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艾晓丹　郭玉红

余秀华以残疾农民的身份出场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诗人，其诗作为她“摇摇摆摆的人生中的拐杖”反而倒成了配角：她的诗歌因这身体的某种出场及出场姿态，而被称为“荡妇体”a，在一系列关于余秀华的评论和论争中，似乎她的残疾“身体”的本尊出场才是“文坛”主角。在余秀华的世界里，女人、农民、诗人，是她自认的三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的自认，是有顺序的——首先是女人，她说，她首先是个“女人”，这构成了她的自我指认，一种带“性别”的身体性指认。大众评论者指责她的诗：（1）“肮脏恶心”;（2）没文化，营养不良，“包括了标点、分行、空格”。“女人”的带着性别的诗，它是“肮脏”的吗？这是一个问题。“农民”的带着底层身份的诗，它就必然是“营养不良”的吗？这也是一个问题。

相比较于影视类视频艺术，文学，包括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纯文学），已经不是当代艺术的“红款”主流样式，纯文学创作更是如此。近年“爆红”的网络作家少之又少，而纯文学作家几乎没有，更不要说，余秀华是个诗人，诗歌是文学创作的小众领域，是一个在相对小且比较封闭的文化圈层内发生影响的创作样式。在这个小的文化圈层内，“让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容易的，“爆红”很难，社会化“爆红”更难，余秀华的爆红不是诗歌创作本身的爆红，而是余秀华诗歌创作作为一个“事件”的爆红。笔者认为这个“事件”背后包含了两个可讨论的方向：第一，“农民诗人”的作者身份问题，第二，“荡妇体”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教传统的反思问题，而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文论缺乏解释能力，中国写作学没有完成现代创意写作学转型的理论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