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婷 肖笛

摘 要：以土家族打溜子1曲牌的创作过程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时期打溜子“声音”与“乐谱”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探究艺人运用移位、引用、拼贴、重写等手法，探析当下打溜子曲牌创作的重组规律，阐明土家族打溜子曲牌的程式性与引文性特征，探讨其音乐生成过程在表演场域中“能指”意义的转换及应用。

关键词：土家族打溜子;互文性;曲牌;引文性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113 - 10

1967 年，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法國《批评》杂志上发表题为《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y），用以阐释和修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1]。此后，互文性理论被普遍运用于符号学、语言学、美学等众多人文学科之中，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互文性理论在音乐领域中的运用直至21世纪才逐渐走入人们视野，如美国Michael L.Klein著《西方艺术音乐的互文性》中对《第四交响曲》的解构性分析。在国内音乐领域则主要集中于音乐美学方面的探讨。本文借鉴互文性理论方法，将土家族打溜子曲牌作为文本研究对象，结合表演民族志理论视角，分析曲牌创作过程中各文本间的引文性与转换生成，探讨当下打溜子曲牌创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导致的“能指”意义的转型发展。

一、“互文性”在音乐领域中的应用

在探讨互文性与音乐研究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何为互文性”？早在克氏之前，苏联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就已经涉及了互文性观点的雏形。……