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

走进恒河畔的乔拉桑科，这里，物质与精神碰撞出文明的火花，东西方文化交汇沉淀下丰厚的土壤。泰戈尔家族在这片沃土上经历了风雨，1861年5月7日，这个清晨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明显的与众不同。泰戈尔的父亲像往常一样在屋顶的凉台上做着瑜伽，沉思冥想。此时，仆人前来报喜，家中的第十四位小少爷诞生了。但这位印度“仙人”十分淡定，或许也没有任何多子女的家庭会对家中的第十四个孩子感到惊喜。伴随着朝阳的冉冉升起，望着东方的一片殷红，泰戈尔的父亲用义为“太阳”的“罗宾”作为孩子的乳名。谁也未曾想到，“罗宾”真的像太阳一样拥有着巨大的能量。而炽热的背后，却流淌着涓涓清流为他折射出五彩的光芒。泰戈尔漫长的人生历程似乎与女性有着许多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其文学创作中特别关注印度女性的命运，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说也常常是反映女性命运的，许多作品干脆直接以女主人公来命名，如《女乞丐》《小媳妇》《素芭》《莫哈玛娅》《姐姐》《女邻居》《海蒙蒂》《一个女人的信》《女隐士》等等。那些饱受歧视、惨遭蹂躏、被剥夺了尊严和生命的女性，在他的笔下却变成了“一种美景”和“娇艳欲滴的花朵”，变成了洗涤滋润心灵的清泉。

我们不禁发问，泰戈尔为何如此偏爱女性呢？

在人文精神的光辉下，伟大作家都喜欢表现女性，关注女性。我们熟知的大作家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川端康成等等无不如此。然而像泰戈尔这样偏爱女性的作家却不多见，尤其是在印度教中存在鄙视女性的文化语境下，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近代印度作家，在作品中如此偏爱女性就自然引起了热爱泰戈尔的读者和研究专家们的极大的兴趣，他对女性的偏爱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独特的经历

泰戈尔是这个大家庭的第十四个孩子，家里没有对第十四个孩子作出特别的安排。母亲夏勒达·黛维终日深居内室，多次生育和繁重的家庭事务让本就柔弱的她更无心对小罗宾多加关注，小罗宾获得的母爱自然就少得可怜。感情丰富的泰戈尔从小渴望母爱，这导致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格外关注女性、偏爱女性。按照心理分析学派“缺失与补偿”的理论，一个作家青少年生活记忆里面缺失的东西，创作时作家的潜意识会激生作家在作品里“自我补偿”的冲动，不论是拉康式的 “镜像认同”，还是弗洛伊德式的“恋母情结”，抑或是泰戈尔本人的“优哩婆湿的俯视”，母亲占据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是 “无法掩盖的欲望对象”，这个对象在泰戈尔的语境中，或许可以表述为“青春的梦幻”。

泰戈尔对于女性的深厚情谊，还在于他对五嫂的感情和怀念。1868年7月23日，泰戈尔家中喜气洋洋，年仅9岁的五嫂迦丹波利进门了。迦丹波利在泰戈尔少年丧母极为孤独和痛苦的情况下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成为诗人儿时的玩伴。在成长过程中，身份上作为泰戈尔的嫂子，迦丹波利又如清泉一般带给了罗宾母爱的滋润，弥补了他对于母爱的缺失，增加了他对于女性的关爱和理解。对泰戈尔更为重要的是，五嫂与他志同道合，也是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者，并且有着十分敏锐的判断力，他们经常共同怀揣着善良的心灵去感受艺术的魅力，这让泰戈尔惊喜地获得灵感的清泉和振奋的激情，异于男性视角所窥见的艺术世界。不幸的是，在诗人24岁时，他心中的神像突然坍塌了，五嫂突然离世，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这对于泰戈尔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的大地震，远远超出了母亲的死对他的震撼与打击。以至于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多次描述对于女性死亡的震撼画面，例如《女乞丐》《活着还是死了》等等。看起来，五嫂确实是对泰戈尔一生有巨大影响的女性，也是诗人终生难以忘怀的一位亲人。诗人对五嫂交织着尊敬、感激和爱恋的深厚情谊，这种终生的依恋和怀念是诗人后来文学创作特别偏爱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位重要的女性就是他“先结婚，后恋爱”的妻子。1883年泰戈尔在家里的要求下与默勒纳莉妮完婚。没有以浪漫的恋爱开始，却在日积月累中成就了一段甜蜜的婚姻。从最初被迫接受和不理解到相濡以沫、至死不渝，妻子在这段婚姻中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除了像印度传统妇女一样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外，泰戈尔的妻子还能身体力行支持丈夫的事业，曾经在泰戈尔的指导下登台演绎丈夫的剧本，对角色的理解十分透彻，这一点是泰戈尔都没有预料到的。她把丈夫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用她的真诚和爱意弥补了他们婚姻中最初的缺憾，赢得了泰戈尔的尊敬和深情。因此泰戈尔和妻子虽然没有以自由炽热的恋爱开始，却实实在在生活在幸福的婚姻中。这样温润如水的女性，不仅符合泰戈尔对印度女性的传统认知，而且，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泰戈尔也看到了传统女性在新旧交替世界中生发出来的活力。她们就像清泉一般，包容性极强，通过她们对家庭的照顾和对新生事物的容纳，体现出一种超出男子的温润之情，而这种清澈温润的情谊，不仅滋润了每个印度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印度“梵我一如”的文化传统。泰戈尔正是怀着对妻子的深深情谊，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诗篇。真挚的夫妻之情加深了泰戈尔对笔下女性的感情。在他塑造的众多理想女性中，都有他妻子的魅影，无疑于其中熔铸了他对妻子的深切怀恋。

