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敏，张大均

1.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2. 西南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Werbel[1]在其著名的职业发展理论中指出，职业选择是个体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承载着自我价值实现的核心方式．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价值理念、 认知模式以及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积极探索并选择契合自己能力和性格的职业，规划自己的职业前景，并形成一个稳定的目标是其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所谓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根据对自我的内在认知以及外在的社会需求，通过对自我以及社会环境的积极探索，明确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并做出职业生涯规划，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2]．有效且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有助于个体进一步清晰自己的职业定位，并能够显著预测其在职业生涯中的工作满意度[3]．因此，深入探讨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形成以及发展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

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形成与发展受其自身以及家庭两方面因素的影响[4-5]，研究者们已经将家庭因素细分为结构以及过程2个变量维度，前者衡量家庭的客观属性，如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水平等，后者描述家庭成员之间在心理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其中作为父母影响其子女的重要变量，父母教养行为在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中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父母教养行为描述了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其采取的教养态度或行为的集合，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6]．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行为对个体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影响模式[7-9]．研究者们依照不同的测量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对父母教养行为进行分类，发现父母积极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子女职业生涯探索在频率和广度上的提升[7]； 反之，当父母采取忽视或惩罚型的教养方式时，则会降低子女的职业探索水平以及入职后的职业满意度[7，10].

虽然现有研究已证实父母教养行为对个体职业探索的影响，但父母教养行为影响职业探索的机制尚不明确．曲可佳等[8]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父母教养行为影响大学生职业探索的中介模型，发现父母教养行为能够通过影响大学生的自主性，进而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然而职业探索受个体多个方面心理变量的影响[11-13]，一些心理变量，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职业探索以及父母教养行为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实现职业决策相关行为目标所需要的能力的信念或判断[14]，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一系列行为[15]．有研究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16]，并能够通过影响职业生涯规划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力表现[17]； Gushue等[18]也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职业自我概念分化程度就越高，参与职业探索活动更加积极．不仅如此，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职业同伴支持以及主动性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均扮演着中介的作用[19-20]．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其职业生涯探索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家庭教养方式存在紧密的联系．张百艺[21]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既能够直接影响高中生的未来职业规划，也可以通过提升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接施加这一影响； Lease等[22]的研究则显示，威权型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作用．鉴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个体职业行为中的调控作用[23]，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而间接影响其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核心假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介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大样本数据，建立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模型，以考察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机制．为评估间接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同时建立了与之竞争的直接效应模型(图1)．此外，鉴于不同性质的父母教养行为可能以相反的方式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发展[24-25]，本研究在当前的研究中分别将消极或积极的父母教养行为因子作为独立的预测变量，以此揭示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的作用机制.

图1 直接效应模型以及间接效应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河南理工大学、 郑州工商学院、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河南省5所高校2 13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2 13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 103份，有效率为98.7%．有效问卷中，男生1 305人，女生798人； 所有有效测试者平均年龄为20.3岁，标准差为1.61，范围为18～24岁； 城镇学生564人，农村学生1 539人； 独生子女214人，非独生子女1 889人； 文科专业457人，理工科专业1 646人； 学生干部84人，非学生干部2 019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教养行为

父母教养行为问卷采用蒋奖等[26]修订后的S-EMBU-C量表，该量表包括拒绝、 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3个维度，分为父亲教养行为和母亲教养行为2个部分，共21道题，采取4点计分．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82，0.80.

1.2.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由彭永新等[27]修订．该量表共分为5个维度，分别是：① 自我评价．即个体对职业决策过程中自我效能的一般评估； ② 收集信息．即个体在完成职业决策过程中对收集相关信息方面效能上的评估； ③ 选择目标．即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选择目标效能的自我评估； ④ 制定规划．即个体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制定计划方面效能上的自我评估； ⑤ 问题解决．即个体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的自我效能评估．量表共39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5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86，0.86，0.82，0.85.

1.2.3 职业生涯探索

职业生涯探索量表采用许存[28]的修订版，该量表包括4个维度，分别为：① 环境探索．即个体对职业相关环境的探索； ② 自我探索．即个体对自身适合何等职业的内在探索； ③ 目的探索．即对自己从事某项职业本身目标的探索； ④ 信息探索．即对特定职业所涉及的全部相关信息的探索，共18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很少”到“非常多”．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0.88，0.83，0.84.

