至亡国。单就此而言，与南朝时期以类似身份篡位却大肆屠戮宗室的宋明帝、齐明帝相比，陈顼尚可谓仁。

四、 结语

陈文帝中期皇室力量微弱，文帝诸子皆年幼，安成王陈顼是皇室中除文帝外惟一的成年男性。由于这种结构性矛盾，文帝大力扶植陈顼，导致陈顼势力与太子势力严重不对等，成为天嘉中后期朝局的最大隐患。陈文帝从来没有真正打算更换皇位继承人，但既想保证太子顺利即位，又不想以牺牲陈顼为代价，只能寄望于群臣的忠贞，于是出现了“吾欲遵太伯之事”“近则晋成，远隆殷法”的对话。这场对话是文帝藉以获得心安的途径，因此即使对话沦为互相试探，文帝也乐于接受表面的虚饰，并由此彻底确立了构建以陈顼作为首辅的顾命结构的信任基础。

关于矫诏事件和欧阳纥起兵等相关事件的记载，史料中出现了将前后时间相混淆的错误，经考证，矫诏事件爆发、韩子高被处死、欧阳纥起兵、征讨欧阳纥四件事均在不同年。矫诏事件的爆发及刘师知被处死在天康元年五月丁酉之前，到仲举、韩子高被处死则是光大元年三月的事情，欧阳纥起兵时间在光大二年十一月之前，徐俭前往宣旨是在太建元年正月，朝廷正式宣布欧阳纥谋反并出兵征讨则已是太建元年十月的事了。

刘师知、到仲举等人企图打击陈顼主要是因自身权势被削弱，但陈顼的首辅地位是文帝确立的并为继任者所认可，因此在陈顼没有异常举动、君臣关系尚属和睦的时间背景下，这种企图得不到陈废帝和沈太后的支持，进而悍然背着擅自策划矫诏。矫诏事件引导陈顼加速走上以翦除异己为主要途径的篡位之路，使所谓“朝野有望”完成了从支持陈顼辅政转移为支持陈顼篡位的蜕变，因此该事件及刘师知、到仲举等发动人都不应得到正面评价。同样的，《慈训太后令》所列的许多罪名都是事后附会，真正受陈废帝、沈太后直接策划或指挥的行动并不多。韩子高、华皎、欧阳纥等人“谋反”主要都是出于自保，在评价这些人物及其行径时，也不能把对抗陈顼与忠于陈废帝简单划等号。

正史列传向来以记载事迹为要，在时间的精确度上则不那么可靠，这一类史料在记载事件前后时间顺序或涉及具体时间上往往有所差误，尤其是关于前后时间连绵较长的事件，部分史料会出现把时间混记、倒记的错误。在以《陈书》为代表的陈史相关史籍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问题在缺乏帝纪明确时间记载的情况下会被无限放大，导致很多史实不明，研究起来十分头疼，矫诏事件以及欧阳纥起兵相关时间的疑窦都是由此引起。这类史料若不加以考辨而轻用，会导致结论完全偏差，尤需史学研究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