如果说，以上都是直接影響泰戈尔对女性的认知与思考，那么从1890年到1900年，在西达莱长达十年的生活也对泰戈尔理解底层女性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期间泰戈尔饱览了秀丽旖旎的自然风光，有充裕的时间近距离接触孟加拉地区人民。他深入田间地头，进出农家，悉心观察了普通农民的乡村生活，耳闻目睹了他们艰辛的劳作以及在社会传统习俗和外国统治压抑下的艰难处境。泰戈尔开始真正了解人民的生活，也有机会感受到底层劳动女性的生活境遇。他非常同情女性多灾多难的命运，同时也看到了蕴藏在女性身上的美德与力量。泰戈尔的这段乡村生活经历给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邮局局长》则是其代表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来自城市的邮政局长在泰戈尔庄园楼上办公。他在与泰戈尔闲聊中，透露出对农村生活的厌倦。以此为灵感，泰戈尔创作了《邮政局长》：有一个名叫勒袒的女孩，孤独可怜地生活在一个疟疾流行的小村庄里。她纯洁如冰，清澈如水。城里来了一个邮政局长，勒袒在与他朝夕相处之下，对爱情的渴望开始萌芽。不仅悉心照料生病的邮政局长，而且对他百般顺从。后来邮局局长返城了，无情地抛弃了她。勒袒以泪洗面，无望地等待他的消息。泰戈尔用温情书写了对底层少女的人文关怀，笔下清淡的情感涓涓流出。这个故事和沈从文的《边城》有些“神似”，这也许就是大师之间的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吧。

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和婚姻制度是加在女性身上最为沉重的枷锁。泰戈尔作为社会改革家本来坚决反对“童婚制”，然而由于事业和家庭压力的原因，1901年，几经挣扎的泰戈尔还是将14岁的大女儿玛图莉莱达嫁给了不要陪嫁的纯正婆罗门大学生。时隔不到一个月，他年仅11岁的二女儿莱努卡又要出嫁了。她们都没有抗争过根深蒂固的印度传统。然而未等二女儿去夫家，她就一病不起，最后不幸去世。这位被父亲钟爱、颇有才气和灵性的女孩子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嫁女的经历，尤其是爱女的夭折，在诗人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正是由于自己嫁女的痛苦经历，也亲历了太多的传统“童婚制”的苦涩与不幸，他才会在文学创作中对女性形象倾注了那么多的情感，如《海蒙蒂》《河边的台阶》和著名的《莫哈玛娅》。这里面有同情，有辛酸，有无奈，也有诗人不可遏止的愤怒。

东西方文化融合沃土的培植

在印度文化中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对女性极为鄙视，一方面又一直存在着一种由母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以“女神崇拜” “尊敬女性”和“性力迷信”等传统内容的阴性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文学上，就形成了表现女性的传统。诸如拉萨特的《道德败坏的人》、如般吉姆的《毒树》《有儿女的寡妇》、普列姆昌德的《妮摩拉》、兴拉萨德的《骨骼》、耶谢巴尔的《一支香烟》等等。泰戈尔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阴性原则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中尤其偏爱女性的又一原因。同时，优渥的家庭环境给予泰戈尔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其早年就对西方文学多有涉猎。与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弥尔顿的人类的妻子、歌德的玛甘泪相似，泰戈尔笔下的女性也具有一种理想的美，她们大都美丽、纯洁、收敛、顺从并且无私。后来泰戈尔又多次出访各国，与各界名流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入交往。仅在1878—1925年间，他就两次到英国，三次去美国，并到了法国等其他国家，这些地方全都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故乡。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和女性解放思想对泰戈尔触动很大，使他视野开阔，得以冲破旧思想的藩篱，形成进步的女性观。

泰戈尔看到了女性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女性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她是生物界中输送生命并哺育生命的一种力量。”女性对于社会和谐的作用和影响在他看来不仅是巨大的，并且是不容忽視的。他认为：“女性的功能和土壤的那种被动功能不无相似，她不但帮助树木生长，而且把树木的生长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树木固然可以长高，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它的枝叶，但它一切深层关系的基础都潜藏在地下，固定在土壤中”。泰戈尔不仅强调社会和世界的和谐，还把女性看作是能够给世界带来和谐的一大福音，看作是“把世界运动引向真与美的和谐的韵律”。因此，泰戈尔极为重视女性，甚至把女性提高到可以神灵相通的神使的地位。他认为女性由于天性品质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成为平衡男性文明的力量，她们是连接人的本性与泛自然神的纽带，是神性的体现者。看来泰戈尔笔下的女性也是水做的骨肉。他还说是“上帝派遣女性来爱这个世界”，来引导世界走向真善美。正是由于对和谐与统一哲学理想的追求，由于对于女性价值、地位品格的独特认识，才导致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视女性，并在创作中赋予女性特殊的地位和特别的灵性。

独特的个人经历、东西文化融合的沃土培植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女性的魅力像清泉般流淌在泰戈尔炽热的生命中。在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中对女性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女性的话题也成了泰戈尔笔下道不尽、写不完的永恒题材。他塑造的 “东方女性”也成了世界文学画廊里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