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结伴远行。他们是商量好的吗？一前一后，他们微笑着，安然而散淡，像是结伴散步，更像一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他们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上上下下“朝拜”他们的信众。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他们像峻石铸就的高山，我们的心是围着山转的水。他们走了，我们向他们挥挥手，以泪作酒，祝他们一路平安。

文化就像农民耕耘的土地，只有深耕细作，才会有收获。但是，他们有永远耕耘不完的大地，有永远收获不完的硕果。他们走了，留下一片无垠的文化原野，也把尚未开垦的未竟之业作为遗产留给我们——一群东方的文化孤儿！

季老晚年有恩于许多教育、文化单位和个人。由于他的善与真，他的支持、帮助和影响，使得一些教育和文化实体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起色和发展，使得某些个人得以“飞黄腾达”。我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就是其中一个教育单位，《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就是其中的文化“实体”。为此，学校的历届校长和书记，都感激在心，念念不忘季老给予我们的关怀和恩惠。

1993年，我校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由我具体操办，时任校长杨庆华教授问我准备请谁当顾问，我回答：“张岱年、任继愈、季老和萧乾。”（其实，我心目中还有钟敬文）为了请季老当顾问，我冒冒失失打电话，向李玉洁大姊说明拜访季老的因由，不会耽误季老太多时间，就一刻钟。从电话里，我听到季老对李玉洁说：过几天吧，下午，3点半以后。

6月中旬，我骑着自行车，独自摸到北大13公寓201室;怀着矛盾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轻轻敲门，那是一种怕自己要找的人听见而影响其休息又非得去敲的心态，轻轻叩响季老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