1.3 数据收集与处理

以专业与年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由研究者担任．施测时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并在告知被试匿名以及测量数据仅作为科研用途的前提下进行．运用SPSS 23.0软件和AMOS 17.0软件进行数据的进一步处理与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测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29]，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产生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03%，其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2 结果与分析

2.1 父母教养行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父母教养行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父母拒绝与过度保护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的所有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 父母情感温暖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的所有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表1)．可见，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满足了进一步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表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M)、 标准差(SD)以及相关系数

2.2 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本研究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鉴于上述的相关分析结果，将父母教养行为分离为2个潜变量，即将父母拒绝以及过度保护合成为一个潜变量(消极教养行为)，将父母情感温暖合成为另一个潜变量(积极教养行为)； 职业生涯探索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在检验是否存在有中介变量的结构模型之前，本研究首先检验了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直接效应模型(M1)，并将其作为存在中介效应模型的竞争模型．M1的拟合指数为：χ2/df=5.21，RMSEA=0.08，GFI=0.97，NFI=0.97，IFI=0.98，CFI=0.98，模型拟合效果尚可； 其中消极教养行为能够负向预测职业生涯探索(β=-0.31，p<0.001)，积极教养行为能够正向预测职业生涯探索(β=0.33，p<0.001).

以模型M1为基础，在积极教养行为以及消极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之间的关系中加入中介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构成间接效应模型(M0)．对模型M0进行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1.91，RMSEA=0.04，GFI=0.98，NFI=0.98，IFI=0.99，CFI=0.99．参考模型拟合指数的临界值[30]，发现模型M0的拟合度优于模型M1．进一步的路径系数分析(图1)表明，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0.28，p<0.001；β职业生涯探索=-0.26，p<0.001)，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0.31，p<0.001；β职业生涯探索=0.27，p<0.001)，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探索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0，p<0.001)．上述结果表明，父母的积极或消极教养行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也可以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接作用于职业生涯探索.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分析进行检验．为此，本研究在原始数据(n=2 103)中采用重复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5 000个样本，根据Bootstrap样本的拟合模型，计算出中介作用的平均路径值以及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的积极或消极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95%CI父母积极教养行为-职业生涯探索=[0.004，0.053]； 95%CI父母消极教养行为-职业生涯探索=[0.002，0.043])．由图2可得，在模型M0中，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效应值为0.08，父母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效应值为0.09.

图2 中介作用模型图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不同性质的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积极或消极的父母教养行为能够以相反的模式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则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扮演着中介的作用，这对于揭示父母教养行为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提升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1 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积极或消极的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具有相反的预测作用：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父母的过度保护以及拒绝则会阻碍其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行为．以往研究支持这一结果．曲可佳等[31]的研究显示来自父母的支持以及信息分享能够为大学生带来“港湾效应”，有助于缓解大学生在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他们的另一项研究[8]也发现，父母教养行为的情感温暖和理解、 母亲监控与保护以及父亲监控因素能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 与之相反的是，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因子则起着负向预测的作用．于凤杰等[32]的研究则证实，父母的接纳及参与能正向预测个体当时及以后的职业探索行为，而严厉和监督则仅能正向预测当时的探索行为．因此，在个体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来自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主要是情感温暖)以及消极(主要是拒绝和过度保护)因素是重要的预测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家庭教育中一直推崇“严父慈母”的教养方式，“慈母”的内涵与本研究中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基本一致，但“严父”与Hargrove等[33]所说的权威型教养方式相似，而不是父亲的拒绝．父亲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在成年之后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活动，以及获得清晰而稳定的职业目标．父亲的拒绝则容易使孩子产生消极的社会退缩行为[34]，并且能够负向预测子女的职业决策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9，33].

3.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模型数据显示，父母教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还通过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接作用于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 同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也敏感于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与消极属性．其他研究者也得到相似的中介模式，具体来说，父母积极的教养行为所形成的心理接纳会促进子女在职业决策中的自我管理水平，进而使其能够更主动地进行职业生涯的探索[32]．此外，父母所表现出的温情与理解以及母亲细致的监控与保护能够通过影响大学生的自主性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探索行为，反之亦然[35]．以上研究证据为我们理解家庭生态环境对个体认知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就是说由父母教养行为所形成的家庭生态环境调控了个体的内在的认知控制机制，进而影响了其外在的行为模式[36]．综合这些研究可以认为，在个体进行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适当的父母教养行为是重要的家庭生态因素，其能够通过激发并调动个体的一些内在品质，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或自主性，间接影响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

3.3 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培养的启示

当前的研究结果提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不能割裂其与家庭之间的链接，学校方应积极检测学生所感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教养行为，并与消极教养行为学生的父母主动进行联系沟通，通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为这些学生量身定做其父母能够接受的教养行为优化方案．同时也可以通过学生这一纽带建立对父母教养行为的主动反馈机制，变被动接受父母消极的教养行为为主动引导父母采用温暖有益的教养行为.

鉴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社会以及个体本人应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其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心理层面上的支持．为此，学校方可以设计并添加相应的教学模块，培养并建立相关的师资人才库，将提升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教学一个必要的常规环节来把控．针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建立除常规教学以外的自我帮扶机制，完善相应的资料库及案例库，为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提供有价值的自我提升指导方案．在具体的实践中培育并提升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增强其职业规划与创业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从而为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原动力[37].

4 结 论

1)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如拒绝和过度保护，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负相关； 积极父母教养行为如父母情感温暖，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正相关；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探索存在显著正相关.

2)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方面，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影响中均发挥着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